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西路军渡河后，苏联的援助为何没有了？毛主席他们的处境有多难？》一文，文中提到：1936年10月8日，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刚刚与一方面军的一军团1师实现了会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催促四方面军赶紧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尽快打通国际路线，早日拿到苏联援助的1000吨军火。

但因为胡宗南大军掩杀而至，导致只有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0军、红5军共3个军，及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等匆匆渡过了黄河，在河西作战。

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来电，说援助物资的移交地点改到了新疆哈（密）。如此一来，宣告宁夏战役计划失败了。

毛主席无奈之下，在1936年11月13日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即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在河东的部队组成北路军，四方面军在河西的部队组成西路军，构成南、北、西三路配合作战的战略设想。

但南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河东红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被隔断，西路军便成为了一支孤军。

西路军已经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打拉牌一线，却以这些地方“人烟稀少，粮缺水咸”为由，向中央请求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终同意他们分路向西出动，复电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便宜行事。

西路军一路向西，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与马步青、马步芳部反复较量，到1937年3月中旬，几乎全军覆灭。

现在，史学家一般都公认：张国焘是西路军失败的罪魁祸首。

但前面已经说，西路军是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下形成的，而老覃在前些天写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国焘大发议论，其见识和毛主席相比，实在差得远》一文中也说了，张国焘在指挥四方面军4军、红31军在靖远下游渡河时，胡宗南部已经控制了靖远县西北三角城渡口，红4军、红31军和张国焘最终没能成功渡河，即张国焘并没有随西路军行动。

事实上，在1936年11月底，张国焘就和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而在西路军孤军作战的188天的时间里，张国焘并没有在西路军中，为何还说他是西路军失败的罪魁祸首呢？

我们来看，早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对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做出了结论：“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这个“张国焘路线”是怎么回事呢？

老覃在更早一些时间写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频耍小心机，彭德怀被惹得怒从心头起》一文讲到：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屡屡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但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总算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在北上途中，他又多次玩弄手腕，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强调说先机占领甘北是执行夺取宁夏计划“最重要一环”，其内心还是想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

老覃在大前天写的《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张国焘向徐向前哭诉：我这个主席让陈昌浩干吧》一文中说，张国焘为了实现这个企图，不惜放出“一闹二哭三上吊”的大杀招，大闹西北局在岷州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场、深宵找陈昌浩哭诉、连夜单骑跑到漳县的前线指挥部游说徐向前等人。

最终，四方面军在9月24日撤出通渭，悉数西进。

所幸，洮河涨水，部队渡河困难，被迫调头北上。这才有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局面。

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特别要说明的是，中革军委于1936年10月8日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是要求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的。

但张国焘对他的“西进计划”仍不死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带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转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抢占地盘，割据一方，搞“独立王国”。

毛主席觉察到张国焘的阴谋后，在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胡宗南大军袭来，毛主席制定了一个海（原）打（拉池）战役。张国焘却置中革军委的命令不顾，擅令4军、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彭德怀后来在回忆中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

前面说西路军在在行动初期占领了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当时中央的指示他们“休息待机”，强调他们与南路军、北路军“紧靠作战”的。

张国焘却擅自命令西路军孤军西进。

就这样，陈昌浩等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一再电请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强烈要求“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

中革军委拗不过，同意西路军西行，但在11月3日提醒他们：“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西路军，指令“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

如此种种，均可看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就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源。

张国焘就是西路军失败的罪魁祸首。

不过，朱德曾从纯军事角度评价过西路军的失败。

他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在战术错误上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他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朱德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张国焘随军行动，西路军不会败得这么惨。

要知道，张国焘可是四方面军的最“老练指导者”了，张国焘虽然不擅长军事，但他是一个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有超乎常人的机变善断的能力。

相较于西路军的指挥员陈昌浩和徐向前，朱德叹息说：陈昌浩“勇猛有余 , 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

中央已经赋予了他们相对大的自主决断的权力，他们却遇事不决，态度维维诺诺，事事都要向中央请示。偏偏，陈昌浩向中央传达的又多是盲目乐观的错误信息，致使中央对西路军所处的环境出现了误判，对敌人的实力出现了误判。

试想，中央的命令已经脱离了现实，陈昌浩等人又僵化、机械式地去执行，那么，失败就是早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