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英/文

中国资本主义史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研究领域，历来受到历史学界暨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水面出现了由洋人驾驶的轮船，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洋人举办的近代工厂、洋人铺设的铁路、洋人开办的银行……在近代中国最先获得发展的外国企业是航运、船舶修造业以及丝茶加工业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制造业发展起来，但西方的金融业和贸易业其实比制造业更为发达。

近代中国的外资银行，是指以完全或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境内经营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一般意义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它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关键作用。

宋佩玉教授新著《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以下简称《百年史》），展现了从1845年丽如银行进入香港、广州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时间里外资银行的发展历程。

《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
　　　宋佩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2年4月

全书开篇用两章的篇幅，分初设（1845—1890）、扩张（1890—1925）、停滞（1925—1937）、变动（1937—1945）、衰退（1945—1949）五个时段，展示了一百年来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的历史变迁和空间地理布局。从外资银行在华区位分布状况，分析总结了影响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总分行的各种因素，其中各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对华直接投资是影响各国银行在华设立总分行的最关键因素。

早期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建立主要考虑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1880年代后，更多地考虑该地是否为政治中心，是否能够给外资进行资本输出打开通道。由此，近代在华外资银行聚集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口岸城市和政治中心，其中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香港、北京等城市，是其区位选择的重点所在。外资银行因国别而不同，选择进入的区域更是因国家而存在差别，如英国银行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的华中地区；法国银行将目光放在西南地区；德国和日本则先后将山东作为其经营的重点；日本、俄国的银行更是在东北地区形成犬牙交错的关系。

多年来，宋佩玉教授一直在近代上海外汇市场、近代上海外资银行盛衰兴亡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领域进行不懈研究和探讨。她在发掘和整理上海档案馆藏大量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地毯式搜集整理了近代中国出版的中外文报刊资料、文献，大量使用英文、日文文献，特别是藏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档案。这本著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外文史料的运用，一方面是将在中国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等英文报刊上关于外资银行的资料逐一梳理，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中国的西方外交官、商人等的函件、文章、见闻录、回忆录进行了爬梳，还对20世纪以来日本政府、金融机构及学术机构对中国经济做的调查统计资料进行了梳理。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亮点纷呈。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所研究的社会历史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所以历史学理应借鉴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加深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在研究方法上，《百年史》将历史学与金融学、经济学相结合，从银行学与经济学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组织依据、形式与运行机制，外资银行的一般业务经营状况与特殊业务进行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全书注重将计量分析与图像史学相结合。

计量分析是经济史研究区别于其他专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没有计量分析，特别是宏观计量分析的研究，便不容易掌握横向的全貌和纵向的过程，便难以避免以个别代一般、以偏概全的毛病。《百年史》就十分重视质与量的关系，不避数量统计的烦难，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全书不但有大量的统计图表，而且附录《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概况表（1845—1949）》还将百年来先后在华设立的外资银行136家，按照国别和时间顺序做了一个完整的梳理和统计。

记录历史的媒介或手段主要有四种：文字、图像、实物和口头传说。在学术研究中，文字似乎一直是历史记录、文明传承的主角，几千年以来，历史一直以文本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然而，图像始终是人们反映客观世界、记录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是一个人类通向文化深处的重要媒介。当图像作为一种史料被使用时，图像史学的意识就已朦胧产生。近代以来，随着照相、摄像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概念已大为拓展，照片、录影逐渐成为图像的一大主力。

作为一种新兴的历史研究和记载方法，历史照片，更能直观地反映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通过影像图片将历史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无疑丰富了史学的内涵，《百年史》将图像史学运用其间，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书稿中有插图68幅，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在华外资银行的建筑物，相关人物，外资银行发行的票据以及历史背景等，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内部插图4幅，就让读者感受到其银行内部的富丽堂皇。不可否认，这些历史插图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传统史学的记载和表述方式，使近代在华外资银行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

第四，如何评价近代在华外资企业，这是本书无法回避的问题。近代西方国家对华资本输出加剧，外国企业在近代中国各口岸城市甚至内陆腹地纷纷涌现，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学界对此十分关注，关于近代外国在华企业的研究，经历了着重从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角度考察，强调外国企业经济侵略性，到从现代化的视角反思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再到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关注在华外国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本土化变迁以及政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由于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亦备受学界关注，宋佩玉教授在系统考察近代在华外资银行自身的内部制度安排与经营活动后，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回应外资银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与作用。

外资银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并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因此，近代在华外资银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就是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作者抓住联系二者的纽带——外债，以此为中心，详细考察了近代百年来，外资银行是如何通过借款给晚清政府、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在军事、财政、金融、交通、工矿等方面扼住中国的咽喉，左右中国的走向。进而探讨外资银行与华资金融机构钱庄、银行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由——相对独立、各自为政，到三足鼎立，彼此之间时而竞争，时而合流，三者之间动态的关系演变，反映出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控制权的嬗变。又从银行团、外商银行公会两个维度，讨论了在华外资银行因国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而竞争有余、团结不足的自身之间的关系演变：1890年前是英资银行的独占时期；1890—1914年间，在华外资银行呈现英、法、俄、德、日、美六强并立的局面；1914—1925年间，德、俄因一战而势力减弱，日、美乘隙而加强势力，六强并举转化为英、日、美三强鼎立；1925—1937年，老牌外资强国如英、法、德、苏、美等在华设立分行逐渐停滞，而日资银行不断扩张，俨然要独占中国金融市场；1937—1945年，英、美等国银行受到惨重打击，日资银行在沦陷区全面接管，外资银行局限于日、德、意、法、苏等少数国家；1945—1949年，日、德等国银行被接管，美资银行则有独占之势。

最后，在结语中以“正负效应——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影响”为题，就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近代化的正负效应做了全面的总结和提升：一方面在现代化理论的解释体系下论证外资银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正面作用，外资银行在客观上促成储蓄转化为投资，弥补中国发展资金的严重不足；促进中国利率水平降低，投资增加，最终带动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对近代华资银行发展起到制度引路示范作用和传播技术的窗口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现代化。

另一方面，考察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认为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外资银行是西方携其炮舰之威而进入中国的，在主观上配合了母国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外资银行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资本和技术的垄断，控制中国国际汇兑、货币市场，操控近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借此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阻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外资银行始终将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置于从属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被动附庸型开放”状态的中国，是难以有效利用和控制外资银行所引进的外资的。因此，在华外资银行，不仅在实际效果上对中国工业化增厚资本的作用极其有限，就是在主观动机上，他们的存在也绝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是将中国彻底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扼杀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一部著作中，出现了个别的讹误或疏忽是难以避免的。如作者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词指代从1927——1949年间的国民政府统治，有欠妥或思虑不周之处，众所周知，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首都就迁离南京到了重庆，而在南京被日寇占领后，分别建立过伪政权，其中汪伪国民政府也自称是恢复的战前国民政府，因此，这个词的使用虽是习惯指称，但还是缺少科学性，最好能用“国民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