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摄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浅析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审美能动性的形成及其表现

傅德盛

摘要：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很好地实践了他提出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审美主张。在他的生长环境里和对山水世界的描画中，其审美能动性不断形成和发展，明显地表现在对自然美的择取、创造和人格化上，并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主宰和控制，凸现出了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强势的审美能动性特征。

柳宗元在《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中，提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审美观念。其美学意义是：美并非自生的，美依托客观事物，而需要人去发觉；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美，又有不同的感受。《永州八记》正是这一美学思想的成功实践和最好的注脚。柳宗元作为审美主体，表现出了“因人而彰”的强势主观能动性，即实现了对审美客体——永州山水的全面主宰和控制。

审美能动性，是审美主体对客体世界的积极反应和反作用的性质和特征。它包括审美的选择、感受、想象、判断、理解等审美感知的能动性，情感的体验、扩张、移置的能动性，以及审美评价的能动性和改造对象、创造审美意象、艺术形象的能动性等等。本文试图从《永州八记》着笔，探讨柳宗元山水散文审美能动性的形成和表现特征。

一、审美能动性的形成

审美能动性是人的实践能动性、认识能动性的特殊形态。是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柳宗元审美能动性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家世变故的影响。柳宗元，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十个年头。在南北朝时期，柳宗元的祖先——河东柳氏家族，是我国北方一支势力很强的士族，接连几代人在朝廷封候拜相，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很高。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到唐朝武则天时期，柳氏家族的势力一落千丈。通过一百多年，到柳宗元时，境况今非昔比了，沦落到“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但仍是官宦人家，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曾经是豪门望族的河东柳氏衰落以后，就柳宗元个人而言，则意味着家族对他个人的前途，已经帮不了多少忙，今后非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不可。这种随着社会不断演变的家族兴衰史，在柳宗元的成长过程中，烙上了经久印记，柳宗元经常絮絮陈说河东柳氏以往那段显赫的历史，决心奋发有为，以能光耀门庭，真正对得起柳氏先人。更希冀着“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实现。这也为他思想意识里的主观能动性的形成，打了基础。然而，柳宗元生长在“安史之乱”以后动荡不安的时代，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一生走的路，是与士族利益和士族观念背道而驰的。

柳宗元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父柳镇，为人正直。一生为仕途奔波，大多是做参军、县令之类的地方小官。任职期间为国为民劳心劳力，为柳宗元树立了积极入世的学习典范。其母卢氏，对柳宗元进行了启蒙教育，母亲深明大义、舍己为人的高洁品格，也为柳宗元主观上立下为国为民的理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是“入世”思想的熏陶。唐朝，儒学备受推崇，儒家思想仍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重主体自觉，强调“大我之为”，积极入世，坚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观念在个人身上往往是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呈现出来的。柳宗元虽然生活在佛教和道教进入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唐代，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但他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柳宗元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一文中说：“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可见，柳宗元明明是儒生，却又自称“好佛”，但他强调的是“以儒绕佛”。柳宗元又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里的“先圣之道”指的就是孔子之道的儒家思想，始终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作是化解矛盾的关键所在。这种主观上的能动性深深地影响了柳宗元，所以他积极入世，高唱“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的诗句，即使梦想多次破灭，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仍然要通过自身来拯救苍生，“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柳宗元21岁中进士，26岁考取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打通了走向政界的道路，开始了长安朝官的生涯。此后几年，官运亨通，到了33岁时，就升任了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可以说，在同龄人中，很少可与之相比的，因此，在朝廷内外十分引人注目。一方面，他不畏艰险，敢于进取，有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锋芒毕露，天真乐观，看待世事往往流于简单化。这个时期的柳宗元，不只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文坛上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大。与之能比的，只有韩愈。文名大了，但柳宗元就不甘心做一个文章家，不想通过写文章，去为自己谋取地位和荣誉。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远远大于写作要求。这种高度重视事功实践的现象，在柳宗元积极入世的思想里，大放异彩，由此也铸就了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的仁政民本思想。

永贞元年，唐顺宗李诵接位，王叔文主持政务，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得到重用。他们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不过五六个月，新政一件又一件，给长期腐败朝政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和美好希望。然而，新政很快受到了困难的阻力，宦官、官僚和藩镇三方面的反对势力，为了共同利益，很快结集起来，在宫廷中公开亮出拥立皇太子李纯的旗帜。八月，唐顺宗被迫退位，李纯接位做了皇帝，这便是唐宪宗。紧接着，王叔文被贬，“永贞革新”夭折。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从此，“入世”无望，开始了在永州十年的闲官生活。文人在仕途遭遇挫折、打击却又痛苦无告时，为力求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解脱，只好求诸于寄情山水，重新找回心灵的归宿。柳宗元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路。他钻研佛学，“求其道，积三十年”，得出的结论却是“不与孔子异道”。在这里，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他骨子里令人痛彻心扉的入世情怀。“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是他的座右铭。可见其儒家的“入世”思想是其生命之魂。正因为如此，他生命素质里呈现出的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则必然折射在他的山水游记中。

再次，是个性特质的释放。如果将柳宗元被贬前后，作为其个性特质的不同释放期来看，那么，前期表现出的是春风得意、奋斗不辍，而后期则为“抱拙终身”、坚定执着特质。“永贞革新”的失败是他人生苦旅的起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由于永州环境恶劣，居无定所，尤其是“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的生命荒废感的折磨，使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面对被边缘化而碌碌无为的这种人生低谷期，柳宗元实在难以承受。于是，他便在山水世界里，寻找平衡，刷足存在；在抗争中，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能动性、审视眼前的山山水水，并依循主体的审美意识，改造大自然，能动地创造出自己心中的美，让自然的美“因人而彰”。

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惟道是从”、坚持自我理想的执着精神，并把它“融贯在血液中，闪耀在性格里”。这种相通于屈原精神的执着，与其说是凝固的偏执，还不如道是不屈不挠韧性的支持。柳宗元有诗句云：“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正是说的他不会甘于平庸，安于现状的。他坚信总会有“为世所用”“行于时”的那一天。

柳宗元一腔热血融入官场，期盼着实现普济苍生的高远理想。“永贞革新”夭折后，理想落空，意志却仍然坚定，其生命意识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却无时不在闪耀着光芒。

他“无忘生人之患”。他信奉仁政民本，到永州以后进一步走向民间，与劳动人民真正接近起来，从中汲取生活的力量和思想的营养。他登山临水、发愤著书，写下了一篇篇优秀作品。这也标志着他从追求事功转向了从事著作。但他骨子里的那股坚定执着，不会转向；看待事物的审美价值标准，也不会转向，特别是直面美的那番情怀和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却始终活跃着、创造着。

二、审美能动性的表现

审美能动性的存在，使人的审美活动有可能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实践创造；还有可能超越对象和前人，在认识改造的过程中通过丰富的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新颖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从而体现人的生命活力、无限创造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柳宗元作为永州山水的审美主体，在发现和创造美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强势的审美的能动性，使永州山水（审美客体）“因人而彰”，让“人”在与审美客体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因“人”而生美；使“人”在能动创造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美。

（一）对山水景物的择取

《永州八记》是山水文学的瑰宝，在对自然风景的描摹上，远超魏晋南北朝朝代的山水散文，而更为生动，更具感觉及心灵的冲击力。在《永州八记》的山水世界里，柳宗元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存在，其笔下的山水世界都是经过“我”之意而择取的，都有“我为之”的痕迹。这突出地表现为他有意识地择取并精心描绘一些清幽之景，建构荒寒、岭峭的山水意境，在山水中吟唱自我情怀，释放自身孤寂、凄怆的心境。

先看《永州八记》的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无际，四望如一。”

首先，柳宗元有独到的审美需求。因为政治失意，被贬谪到永州，“恒惴栗”，宣泄忧惧的强烈驱动使之走向山水间。正是有了这种审美需求，所以才“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不避艰险，“无远不到”，这就促成了柳宗元对永州山水之美的能动性发现。这里，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审美发现者的态度。你看他：“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表明是工作之余，这种“游”没有功利性，也没有沉重感，是那样的从容舒展，蕴含了游戏和审美的意味。这样的审美态度，当然左右了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主观性指向，即这地处僻远西山的奇山异水。再说，在“过湘江，缘染溪，斫棒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句中，那一“过”、一“缘”、一“斫”、一“焚”，分明证实了柳宗元经过了艰辛的跋山涉水之后，那“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的清幽之景才展现在眼前。所以说，柳宗元定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与自我心境相契合的幽丽景象的。又如：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袁家渴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西渠记》）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西涧记》）

“无封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小石城山记》）

从上摘文可以看出，柳宗元所追求的清幽之景，在游记中非常主观地存在着。这也正是柳宗元对理想的自我追求之路。纵使是“峭险”“狭不可穷”，也没有撼动柳宗元跋山涉水、寻径探幽的决心，更没有模糊地对审美对象能动性的选择标准：“山水之可取者”乃“幽丽奇处也”。一个“取”字，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柳宗元强势的审美主观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审美意识，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每个人对美的感受都不一样。黑格尔说：“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美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完善的形态，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含在心灵里”。可见，柳宗元在寻求自然美的时候，其包含的心灵里的形态，是由他本人的处境所决定的。杜夫海纳也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与世界深刻和密切的关系”。因此，从上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四面环合”给人一种封闭而压抑的“牢笼感”，“环合”这种自囚的行为，是对“为世大戮”的反向抗争。即使身处牢笼，也要与“竹树”为伴。

其次，柳宗元好写“弃地”之景。古往今来，文人爱竹、爱莲、爱菊、爱梅，而柳宗元却倾向于那些无人问津、难为人知的深幽小景点。这些往往是被人们的遗忘的角落，是无人赏识的“弃地”。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唐氏弃地”、偶然邂逅的西山，无人问津的石渠等。这都折射出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凄苦命运和对自然美的择取。

（二）对自然景致的创造

在审美能动性的形成和发展中，其核心就是人的能动创造性。《永州八记》中，柳宗元把自然景物都描写得自然天成，但也不乏对自然景致的改造。自然山水良莠不齐，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抑丑扬美。因此，“择恶而取美”同样是柳宗元的一个文学审美观。“取”并非仅局限于选择，有“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的用意。此“取”已有改造之意了。作者不仅善于发现符合自我审美，倾向的山水世界，而且还积极地改造穷山恶水，创造出符合自我审美品味的山水意境。如：

“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始得西山宴游记》）

榛莽茅茷，本身不美又妨碍欣赏美，故要斫之焚之，为欣赏山水，开辟路径。

“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钴鉧潭记》）

台以高而雄，槛为长而悠，泉因高而有势。美的景物经过强化后，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如果是以强化美的景物本身的话，那么在钴鉧潭西小丘则是删丑显美：

“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钴鉧潭西小丘记》）

由于嘉禾、美竹、奇石杂陈于秽草、恶木之中，美景被遮蔽，所以需要芟除杂草，突出美景。但在石渠却要：

“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石渠记》）

这里既强化了美景，又铲除了丑物。所以，我们以为柳宗元对西山、小丘、小潭、石渠如此般改造，为的是在构建创造出符合“我”之意的景象，确认自我在人世间的价值，寄寓他渴望改变自我生存状态与“除残而佑仁”的美好情怀。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自然自我化的强势的审美能动性特征，才决定了柳宗元的凄楚消解是短暂而易逝的。因为他未能真正地与山水“万化冥合”、和谐共生。

其实，这种审美能动性的表现更为突显的，是在他的《愚溪诗序》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以15种“愚”贯穿全篇——愚溪、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这种命冉溪为“愚溪”和将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皆以“愚”冠名，就已经宣示“我”成为了溪的主人，主人可以随时决定溪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愚溪只不过是审美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我”强烈的审美能动性特征的感性显现。

（三）对自然描摹的人格化

在柳宗元看来，美可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自然里的美不会自己表现和再现，因为有了作为审美主体人的介入，有了情感体验，才会具有审美价值。柳宗元强调的是审美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对客体外物的受动性。在对自然的描摹中，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正是柳宗元人格美的写照。他把自身的人格特质投射给自然物，使自然人格化。

那么，柳宗元的人格特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和历经的遭遇分不开的。

在“永贞革新”之前，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柳宗元骨子里是春风得意、奋斗不止的。他26岁，就做上了朝廷官员，也深得朝廷的青睐；33岁他踌躇满志，干得风生水起。柳宗元和他的朋友，一心想为振兴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力。其思想是“心乎生民而已”“为吏者，人役也”的民本思想。所以在“永贞革新”推动新政中，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受到唐顺宗李诵和王叔文的重用，成为行动最为积极者之一。

在“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等人被贬，发生了“八司马”事件。由此，柳宗元开始永州十年的被贬生活。此时，我们说柳宗元骨子里的人格特质仍没改变，只是感到怀才不遇，没有了施展理想和抱负的舞台。此时，柳宗元无疑更为执着坚定。但他的心境是忧郁清冷的。为此，他一旦认准了要做的事情，就决不会轻易回头。因为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现状、主宰和控制一切。可见，柳宗元生命元素里呈现的还是一种强势主观能动意识。当这“入世”的能动意识不能在朝堂中施展时，柳宗元就在永州的自然世界中找到了自我能动性审美意识的载体。他竭力赋予永州山水以人格特质，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山水是“我”情绪的外化。如《钴鉧潭西小丘记》：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余怜而售之。……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

当作者在游钴鉧潭西小丘，得知“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时，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那被弃置的小丘就如贬谪在永州而终不见用的自己。于是“怜而售之”，并对其进行一番修整。这不正是柳宗元被朝廷边缘化的自我观照吗？一个“怜”字，真诚地表达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体现了他期待为人所解，才为世所用的矢志不渝的信念及不屈的执着品格。此外，“若剖大瓮侧立千尺”的黄溪、“颠委势峻”的钴鉧潭、“凄神寒骨”的小石潭等，都寄予了作者深深的感情。其每一篇山水游记都渗透着一种孤芳自赏，高傲冷清的气质，那一处处凄清幽静，悠然独立的景物描写，也鲜明地勾勒出了柳宗元的独立人格形象。

又如：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如得西山宴游记》）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钴鉧潭西小丘记》）

从以上所列的二则文句中看：“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写到的是作者不同流合污和坚持自我贞洁的高尚品格；“负土而出”不甘沉沦的“争为奇状”则是柳宗元“有美不自闭，安能守孤根”审美观的最好诠释。石头“突怒偃蹇”是顽强生命意志的体现。“冲然角列而上者”，则突出了他自我生命的巨大力量。

柳宗元所描摹的永州山水，都是人间胜景：水清、石奇、泉冽、山秀、木嘉、竹美、草香。这些景物与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不谋而合，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也是作者自身高洁、清泠、执着的人格写照。所以说，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尤其是在《永州八记》中，我们不能不感到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对审美客体强势的能动性特点。柳宗元笔下的自然景色是人化的自然，是审美能动性力量的感性呈现。“一切景语皆情语”，柳宗元不是为描绘山水而描绘山水，而是把自身的遭遇、性格、情绪融合到山水中去，让山水人格化、自我化。

三、结语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审美理念，在《永州八记》中的成功实践，是柳宗元山水散文创新的灵魂，也是《永州八记》流传千古的奥秘根源。永州幽丽的山水因为遇见了柳宗元才被发现、发掘，展现了永恒的迷人之美。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在继承六朝山水游记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的作家能动性审美意识，是此类文学的顶峰之作。其山水游记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被贬永州期间的文字里，《永州八记》则是其间的精品。这八篇游记奠定了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山水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

柳宗元也曾试图在山水中幻想“与万化冥合，”但其人生苦难太过深重，对自我济世的理想太过执着，最后始终没有真正地实现与山水和谐共生。于他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乎山水之间也”。他只在乎那个“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的实现。所以，他描写的自然必定是其全部心事的具像，透过这些具像，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作为审美主体，对自然审美客体的强势主观能动性。

柳宗元是一边哭泣，一边寻路的人，他的一生是苦难深重的一生。永州山水触引了他浓浓的悲情，也给他以巨大的慰藉。因此，他没有消极地承受命运的审判，而是借文学与世抗争。在山水中，他寄予真情；于景致中，他凸显人格。柳宗元与山水的关系是一种作为审美主体的“我”对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的主宰和控制。在《永州八记》中，无论是在对山水景物的择取，对自然景致的创造，还是对自然描摹的人格化等方面，我们都能感受到柳宗元在山水世界中审美能动性的形成轨迹和表现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专著类

1、刘光裕、杨慧文：《柳宗元传》2020年8月版

2、高建新：《山水风景审美》2005版

3、易健：《审美学导论》1989年版

论文类

1、王峰：《柳宗元<永州八记>审灵心理透视》

2、刘堂春：《论<永州八记>的山水美学思想》

3、尹晶晶：《<永州八记>审美艺术新探》

4、张妙丽：《从<永州八记>管窥柳宗元山水游记散文的艺术特征》

5、严蓉：《论审美意识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