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





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演变：过程、动因与趋势

邓世平 王雪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摘 要：

课程是学校教育实践的核心，课程政策是教育规划落实的关键。文章首先通过深挖史料，纵向梳理了我国“外语+”课程政策演变的五个阶段，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外语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由组合到复合，再到局部融合，呈现逐步深入的态势。在此基础上运用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探讨了“外语+”政策演变的动因机制，发现各种宏观环境因素对于该政策影响较大。文章进而基于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文科”建设的要求预测了“外语+”课程政策的发展趋势，指出强化外语课程与其他各领域课程的跨学科深度融合，培养“一专多能”“一精多会”的新型外语人才，将是下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与目标，并从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方面做出了展望。

“外语+”;课程政策;新文科;外语教育史;

基金：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土著语言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编号：AFA180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邓世平，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规划。;王雪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战略与外语教育。

文献来源：邓世平,王雪梅.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演变：过程、动因与趋势[J].外语研究,2021,38(05):55-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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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文科背景下，深化教育内容改革、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培养符合新时代国家建设和对外交往需要的新型人才，已成为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外语学科而言，当前亟需对传统外语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战略创新，并具体落实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方面（姜智彬，王会花2019）。课程作为学校教育实践的“轴心”（钟启泉2003:3），是培养具有交叉学科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的新型外语人才的关键环节。为此，外语学科与外语专业已开始了新的“外语+”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修伟，田新笑2019）。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我国“外语+”课程政策演变的过程，剖析不同历史时期政策调整的动因，深入探究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新形势下外语专业找准课程建设方向、优化更新课程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01

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演变过程

基于前人文献，本文认为“外语+”课程政策，是指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以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跨学科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为目标，在开设外语专业时通过将外语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并置、复合或融合，设置交叉学科课程等方式，为学生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的一种政策(1)。回顾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演变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2)。

1.1 晚清时期：京师译学馆与“外语+”课程政策的萌芽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外语+”课程政策可追溯到清政府在1903年设立的京师译学馆(3)。译学馆的“外语+”课程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课程目标上，该馆以培养“交涉之才”与“各校教习”为宗旨，因此其课程既要涉及西方的文化文学，也要涵盖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与科学技术。其次，就课程内容而言，译学馆课程体系包括外语、普通学课程和专门学课程等三个部分，除外语技能学习与训练课程外（表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1993:170-171），外语专业学生在共计五年的学习时间内，兼修人伦道德、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体操等普通学课程，同时要学习政治、交涉学（主要是法学尤其是国际法类科目）、理财学（即经济类科目）、教育学等专门学课程（后三年）（璩鑫圭，唐良炎2007:435-436）。译学馆聘用具有专业背景的外籍教师用外语来讲授法律等专门课程，以提升学生的专门学素养。再次，在课程评估政策上，规定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与西学科目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学生毕业等级评定具有同样的影响，倡导中西并习与贯通，明确指出“本馆现定课程，于中国文学亦为注重”（同上），认为“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强调“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同上：499），用“外语+国文”的课程设置方案来保证合格人才的输出。以上课程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京师译学馆不仅完成了培养翻译和师资的既定目标，还培养了一批在法律、外交、教育等领域卓有成绩的人才（邱志红2011）。

1.2 民国时期：外国语专门学校与“外语+”课程政策的初步发展

清政府垮台后，京师译学馆随之停办。1912年10月，教育部发布《专门学校令》，12月公布《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正式宣布建设外国语专门学校，设立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五类专业，并具体规定了课程设置方案，“外语+”课程政策在民国时期的此类学校中得以保留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就课程结构而言，其课程体系由英语、国文、言语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法学通论、经济学、国际法以及世界语构成（潘懋元，刘海峰2007:629-630），基本延续了京师译学馆的特色：同时设有外语与国文课程；课程中既有历史、地理等基础通识课，也有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专门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还开始设置第二外国语课程。从课程目标来看，与京师译学馆不同，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外语专业致力于外国语专门人才培养，注重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并不具体设置语言技能类课程，以保证在有限学时内取得更佳的学习效果。

1942年成立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东方语专”）将“外语+”的课程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与之前的学校相比，其课程设置的体系性更强：在课程内容上，除外语和第二外语以外，该校的外语专业还设有一系列共同必修课程，包括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法学通论、语音学、公民、体育、国文、印度地理、印度史、南洋地理、东洋史、中南半岛史、东洋地理等。这种课程设置已经超越了京师译学馆通识教育课程（即普通学课程）的范畴，开始具备国别区域研究的雏形，在“外语+”课程政策的演进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结构安排上，针对外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东方语专还按照国际贸易、新闻、侨务和教育等四个方向进行分类培养（表2），通过提供完备的跨学科课程体系、设置更多专修课程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能力（付克1986:66），可谓是“一精多会”“一专多能”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的先声。其中专门设置的专题研究课，有助于学生实现外语知识与相关专业内容的深度融合。

1.3 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语+”课程政策的停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教育领域也全面向苏联学习，实行分科教学。从课程内容上看，一门外语实践课被分割成多门课程，各自为政，忽视语言能力的综合训练；就课程结构而言，一开始还能提供基本的文学概论、文学史、文学选读等课程，后来由于教育让位于政治活动，课时大幅减少，文学等课程被删得所剩无几，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教学，文化知识类课程不足（ibid.:131-133）。这一课程政策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都差强人意，其他学科素养则基本谈不上。此外，外语院系长期处于频繁调整之中，课程体系和教学效果的稳定性都比较差（常俊跃2018），缺少进行课程体系改革的条件。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外语教育陷于停滞，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外语教学虽然得到一定恢复，但受当时环境影响，教材编写和课程内容都以语言基础技能的夯实为旨要。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数年内，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主要致力于外语教育的恢复发展。以英语专业为例，教育部于1979年发布了《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综合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等三份文件，对课程及学时做出了详细规定。从这些政策文本中的课程设置来看（表3），当时的课程结构仍未跳出“语言技能+文学/翻译/语言学”的范围，其中必修课大多为语言技能类课程，选修课多为语言学及文学类课程，以及少量历史、地理方面的概论课程。总之，这一时期我国高校的“外语+”课程政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4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2年：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与“外语+”课程政策的复兴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形势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外语专业的培养方向和教学内容到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上海外国语大学率先试点培养复合型人才。1983年以后，该校增设了新闻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金融学、会计学、国际政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非语言类专业，为建立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学模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张雪梅，戴炜栋2010）。同时，该校通过创新外语专业课程体系，全面推行“人文专业+英语”“外语专业+英语”以及“英语专业+人文专业”等多种方式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戴炜栋2018）。之后，在试点的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院校开始推广“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由此开启了我国外语教育史上一次“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改革（胡文仲2008）。秉承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这一目标，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1998年发布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认为，“从根本上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这为当时的“外语+”课程改革铺平了道路。从课程结构来看，2000年教育部颁布《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将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三个类别，明确将跨学科的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列入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表4），开始了“外语+”课程政策在英语专业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表4中所列“外语+”课程涵盖外交、经贸、法律、管理、新闻、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课程门类丰富，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色，有利于拓展学生知识领域、形成复合型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实践证明，这种“外语+”课程设置符合国家、社会和市场的需要，其人才培养效果也得到社会的肯定（徐海铭2005）。

不过，这一课程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专业知识课程的学时少于跨学科课程，反映出模糊而又淡薄的专业意识，弱化了外语专业的学科属性，容易走向“外语工具论”，使专业学习变成职业培训（胡文仲2008；蓝仁哲2008；文秋芳2014）。进入新世纪，面对新挑战，许多高校开始酝酿新的课程政策。

1.5 2012年至今：“外语+”课程政策的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条件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秉承强化外语专业属性的目标，结合国家对外战略的发展需要，高等院校对“外语+”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开展了深入的改革实践，由单纯强调与其他学科进行课程组合，转而重视外语与相近专业的融合，以夯实专业基础。综合类院校中，北京大学的“外国语言+外国历史”组合模式一开始是为实践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但随着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成熟，逐渐成为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外语学科新方向的重要基础之一（宁琦2019）；吉林大学等高校也在推进“日语+”改革，添加日本研究课程，建构以国别和区域研究为核心的综合性课程体系（周异夫2018）；而上海交通大学通过构建融合型课程体系，发展语言病理学和语言智能，加强外语专业教育的科学性（胡开宝2018）。外语类院校也进行了相应改革，突出课程体系的人文性和融合性。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将“扩大学生人文视野，健全人文知识结构，培养人文情怀和思辨能力”作为办学理念，强调“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致力于培养国际视野宏阔、人文素养深厚、跨文化沟通和专业能力突出的卓越国际化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21），通过调整创新课程体系、开设大类课程、允许跨院系选（辅）修等方式，“打破专业、学科壁垒，以人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自觉，以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促进国别、区域研究意识，并始终以问题研究导向提升学生在某一领域的专精”（姜锋2017），强调课程交叉融合，切实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学科专业能力、话语能力（姜锋，李岩松2021）；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课程政策主要体现“人文教育、跨学科课程设置、融合式英语习得、跨文化能力培养和创造性学习”的理念，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国际型、通识型精英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21）。这一时期课程政策调整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最新颁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2020）中，国别与区域研究基础课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基础课程等进入外语专业课程的核心板块，而外语教育、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门用途外语等培养方向课程也可纳入必修范围。另外，《国标》和《指南》明确指出高等院校可以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自主设置培养方向课程，因而新的“外语+”课程体系呈现动态性与开放性。这些文件的颁布以及“一专多能”“一精多会”教育改革的启动，为高校外语课程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总体而言，新时代“外语+”课程政策有以下特点：第一，从课程目标来看，在前一阶段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基础上，更为重视外语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第二，就课程结构而言，逐渐形成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代表的外语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专业的核心属性逐渐被挖掘出来。第三，从具体课程内容来看，外语专业与相邻专业课程的融合性进一步增强，这些“相邻专业课程”指有助于构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增强全球素养的课程，主要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法律、国际经贸、国际传播、历史、社会、教育、文化等学科或专业领域。此外，一些院校的课程改革实践也表现出外语专业与自然科学（如医学等）逐步融合的可能性。

纵观我国高校“外语+”课程政策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该政策在实施范围、规模与影响等方面均呈现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从最初在京师译学馆一所学校中发端，到民国时期已经在全国五所外国语专门学校实施。尽管民国时期的公立高校、私立高校及教会大学仍偏重文学课程，但外国语专门学校作为一类高校，其“外语+”课程政策实践了新的办学理念，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外语+”课程政策更是在全国多数外语专业中全面铺开，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活力与效力。

从“外语+”课程的本质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京师译学馆和民国早期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课程体系由外语与数量有限的特定学科科目（基本局限在经济、法律、教育等三个领域）组合而成。到民国后期，东方语专的课程结构虽丰富了许多，增加了社会学、民族学、区域历史、区域地理、宗教史、新闻学等课程，但并未跳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改革启动后，“外语+”课程政策则体现为外语与管理、科技、文化、军事等更多领域学科课程的初步复合，外语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开始出现逐步打通的趋势，但融合程度相对不足。进入新时代以来，许多高校开始依托外语优势，整合外语与外国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相邻专业资源，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与相关课程建设，及至《国标》和《指南》颁布，外语跟与其关系紧密的其他学科间的跨学科融合这一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明确，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方向的课程都是基于外语学科与相邻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而建设的。

总之，虽然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外语+”课程政策经历了一段低潮期，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出发纵向梳理，这一政策总体上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其规模和影响呈增强之势，外语与其他学科课程的关系由组合到复合，再到局部融合，呈现逐步深入的态势（图1）。

02

我国“外语+”课程政策演变的动因分析

教育政策的变迁受制于政策环境，而社会环境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最为重要（袁振国2007:40）。具体到外语教育政策而言，其发展深受政治、经济、外交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Shohamy 2006:77；李娅玲2012），而正是这些社会环境因素（而非教学因素）决定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动（Shohamy 2006:90）。本文基于对上述因素的分析(4)，探讨我国“外语+”课程政策历时演变背后的深层动因机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外语+”课程政策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和展望。

2.1“外语+”课程政策萌芽的动因

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环境是我国“外语+”课程政策滥觞的主要原因。京师译学馆之所以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兼具外语和法律、经济或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正是因为当时清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紧迫任务：经济上，列强已经通过武力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经济形态被外力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通商口岸的开启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由此产生了对既会外语又懂经济型人才的需求；外交上，随着一系列战争的结束，条约谈判等外事外交活动中的交流与交锋需要相关人员能兼通外语与国际法；同时，在经济衰退、山河破碎的背景下，挽救危亡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学习西方教育理念，发展新式教育，精通外语，理解西方教育规律，避免“永远仰给外国教师”。综上，京师译学馆将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与外语教学并置，强调“不惟习外国语言文字，而在习外国语言文字以求外国之学术”（邱志红2011），正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正面回应。

2.2“外语+”课程政策初步发展的动因

民国初期，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宏观国际环境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因此京师译学馆的“外语+”课程政策作为一项传统，在外国语专门学校中得以保留，继续影响着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不过，在教育上，民国时期多学习欧美，不管是在公立高校、私立高校还是教会大学，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都表现出明显的人文性尤其是文学性。在这种情况下，“外语+”课程政策的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数量也逐渐减少。但是，民国中期以后国际环境以及中国抗战形势的变化给专门外国语学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东方语专应运而生。关于东方语专“外语+”课程政策得以发展的原因，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份报告中提供了相关信息：

“又南洋为我国国防之外线，亦为我国经济之外线，不但散布该处之侨民多，且像安南缅甸暹罗等地，向为我国藩属，现在敌人极力在作不利于我之破坏工作，此应急谋对策者。培植能操用南洋各族语文之人材，俾我抗战胜利以后，在南洋扶助侨胞，宣扬我三民主义，使世界逐渐进入大同……研究南洋诸语，实为我国国防上一重要工作……”（民国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1:61-63)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东方语专的课程体系呈现区域国别研究倾向，除了国防这一直接需求外，也出于实现经济交往、国际交流、团结侨胞等目的。不同目标的达成需要不同的课程组合。因此，东方语专形成了体现分类培养理念的特色化课程体系。

2.3“外语+”课程政策停滞的动因

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外语+”课程陷入停滞。从经济上看，国家百废待兴，恢复国内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好准备是当务之急；从外交和国际环境上看，其时我国采取向苏联靠拢的“一边倒”的政策，加之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有限，复合型外语人才更非迫切选项，翻译干部、外语师资和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才是当时高等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4）。后来，政治运动的开展不时对高等外语教育形成冲击，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因素对外语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外语课程建设缺乏稳定连贯的政策环境和足够的社会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对外交往不断增加，但社会环境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外语教育的恢复发展需要时间。当时，高等外语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秩序、调整语种规划，“以有力的应急措施，使外语教育跟上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同上：136-137），当时外语人才紧缺，市场对外语人才“饥不择食”（文秋芳2019），在这种供需关系的影响下，更深入的课程改革未能提上日程。

2.4“外语+”课程政策复兴的动因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与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国家经济结构与海外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人才需求，这是“外语+”课程政策复兴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外资企业及中外合资企业的蓬勃发展使社会对懂专业的外语人才的需求急速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我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也对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国家急需大批掌握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通晓国际规则、拥有较高外语水平的高端人才（文秋芳2019）。社会对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使得外语课程政策的变革成为必然，“外语+”课程政策得以回归。另外，“外语+”课程政策在复兴期的持续推行还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外语专业扩招，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外语人才的供需关系。面对扩招带来的“千校一面”和中低水平外语人才过剩的局面，复合型外语人才和“外语+”课程政策被视为提升外语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得以继续推行。总之，经济环境的改变是“外语+”课程政策复兴的直接原因，而教育形势的变化则在客观上维持了“外语+”课程政策的活力。

2.5“外语+”课程政策创新发展的动因

新时代“外语+”课程政策创新发展的动力本质上来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变。首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实施，中国工商界、知识界和决策者都希望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研究，从而更有效地维护我国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促进中外深度联通（任晓，孙志强2020）。在此背景下，作为深化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理解的中介，跨文化研究类和国别区域类课程在新时代真正受到了重视，成为“外语+”课程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次，新科技革命、新业态变革、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在对旧的外语人才体系形成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协同共享已经成为应对上述变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专门用途外语类课程作为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也逐渐受到重视，在《国标》中正式获得了培养方向课程的地位。

03

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发展趋势

以上通过历时考察，系统梳理了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动因。从政策本身的演进特点来看，外语课程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的联系和融合正逐步增强，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也初露端倪；从政策演变的动因来看，社会发展、宏观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国际环境是影响“外语+”课程政策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新时代、新经济、新业态深刻改变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宏观环境。互联网、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革命也对我国高校外语学科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学科格局和人才结构亟待改变，倡导跨学科融合的“新文科”建设已经提上日程。“外语+”课程政策已到了再次调整的关键点。如何实现多学科思维融合、产业技术与学科理论融合、跨专业能力融合、多学科项目实践融合已成为“外语+”课程政策在下一阶段亟待突破的课题。结合“外语+”课程政策演变的过程与特点，以及当前宏观环境的新要求，我们认为相关政策必须秉承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对接“一专多能”“一精多会”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致力于打造“新文科”，优化课程结构，深化课程内容。

首先，国家、高校、个人应形成新的“外语+”课程目标。从国家宏观战略上看，今后在以国别区域研究等方向的课程来夯实外语专业核心素养的同时，更需对接“一专多能”“一精多会”的战略目标，在当前外语与相邻专业课程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引导高校强化外语与管理、科技、文化、军事等更多领域学科课程的深度融合，探索融合的接口与突破口；从高校层面而言，结合自身办学优势和地域实际，制定特色化的“外语+”课程总目标，打造人才培养特色高地，实现错位发展，将是未来的重要趋势；从学生层面来说，学校需要依托泛在学习和网络化、移动化的教学平台和课程平台，制定多元化的“外语+”课程方案和课程模块供学生选择，实现课程的定制化，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其次，就课程结构而言，建设模块化课程、课程链、课程群，以及线上线下联动的混合式课程体系，将是“外语+”课程规划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应根据院校实际，不断凝炼特色，开设不同方向的“外语+”模块化课程，打造特色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另一方面，要研究模块内和模块间各课程在知识和能力上的相关性、专题间知识的逻辑性，加强课程间的联系和相互强化，打造科学合理、系统化、综合化的课程链；同时，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通过建立跨院系、跨校联系等方式，构建起多语种系列课程，建设“外语+”课程群；此外，在信息化背景下，还应调整传统课程结构与形式，通过微专业、微课程、拓展课程等，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帮助学生强化目标语言在某一领域的应用能力（程彤，邓世平2019）。

再次，就课程内容而言，下一阶段“外语+”课程政策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强化外语课程与其他各领域课程的跨学科深度融合，这将成为未来“外语+”课程改革的关键使命。例如，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神经、心理以及认知科学方面的要素融入外语课程已是必然。应通过设置跨学科、交叉学科课程，开发融合型课程、专题课程等，进一步加强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前瞻性，突出课程设计的创新性。在具体操作层面，应当以话题和问题为导向，提高专题化程度，将外语与相关专业知识融入学生探究性学习的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调动学生以多学科视角进行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外语+”课程政策的理念落到实处。

04

结语

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宏观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以及国际环境的改变，都在引领我国的“外语+”课程政策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外语+”课程政策的目标、“外语+”课程体系的结构以及“外语+”课程的内容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受“外语+”课程政策发展趋势的影响，外语教育的授课模式、课程评估等也将发生转变，值得进一步研究。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外语研究》2021年第5期纸质原文。

转自：语言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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