客家为什么这样红？

——简析客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上)

□邱甫田

“客家是中国民族史、战争史、移民史的产物”。从唐末到元初，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许许多多“中原”汉人或直接或间接南迁到闽粤赣边山区开疆拓土、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融合当地原住民和少数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一支汉族民系——客家，并形成了独特的客家优秀文化。文化涵养品格、遭遇塑造性格。进入崇山峻岭闽粤赣边的客家人对家国的情感特别深沉，形成了扎根山林、耕读传家的内敛本份，为图存发展，又不失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特性。在上千年的客家形成、发展、播迁史上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明和客家精神；在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中，客家人更是光芒万丈、红星闪耀。

　　一、千年客家，光照千秋

客家人分布在全球，约1亿人。可见客家人在全球分布之广，客家人生命力之顽强。

回望千年历史，客家名人繁星闪耀，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天祥、蔡蒙吉、袁崇焕；李光地、李威光；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洪仁轩、李秀成、陈玉成：刘光第、陈宝箴、黄遵宪；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邹鲁、姚雨平、邓铿、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锴……

现代中国革命史中，“红色”客家精英更是灿若星辰：朱德、叶剑英、叶挺、胡耀邦、陈丕显、郭沫若、张鼎丞、项南、杨成武、刘亚楼、萧华、陈奇涵、赖传珠、刘忠、罗舜初、袁子钦、傅连暲、张南生……据统计，1955-1965年授衔的解放军将军中，客家人少将以上有203人，其中元帅2名，上将5名，中将13名。

而播迁到世界各地的客家名人也是分外璀璨：丘逢甲、李光耀、李显龙、他信、英拉；胡文虎、胡子春、胡泰兴、罗芳伯、张弼士、李嘉诚……

如果说，近代史以前的客家人因战乱、天灾、饥荒而不得不南迁流浪、为生存走进山林，是一部委曲求全的流浪苦难史。在近现代史上，客家人却如划破漆黑夜空的巨星和高光，书写的是一部气吞山河的史诗。梳理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责任竟然都落在了客家人的肩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三大革命”无不是客家人站在时代的潮头，在惊涛骇浪中无畏前行。

客家学大师罗香林指出：“太平建国，即无疑为客家举行了冠礼。”客家学者谭元亨认为，“此时的客家民系已经处在英气勃发的少年时代，客家作为汉族的新生力量，从历史的舞台上崛起，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尤其是领导人，几乎都是客家人：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洪仁轩、李秀成、陈玉成……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

由于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客家人的崛起与抗争，无疑向全世界画出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戊戌变法成为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政治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也为世界所认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客家人”刘光第、陈宝箴、黄遵宪也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主力干将，在这场变法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光第，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祖籍武平。光绪九年（1883）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受封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为光绪和康梁变法兢兢业业出谋划策，是戊戌变法中的核心成员。政变发生后，他不怕牺牲，帮助康梁出逃，自己不幸被捕，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陈宝箴，江西修水桃里人，祖籍上杭中都，他的曾祖陈腾远于雍正十三年（1730）迁到修水。经过三四代的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义宁陈氏”家族。陈宝箴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与晚清名臣、近代洋务派领袖郭嵩焘、张之洞等往来密切。1895年秋任湖南巡抚，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先后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作为巡抚，陈宝箴是地方实权派真正实行变法的人。同时积极为朝廷保荐刘光第、杨锐为光绪所用，支持谭嗣同办报倡导湖南新政，延请重用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共同推行新政。

值得一提的是，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1859-1937），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是近代诗文名家，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人物，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梁启超称陈三立是新政的幕后主持者。他与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受张之洞器重。

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等原因，戊戌变法终于失败。然而失败的变革运动，必将带来新的革命——辛亥革命。而新的革命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再一次落在客家人身上——孙中山等。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的故乡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很多人特别是客家人对太平天国十分敬佩。孙中山从小敬仰洪秀全，并且以洪秀全的继承人自居。孙中山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与太平天国政治纲领之间有着承接关系。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联合在日本的进步华人，成立了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后，在孙中山的策划、领导下，同盟会在国内开展了此起彼伏的各种起义、运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而追随孙中山的政治精英，客家人占据了将近一半，包括廖仲恺、胡汉民、邹鲁、姚雨平、邓铿、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错、张发奎、叶挺等。

　　二、客家精神，民系血脉

谭元亨教授认为，从太平天国到人民共和国，从空想到现实，一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最为迷惘，也是最为清醒、最为悲壮的时期。客家民系在近代中国的崛起，改写了一部东方世界的历史，客家人参与了重构整个东方世界。

为什么客家人具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呢？应该说，这与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遭遇和锻造出的“个性”息息相关，与他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客家精神”密不可分。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原会长、福建客家研究院原院长林开钦先生认为，客家人具有“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爱国爱乡”的精神。为了论述的方便，本部分对客家人的“精神”“个性”进行简要阐述，以试证客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

作为一支与其他民系有显著区别的客家人，具有以下显著的特征：

（1)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除了受传统中华文化的教育影响，由于客家人在千年的迁徙流浪和求生存、图发展的苦难历程中，更加体会到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此造就了客家人“爱国爱乡”的深厚感情。“客家人深知国家富强才有幸福，国受侵略将民不聊生。因此每当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际，客家人总是挺身而出，英勇地爱国卫国反侵略。”最早的客家精英代表文天祥、蔡蒙吉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元兵入侵时，他们毁家纾难，起兵抗元。

文天祥，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他是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状元，因直言斥责宦官和权相而数度沉浮，在三十七岁时辞官致仕。德佑元年（1275），元军南下攻宋，宋廷诏令天下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他的朋友劝他说：“现在元军攻破京城，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有什么差别？”文天祥说：“国家有难，征集天下兵马勤王，如果没有人愿意入卫京师，这是国家的耻辱。所以即使自己不自量力，以身殉国，也在所不惜。”

不久，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奉命与元军议和被拘留，于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后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赴南剑州聚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终因势单力孤败退广东，次年在五坡岭被俘。元军威逼利诱，他誓死不屈。1283年1月，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在北解大都过零丁洋时，文天祥书写《过零丁洋》一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蔡蒙吉，广东省梅州松源镇人，于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应童子科，考取进士，时年十二。蔡蒙吉有梅州五个“第一”的美称，即神童第一，三代进士第一，忠义第一，乡贤第一，诗古第一。

蔡蒙吉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为进士，故有“一门三进士”之称。说他的“忠义”第一，也是说他率兵抗元。元兵南下时，梅州知州汤执中任命他为梅州签书事义兵统督。为加强军备，他捐出薪俸与家产充实军饷。景炎元年（1276），元兵攻陷梅州，州官降敌，蔡蒙吉坚持抵抗，统率义军与之激战，守城半月终因援绝而兵败被俘。元将施尽酷刑迫其投降，蒙吉坚决拒绝：“吾只知尽忠报国，岂肯从人奴而苟生？”后被杀害，年仅32岁。据说，文天祥听说了他的事迹后，为他建祠，并书写“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于祠堂正厅两边表达敬佩之情。从此客家地区许多姓氏的祠堂都拓此四字书写于祠堂，成为客家人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

没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没有勇于担当国家命运之重担的魄力，就不会有客家民系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矗立潮头。客家民系的产生与国家多灾多难紧密相关。因此，谭元亨认为，客家人“爱国传统浸润到了客家民系的血脉当中”。

（2）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安土重迁是农耕文明的传统，但是客家先民或迫于战乱，或苦于天灾，或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安居的中原故土。为寻找理想的栖息之所，他们没有停下脚步，不断迁徙。经过岁月的磨炼，“开拓进取”成为客家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今天客家人能广泛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闽粤黄氏开基祖黄峭公的故事。

黄峭（872-953），字峭山，后裔尊称为峭公或峭山公，五代时迁到南平邵武平和里，闽粤黄氏大多为其后裔。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初二，年已八十高龄的峭山公，将21房子孙召集齐全，然后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将黄家数百年所积累的祖产一并均分为21份，各分领一份。要求除官、吴、郑三位夫人各留长子一房奉养老母以外，其余18房子孙，随即离开家乡，到他乡另立基业。并赋诗一首送别：

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立纲常。

年深他境尤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惟念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这首诗是黄氏的认宗诗，也叫“外八句”。据说，不管天涯海角，凡黄氏裔孙只要能记诵这八句的都是峭公后裔，都是“亲人”。其实。这首诗的意义除了“认祖认亲”外，更大的价值和含义在于一改传统的“安土”思想，教育后代要“年深他境尤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即要勇于开拓进取，敢于往外发展。

客家先祖是充满智慧的，除黄氏外，其他姓氏也有教育后裔“开拓进取”的好办法。比如李氏大宗祠“蜘蛛结网”、李火德墓“螃蟹游湖”、廖花墓“田鸡浮塘”等风水传说，其实都是客家先祖对后辈勇闯天下的鼓励。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不管是崇山峻岭，还是天涯海角，只要有合适的地方，客家人就可以去闯，披荆斩棘，甚至漂洋过海。

早在明代，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漳平的客家后裔、伟大航海家王景弘与郑和同为正使七下西洋，访遍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海上丝绸之路，为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客家人来说，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图谋发展是一个很熟悉和平常的事。客家人俗称“下南洋”，也叫“过蕃”。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则称“蕃客”。“下南洋”与北方汉人“闯关东”“走西口”一样，带着深深的时代辛酸，谋图生存，背井离乡。从明末清初起，许多客家人沿着汀江、梅江、韩江，先到大埔松口，再搭乘电轮至汕头，然后转乘大轮船到南洋各国。松口因此成了客家人下南洋挥泪相别的第一站。

清乾隆年间，永定人胡泰兴赴马来西亚种植胡椒，拥有大量胡椒种植园，后来又开设大商行，逐渐扩大经营，成为槟榔屿第一位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后人为纪念他开发槟城的功绩，把槟城闹市区一条繁华的马路命名为“泰兴路”。1858年，广东大埔县人张弼士只身奔赴印尼雅加达做苦工起家，在随后的30多年间，他经营的行业几乎涉及矿产、银行、房地产、航运、药业等，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王国，成为当时华人世界无可匹敌的富翁。还有罗芳伯、叶亚莱、胡文虎、胡子春等都是客家人“下南洋”的杰出代表。而清初到台湾开垦的客家垦首胡焯猷、黄南球、范姜殿高等开发台湾的故事，既是客家人勇于开拓的见证，更是台湾是祖国神圣领土的历史见证。

以上所述即为林开钦先生所述的四种客家精神之二。由于篇幅所限和文章主题的关系，客家人“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的精神在本文略过。除此之外，客家人也有鲜明的“个性”，这些个性与客家人的革命性密不可分。（未完待续）

（作者系客家族语博物馆负责人，上杭县客家联谊会副会长。本文摘自2021年11月《客家祖地与中国革命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