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暂停了工作，有些课题被迫终止。

历史上，伽利略也曾经历过数次瘟疫，但他始终坚持科研，甚至在疫情期还出版了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伽利略的经历或许能给现代科学家一些启示，教会我们在疫情期要如何坚持科研工作。

过去的几个月，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疫情当前，人们必须适应新的工作方式，而科学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当我们回顾历史上那些在瘟疫期间做出的重大科学发现时，不得不提到艾萨克·牛顿，他曾一次次地作为榜样供世人传颂。

1666年，牛顿度过了他的“奇迹之年”。当时，他正在英国的乡下躲避瘟疫，也就是这一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构思了牛顿光学并创立了微积分。不过，像牛顿这样保持独立和沉浸式的研究，仅仅是疫情期间继续科学研究的方式之一，并且大部分人难以沿用这种方法。而在天文、数学、物理等领域都有造诣的伽利略·伽利雷，曾首次将望远镜引入科学研究，并为研究物体的运动奠定了基础。他在疫情期间对待科学研究的方式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示。事实上，伽利略一生中最动荡和广为人知的时光，就发生在瘟疫流行的1630-1633年间。

1564年，伽利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而当伽利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1575-1577年），意大利正流行着瘟疫，这场瘟疫席卷了意大利北部，仅仅在威尼斯，就导致了5万人丧生——在当年，这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3。伽利略的研究生涯起始于意大利比萨大学医学院，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瘟疫的知识。尽管不久后，伽利略没有按照父亲的希望继续从事医学研究，转而研究数学和天文学，但他从未停止学习和探讨和瘟疫有关的知识。

1592年，伽利略已经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担任要职。不久后的1610年，他便发表了《星际使者》。这部论著不长，但记录了他通过望远镜获得的一些发现，例如：透过望远镜，能观测到许多从未见到的恒星，月球上拔地而起的山脉，以及一颗新的“美第其星”正环绕着木星运动。同年，伽利略的朋友奥塔维奥·布伦佐尼寄来一份刚刚发表的论文副本，其主题恰好与瘟疫有关。这篇论文回顾了过去的瘟疫事件，并推测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发现，与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不无关联。

伽利略的信件经常提及1630年在托斯卡纳暴发的瘟疫。瘟疫期间，伽利略的儿子温琴佐曾将他的儿子丢给伽利略，逃到普拉托城外的一个小镇上躲避瘟疫。温琴佐在给伽利略的回复中解释了自己的行为：“首先声明，当我打算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单纯只是想活命，而不是为了游玩或者放松。”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起伽利略的门徒尼科洛·阿吉恩蒂的一则黑色幽默。尼科洛是比萨大学数学系教授，瘟疫来临时学校被迫关闭，他不得不搬回佛罗伦萨与父亲同住。重回父亲监护之下的他呐喊到：“我想好好生活……父亲守护着我的健康，却让我生不如死……或许他觉得，即便饿死也要比死于瘟疫强千百倍。”而我们如果回想起几个月前需要隔离的日子，就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伽利略的密友，数学家贝内德托·卡斯泰利的感受。他曾表示，1631年，他和伽利略在罗马的那段时间，好像有一千年那么长。

对伽利略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著作来说，瘟疫既是挑战也是机遇。1630年春天，伽利略正在罗马，当时他正打算将《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整理之后发表。按照程序，著作发表需要依托于伽利略所在的科学团体——意大利山猫学院进行印刷，并通过梵蒂冈的官方审查，才能而获得出版许可。

然而，夏天来临时，瘟疫却在佛罗伦萨流行起来。为此，伽利略不得不决定在罗马印刷《对话》，这使得原本简单的审查程序变得异常复杂——这时，该著作一部分的出版审查工作需要在罗马进行；另外的一些章节的审查，包括最后的印刷，在征得罗马当局的勉强同意后，才能在佛罗伦萨进行。虽然程序变多了，但涉及两个城市、多重审核的复杂出版过程，却让伽利略有充足的时间来提炼优化他的论点，形成了比原版更有力论据来支持地动学说，这在正常审查程序下或许无法实现。

1632年2月，伽利略在佛罗伦萨最终完成了《对话》。通常情况下，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的邮件往来只需几天。但瘟疫时期，出于公共卫生考虑，当局对旅行和运输实施限制措施。结果，到了6月，只有两份《对话》的复印件送达罗马，直到7月才再次寄达6份。随着罗马收到《对话》的复印件增加，其内容和论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对话》的内容进入天主教精英的视野中时，教皇乌尔班八世和耶稣会教士对伽利略在瘟疫中的这些自由言论异常愤怒。一周之内，《对话》便成了禁书。162年9月，当局传唤伽利略，要求他前往罗马，接受宗教法庭的审判。这时，瘟疫逐步得到了控制，但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尽管瘟疫阻碍了邮件传送、著作发表以及传播，但这一点似乎也成了伽利略应对审判的优势。他上书表明自己是清白的，并申请将审判转移到伽利略的家乡佛罗伦萨进行。在伽利略给教皇侄子，红衣主教兼检察官弗朗西斯科·巴尔贝里尼的一封长信的末尾，伽利略写到“鉴于我的年龄、身体、精神上的不适，以及疫情导致的旅行延迟，我很难保证能够按时抵达法庭。”然而宗教法庭的回复非常坚决：伽利略必须前往罗马，否则法庭将逮捕他并押送到罗马。

1633年1月20日，伽利略开始了他的审判之旅。包括强制性隔离在内，行程总共历时3个多星期。最终，这场审判经过6个月才结束。期间，伽利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放弃了自己在接受审判之前的工作。随后伽利略被遣返，踏上了从罗马到锡耶纳的路程。回乡之后，伽利略一直住在佛罗伦萨郊外阿切特里的别墅里，在那里，他被软禁并度过了余下的9年。

见证过伽利略审判的人，可能关注的仅仅是他的想法；只有他的女儿玛丽亚·塞莱斯特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伽利略的身体情况。作为克拉雷安贫会女修道院的一位隐居修女，玛丽亚在修道院的后院为伽利略准备了食品和药品来预防瘟疫。早在1630年11月，玛丽亚就曾随信给伽利略寄了两种由药品和蜂蜜调制的糖丸，以此维持伽利略的身体健康。“其中一种没有标记的药丸主要由干无花果、坚果、粗米和盐混合蜂蜜调制而成。”她建议伽利略“每日取核桃大小的药丸，早饭前随希腊酒或者其他好酒吃下，这样可以预防瘟疫。”

第二种药物也以同样的方式服用，但玛丽亚提醒说，这种药物略有点苦。不过她告诉父亲，无论他想继续服用其中的哪一种，她都可以改善配方。在瘟疫流行且接受审判的这些时日，伽利略的故事也成就了一段佳话：尽管塞莱斯特只能在修道院内工作，她却从未放弃从身体、精神上来支持、爱护她心爱的父亲。

考虑到父亲的名声，塞莱斯特和伽利略家族的其他成员在伽利略的回程途中定期寄信，从而帮助他了解周边地区的瘟疫情况。信件内容覆盖流行病学传闻、新发感染人数以及康复或死亡病例情况。就这样，伽利略的家人在关注伽利略的回程时，同时也记录下了瘟疫流行的过程。在眼前的疫情中，当我们不得不和最亲爱的人分开时，我们也应当知道，伽利略的家人在那段类似的动荡时间内是如何远远地支持着他的。

在瘟疫横行的时候，伽利略的经历充分显示出在当年充满挑战的世界中，科学艰难发展的情景，比如新科学发现可能会冲击宗教信仰；数十年孤立和监禁的情况下难以实施国际科研计划；流行病大范围肆虐下生活艰辛。

在当下的新冠疫情期间，如果我们还在烦恼如何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我建议以伽利略为榜样，在疫情期间做好科学家的本职工作。而家人和朋友，干果蜂蜜与糖丸都成为了支持伽利略的坚强后盾。伽利略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疫情期间追求科学真理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要学会努力坚持下去，这一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