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公元304年刘渊建立前赵、利特建立成汉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这135年被称为五胡乱华，是华夏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众多少数民族，冲进华夏的北方，对汉人展开了无情的屠杀，华夏民族多次走到亡族灭种的边缘。华夏民族最终熬过了这段艰苦的岁月，最终跟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完成了融合，虽然这种融合是相当被动的，但是从此华夏民族得到重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为中华第二帝国的隋唐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给华夏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五胡是怎么来的呢？本文尝试简单的分析一下。

但是想要说清楚五胡乱发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我们中华民族是在西周时期肇基，这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西周的建立者姬发和周公旦建立了宗法制，构建了中华第一套成熟的权力架构。就如下图所示，周天子将全天下分封给N个诸侯，让他们分别管理自己的封地，而诸侯们每年给周天子缴纳保护费、跟随周天子作战。诸侯则将领地分封给N个卿，卿负责辅佐诸侯管理诸侯国，并缴纳保护费。卿则将领地分封给N个大夫，大夫将领土分封给N个士。就这样逐层分封，当时这套管理体系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是当时的最优解。在西周的时候，华夏仅仅是黄河、长江流域生活的众多民族之一，他们可以通过对周围其他民族部落进行战争掠夺足够多的领土进行分封，华夏各国飞速发展，领土和人口得到飞速发展。直到某天周天子的都城被蛮族攻破，周平王被迫动迁到雒邑，由于天子的实力衰落，而诸侯国经过西周时期的野蛮生长，已经足以跟周天子对抗，于是天子的王冠落地，他们周围的蛮族已经被他们消灭的差不多了，于是他们将屠刀伸向周围的邻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整个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三十二”，也就是说士大夫阶层篡权、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已经非常流行。而其中晋国的六卿和鲁国的三桓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在不断兼并之后形成了七雄并立的局面，在越发残酷的竞争中，各国相继变法图强，试图在竞争中胜出。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但是他没说为什么变法都都流血，

说白了各国变法都是想变强，变强无非就是搞到更多的钱和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卖命，魏国的吴起就是用河西的领土收买五到七万的魏武卒，就这点人差点把秦国打灭国了。而各国中最成功、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商鞅在秦国搞的变法。秦国的变法启动资金是通过剥夺了原本的贵族的一部分财权，然后就用这部分土地废井田开阡陌，这样平民获得自己的土地，秦国的农业得到飞速发展。同时奖励普通百姓甚至奴隶作战，通过二十等级爵位制度给与有战功的人进行奖励，这些爵位背后都含有与之对等的耕地、宅基地、财务、甚至女人、奴隶的奖励。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秦国把百姓中最擅长作战、最擅长农业生产的一批人死死的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并形成正反馈，秦国通过不断的对外战争掠夺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赏赐给有战功的战士，然后就会有更多的战士在战场上拼了命的作战，建立更多的战功，掠夺更多的土地，如此反复，直到秦国灭掉六国，一统天下。但是这套体制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需要有足够多的土地赏赐给有功将士，一旦帝国的领土扩张结束之后，就没有足够多的土地收买更多的将士，秦国统治的武力力量就会动摇。

秦二世上台之后，将秦始皇派到各地的亲信诛杀一空，公子、公主斩杀殆尽，这样做虽然让秦二世坐稳了皇帝宝座，但是同样，帝国面临起义者的时候，也会因没有足够多的武装力量进行镇压，章邯竟然武装奴隶组成政府军跟各国起义军周旋。当刘邦的大军兵临咸阳的时候，秦二世身边已经没有大秦的锐士保卫，只能开门投降。

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于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增加了诸侯王分封建国作为补充，而汉朝皇帝直辖的领土内则是坚决执行郡县制。但是这样的设置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诸侯王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向皇帝发起挑战，不出意外出了意外，发生了七国之乱，在平定七国之乱之后，汉朝的皇室有了共识，诸侯王是坏蛋。于是在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将诸侯王严重削弱到对皇权没有威胁了。同时鉴于秦朝是被地方豪强推翻，所以西汉从建立之初就对地方豪强十分警惕，西汉的皇帝想出了一个非常绝的办法，那就是把天下的豪强都集中起来给皇帝看坟，也就是著名的陵邑制度。同时由于汉文帝即位之后，军功阶层的咄咄逼人，让汉朝皇帝心生反感，于是从汉文帝开始到汉武帝完成，将军功阶层的职权限制在军队管理中，排出在政权之外。汉朝几乎将他们所知道的对皇权有危险的阶级都关进了笼子里。但是将军功阶层出局之后，这么大的国家谁来管理呢？于是汉武帝使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当时看来危险最小的儒生们当官管理国家。在汉武、汉昭、汉宣帝时期还好，他们对于国家权力的本质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但是汉宣帝由于工作太忙，平时对儿子汉元帝的陪伴不够，汉元帝从小就是跟一群儒生陪伴下长大，而且儒学的洗脑能力很强，等汉元帝长大之后，被洗脑成功，成了彻头彻尾的儒家代理人。从汉元帝开始，儒学在开始了野蛮生长，并迅速的长出了另一个权力怪胎，那就是世家。儒家世家非常恐怖，他们出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官吏，并且在他们的老家，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超然地位，让他们的财富快速积累，于是他们在老家开始疯狂狂兼并土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豪强。让西汉初年的几代君主的努力化为乌有。最后儒家世家出身的王莽轻松的篡夺了西汉的江山，按照儒家书里描绘的理想国来治国。

纸上谈兵的后果极其严重，儒家那些没有经过检验的治国思想很快就把王莽的新政权给搞崩溃了，国家陷入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刘秀在一片废墟中再次统一华夏。他总结历史发现，军工阶层并没有背叛西汉，反而是满嘴仁义道德的儒家最终推翻了西汉。但是他的东汉的建立也是在世家豪强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他也不能把世家豪强全部干掉。于是他的政权中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平衡，即他把跟他打天下的六十多万老兵安置在洛阳周围的河东、河内、河南，这些人又被称为三河骑士。刘秀还取消了自商鞅以来执行的全民义务兵役制度，而是让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们世代当兵，充任南北军，几乎垄断了军权。同时他没有消灭世家豪强，而是继续任用他们为东汉治理国家。而皇权作为军功和豪强斗争的中间人，形成权力的三角结构。他的内心更偏向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于是东汉的皇室主要是跟军功阶层通婚，军功阶层一般会出任大将军、车骑将军等军队高层。后来东汉小皇帝频出，就导致经常需要太后监国，太后对于外朝的军功阶层和世家官僚每天争吵不休搞得头疼眼花，于是就拉着娘家的老爹、兄弟一起帮忙，于是东汉就出现了经常由大将军、车骑将军主政的现象。而小皇帝长大亲政之后，想要拿回实权就利用身边的太监搞掉外戚，然后由太监们作为皇帝代理人的身份继续团结军功阶层管理国家，这就是东汉非常独特的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的现象。但是这种看起来乱糟糟但是相对稳定的政治模式随着皇权最铁杆的支持者“三河骑士”在东汉末年无休无止的战斗中逐渐凋零后结束了。在汉灵帝时期，面对日益频繁的战争需要，不得不重新募兵组建了西园八校尉，此时东汉皇权的根基已经严重动摇。今天羌人造反、明天匈奴人叛乱、后天乌桓人又跑过来抢劫，鲜卑人建的游牧帝国开始频频南下，那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世家豪门趁机伸手要权，他们不但在中央搞事情，在地方上也开始疯狂兼并土地，大量的农民破产失业，成了流民。流民为了生活四处流窜，原本安土重迁的汉朝百姓在不停的迁徙的过程中，也将疾病带到全国各地，这就形成了东汉末年全国范围的疫病流行。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中国的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医圣张仲景、神医华佗等人，其中成就最高的就是张仲景结合长期实践写出了《伤寒杂论》，流传千古受用无穷。同时还有另一波人崛起，那就是宗教，张角的黄巾道、张鲁家族的五斗米教等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在流离失所的百姓中，宗教和医生是最受欢迎的，宗教可以慰藉他们的灵活、医生可以解除他们肉体的痛苦，何况大部分宗教的传教士本身就是医生，张角就是靠给普通百姓治病起家的，逐渐崛起为汉末顶流，粉丝无数，于是就飘了，决定起兵推翻东汉，这就是黄巾起义。虽然东汉政府很快就完成了对黄巾军镇压，但是留下了两个隐患，第一是东汉朝廷的中央武力崩溃，拿不出兵来平叛，只能让地方豪强募兵，战后地方豪强开始掌握了军权，为军阀混战埋下了种子。第二是以张角兄弟为首的黄巾渠帅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普通教众却散落在全国各地，东汉政府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土地安置他们，于是他们在各地为匪，继续从事着各种反政府的抗争，他们跟门阀世家豪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长期的友好交流。

在董卓入京后，擅行废力直接将矛盾激化。于是汉末的大混战开始了。在疫病、天灾、战乱的多重折磨下，华夏人口锐减，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据说在战争的最惨烈阶段，曹操靠挖坟掘墓筹集军费、靠吃肉脯（人肉做的）熬到胜利。魏蜀吴三国人口都锐减，至三国结束之后，三个国家的总人口也不过六七百万人。于是从三国时期，为了增加人口耕种土地和扩充兵源，统治者开始引入周围的胡人难民，例如曹魏收编了南匈奴人，将他们分成五个部落安置在汾水流域，剿灭了多个乌桓部落将其百姓安置到汉地编户齐民，曹睿时期开始大量引入的鲜卑各部做雇佣兵。曹魏、蜀汉争相拉拢羌、氐各部，导致关陇地区大半百姓都是羌族、氐族等胡人部落。蜀汉大量招抚生活在西南山区的氐族各部以及西南夷各部。如果说三国时期对其他民族融合最成功的莫过于东吴，他们将招抚、俘虏的山越百姓强者编入军队、弱者跟汉族百姓安置在一起编户齐民，东吴地区的民族融合最成功，这也为后来的衣冠南渡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之后进行人口普查，全国人口为一千五百多万，但是汉族百姓只有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其他人口则是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为代表的数不清的胡人部落。

司马家的西晋政权也是一个相当畸形的政权。他们的政权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直接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也不像刘邦那样九死一生，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而是靠熬死了曹家三代家主，联合其他世家发动政变篡夺来的。他们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司马家的几代家主也没有勇气用刀子逼着其他世家把权力交出来，于是西晋就形成了一个怪胎，相当于一个超大型的贵族共和政府，由司马家和世家共同联合执政，所以司马家就没有权力把经济收益收拢到中央，然后进行重新分配，这也就造成了西晋的世家豪强拥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他们在地方占据大量的良田、人口、财富。司马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形成司马家的优势，于是在全国先后分封了27个王爷，希望他们能联合在一起抗衡世家。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畸形的社会权力结构，西晋权力塔尖的是司马家皇室以及宗王，中层是数量庞大势力更加庞大的世家，底层是相对人数较少的汉族百姓和人数庞大的普遍穷困的各族胡人。

历史上很多人普遍对司马炎的评价颇高，有很多的溢美之词，但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严重缺乏开国之君应该有的雄才大略，我个人觉得这个评价很中肯，凡是被历史铭记的英明神武的开国之君都给子孙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江山和相对稳固的国家的权力结构，而像西晋这样矛盾重重的权力架构在世界历史上也算得上少见，所以说司马炎英明神武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认同。那些给司马炎拍马屁的人，读到后来的五胡乱华，你们这样昧着良心说话不愧疚吗？

而更加不幸的是，华夏自东汉晚期就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的极具变化造成以农业为主的华夏连年天灾、粮食大规模减产，而西晋时期这种情况并没有有所好转而是越演越烈。作为社会最底层的胡人普通百姓破产的越来越多，他们跟汉族世家豪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自汉武帝以来，汉人强悍的战斗力的威慑，让他们暂时不敢拿起刀枪，但是越来越多的胡人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面对这样岌岌可危的局面，江充他写了一篇《徙戎论》，希望西晋朝廷能重视这样的危机，建议将各个胡族人口分散安置，将危害将为最低。可是此时的西晋正陷入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察觉。华夏的元气在加速流失。

此时有一个叫刘渊的、长期给汉人当雇佣兵的匈奴部落首领、在长期跟随西晋高层混战中看清楚了西晋的虚弱，西晋政权已经成了一只纸糊的老虎，只要轻轻一捅就破。于是他准备搏一搏，说不定单车变摩托，于是在离石打出为刘汉政权报仇的名义，起兵反晋，他建立的政权在历史上被称为前赵，当时已经活不下去、并对汉人的富足极度嫉妒的胡人强盗们纷纷加入到他的麾下，他们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他们所到之处，疯狂虐杀汉人百姓，抢夺汉人百姓的粮草、财物，更多的胡人加入他们，而此时的西晋正规军已经无力剿灭他们，经过七年的肆虐，在公元311年他们攻破了西晋的首都洛阳，随即他们对洛阳展开了大屠杀，西晋皇帝的陵墓被挖掘、宫室宗庙被焚烧，财宝被劫掠一空，皇帝王公被俘虏，后妃公主被侮辱，百姓被虐杀，洛阳成了一片废墟。汉人经过几百年奋战建立的权威被胡人踩碎、践踏。

永嘉之乱让更多的胡人部落看到，让他们畏惧了几百年的汉人此时已经衰落腐朽不堪，于是他们掏出刀子冲向了汉人的村庄、邬堡、城市，杀掉汉族的男人、侮辱汉族的女人、抢劫汉族的财报粮食、吃掉汉人的妇女、孩童。攻破洛阳的刘渊家族在他们眼中严重毫无威望可言，刘渊跟他们一样都是汉人曾经的狗，能攻破破洛阳不是刘渊又多牛，纯粹是汉人衰落了，你刘渊能当皇帝，我们也可以，于是各个胡人在华夏北方割地称王，开始了大混战。他们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大的政权，划地称王的多如牛毛，这一时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

神州陆沉、中原板荡，一部分汉人在世家大族的带领下南渡到汉人为主的江南，没有迁徙的百姓大部分都被胡人杀掉、吃掉了，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汉人百姓在宗族的组织下，以邬堡为据点，跟这群两脚的畜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苦战，用钢刀和鲜血发出呐喊，让胡人知道汉人不全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们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们凭借着华夏文明刻在基因里的自强不息，在以胡人为主体的北方，不但活下来，而且慢慢的繁衍生息，让汉族再次称为华夏大地的主体民族。

这场混战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仿佛一场大火在大地肆虐，当他们的暴戾发泄干净之后，当年那群暴虐的畜生大部分也都烟消云散，只有少部分被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收编，华夏北方大地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岁月。

本文是想写清楚五胡乱华发生的原因，但是发现如果不简述一下，自西周以来到东汉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东汉权力失衡导致崩溃，就很难讲清楚西晋那糟糕的权力架构是怎么来的。如果不是因为西晋糟糕、脆弱的权力架构，一个新生的大一统王朝不会这么快陷入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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