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戊戌变法,就会想到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在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同为四川籍,他们就义后,在四川激起千层反响,为他们喊冤的其中就有宋育仁。

晚清时,忧国忧民的开明人士涌现,宋育仁是较早看世界的学者之一,竟然一度有着攻打日本东京长崎的计划,但最终也未实现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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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宋育仁的理想之于当时清廷是何地位呢?

共同的愿望

清晚期,李鸿章带着茶叶、精致耳勺参加万国博览会,虽然赚足了外国人的眼球,但在决定国民命脉的工业上,却没有一件出彩的东西。

与众国的蒸汽机、汽车、电报相比,已经没有了竞争力,不识电梯的李鸿章被外国人嘲笑一番后只能选择沉默。

要知道在道咸时期,徐德琼第一次参加在英国举办的世博会时,上海的荣记湖丝得到好评并拔得头筹获得奖牌。

百年后,世界已经进入工业革命,古老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的步伐,堂堂政治家李鸿章也只能干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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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鸿章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多达30个,但他为大清付出的心力逐渐为后世肯定。

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百年之后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中国人能够在外敌面前奋勇抵抗,爱国精神鼓舞人们开辟惊天动地的事业。

历史留下了李鸿章的名字,也有一些不被人熟知的,比如江西的李盛铎、又比如四川的宋育仁,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救国,让中国富强起来。

宋育仁比康有为只大一岁,但是在康有为写下《新学伪经考》时,宋育仁的《时务论》已经写就多时,不得不说康有为的观点也受到了宋育仁的某些启发。

康有为极力推崇立宪制,反对共和,而宋育仁就非常向往西方的议会制,与中国带有皇帝的制度相近也更好实施。

工商业方面,康提出要精造钞票,设官银行,宋也同样提出参照西方税制,在教民方面,康提出要化导愚民,开设报馆,而宋直接创建《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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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方面,康提出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而宋提出要在兵器生产、车政船政和路政方面进行配套改革。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这一系列举措未得到朝廷重视,有名的维新运动也只持续了百日,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大有可为的改革者

宋育仁没有直接参与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但他也是个改革者,作为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他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有相当的号召力。

宋育仁18岁即中秀才,后顺利成为张之洞尊经书院的首批学生,遍读儒家典籍的同时也接触西洋文化等;文采曾受光绪帝的赏识,是名副其实的“蜀秀”英才。

在三十而立之年就写出领风气之先的《时务论》初稿,阐述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的思想,朝野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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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宋育仁在重庆主办《渝报》,宣传维新思想,向社会征稿,意在士大夫之间刮起救国风潮。

以《渝报》为中心的阵地,集结了大量有识之士,开启了川渝地区的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创办《渝报》就可窥见宋育仁组织能力一隅,在重庆,他还创办了煤油公司局,在奔走于各方势力间筹措了几万两股金,意在实业救国,大搞生产制造业,意欲在能源方面超过英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已经不在国内,他已经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各国许久,凭借多年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可以常常出入英国议会及社会各界。

他在伦敦期间,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在此期间,他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地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对清朝在东南亚各国的兵力部署做了相当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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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这些工作后,宋育仁得出结论:可以借保护商队为名,打着英国的旗号,从菲律宾出发,直攻长崎和东京。

谋定之时,他积极联系老师张之洞,恳请他为自己的行动在朝廷走动,又在欧洲国家购买船舰、枪支,集结武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惜朝廷的批文始终不到。

原来宋育仁的计划早已被慈禧知道,慈禧当即不同意,已经打算议和的李鸿章也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宋育仁只等来朝廷叫停的文书,而当时的清朝也早已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值得欣慰的是,朝廷并未对宋育仁追究责任,原因就在于此事牵扯的人物众多,更涉及到了朝廷重臣和外国人,只让他回到翰林院供职。

攻打日本的计划失败,他心灰意冷地回到重庆,继续主持煤矿、药材等生意,逐渐淡出政治圈,成为四川一带著名绅商领袖。

历史中的消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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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对宋育仁的遭遇感到惋惜,更多的是同情,有人认为如果以宋的方式与日本开战,日本未必能敌,或可成为中国一省。

但时局就是如此,宋早年创办的《渝报》只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因他离职而停刊。

他创立的煤油厂初衷是好的,但他所认为的石油就是煤油,到处收购民用煤炭,差点引发民变。

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不过宋育仁在他的主张中也有其局限性,“托古改制”和“西学中源”,是他系列学说的理论基础,中心思想即西方的科学技术背后的道理其实都是源于中国古代圣贤。

只可惜这些道理在中国失传了,而西方只了解其皮毛就能够创造出如此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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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古已有之,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潮流下,古代圣贤真的能够预见中国的命运吗?

宋育仁对西方的了解并不是全面的,他所制定的改革方案并不是具有很高的实践性,那些义愤填膺的言辞多数都留在了档案室里。

晚年的宋育仁不问政事一心做学问,在国使馆纂修,在四川国学学校任教,俨然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

小结

虽然宋育仁的理论尚有不完美之处,但对于清末急于救国的学者们来说哪里有时间探讨基础理论?

斯人已矣,但他们的理想从未被遗忘,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去世之年就是宋育仁出生之年,《渝报》停刊的6年后卞小吾重新创办《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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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成为过去式时,接着马克思主义之风又被吹向中国的大江南北,所以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宋育仁不应消失在时代更迭的间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