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饱受废铁“绝对短缺”的困扰，战前的金属回收条例就是应对短缺一种对策，同时废铁卡特尔（1955-1974）（国际垄断组织）以美国废铁的“联合进口”为支柱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卡特尔结束后，政府和钢铁公司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废钢储存机构。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钢材积累的增加，带来了日本国内废钢供应的增加，1985年后，广场协议导致软日元升值，供需局势发生决定性变化。

1988年，关东月妖会率先行动。1988年5月，对铁屑过剩怀有危机感的关东大公司自愿组织（月妖会，成立于1983年）前往韩国寻找海外销售渠道。同年，他们共同出口了约6000吨。月妖会的母体之一，关东地区的69家公司成立了关东铁源协会（自愿组织，1990年3月正式成立）。此外，从1996年4月起，出口和招标采用联合运输的方式进行，各地区的贸易商通过学习这种组织结构和方法，开始联合出口。

1994年5月在道路交通法的修改背景下，根据车辆类型和违规内容，开始追究制造商或工厂等第三方的责任。装载规定的收紧对钢铁公司和贸易商产生了严重影响，由于关东地区偏远且运输量大，运价高，随着收货价格的下降，配送成本的负担开始沉重，关东地区贸易商建立了海湾航运，东海地区的海运也开始加速。

1997年，销售渠道的崩溃促使贸易商积极出货，同年7月始废钢市场崩溃，H2市场收货价跌破10000日元，6000-8000日元的低价持续了三年多，直到2002年2月。在此期间，经销商争相积极出口，在生死存亡中寻找生机。

2001年开始废钢从日本沿海地区（3月的舞鹤、4月的富山、5月的大阪、6月的北九州和冈山）开始出现爆发式的出口，出口量猛增至615万吨，是上年290万吨的两倍多。这一年之后，废钢经销商的“分销到世界”观达成，2002年以来出口量长期稳定在600万吨的水平，贸易商将原本仅限于日本的分销和销售渠道扩大到东亚地区。国际市场供需情况和日本国内价格直接挂钩，趋势分析也成为国内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日本钢铁再循环产业协会成立了“国际网络委员会”（2002年5月筹备，2003年6月正式运作），开始与各国企业合作。

自2004年启起，韩国也对日本废钢进行定期招标，2004年6月韩国电炉（INI Steel）开始对日本钢铁进行定期招标，同时高炉制造商POSCO也开始招标。此外，现代钢铁2009年底还与日本主要贸易公司和有影响力的公司建立了交货配额的运动，11月引进新电炉的东武钢铁也宣布将考虑与一家日本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韩国制造商和日本公司之间的直接跨境物流已经开始加速。

此外，日本废钢出口业务已广泛传播到日本各地的沿海企业，废钢贸易商开始将出口作为其“常规业务”的一部分，业务结构开始国际化。

日本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主要是废钢和有色非金属等，铁制容器中含有许多昂贵的有色金属，如铜线和铝线，日本由于加工成本高，因此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量出口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双方进入贸易业务的公司数量也有所增加，自2000年初以来，在日本当地开设合资企业或工厂的数量大幅增多。在日本，这些陈旧铁制容器以废钢的形式出口，而在中国则以废铜的形式清关。但由于它可能含有铅和其他有害金属，1992年定制的规范废弃家电污染和危险废物跨境流动的巴塞尔公约限制了出口。

2018年3月，我国实施《废旧物资环境保护标准》（新版），宣布禁止进口废铝等16项。陈旧铁制容器等固废业务下滑，贸易量急剧下降。

21世纪初，日本周边的废钢供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废钢是国际产品，它敏感地反映了各国的情况。而中国征收40%的出口关税，原本出口废钢的门槛很高，且自2017年6月收紧固废进口限制以来，从6月开始的月均出口量只有32.5万吨。2018年底，中国禁止固废进口，开始从国际进口市场消失，进口量从2013年的446.5万吨降到2019年18万吨。日本的出口量一直保持在700万吨的水平，对越南和孟加拉出口增长显着。2013年对越南出口41.4万吨，2019年为220.8万吨。先前进口量为零的孟加拉国，到2019年年进口量增至31.8万吨，位居日本出口量第四国。此外，由于万吨级大型船舶将成为孟加拉国的支柱，日本利益相关者正在设想各种业务发展，例如大型远洋船舶运输和在东南亚国家建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