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研究生研究杨叔子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他们采访时很直接地问了一个问题：

“杨院士，您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校长期间，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先生就老老实实地讲了下面一段话：

当校长，我最满意的，是整个学校的工作取得良好的发展，是推行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是整个学校的文化氛围变得更好了，当然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成绩。

最大遗憾，是没抓校史馆建设，当时没有校史馆。一个大学不能没有历史，校史是无形资产，没有抓校史馆建设，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表面上抓了一些，如在校庆40周年时组织出版了《缩影——华中理工大学的四十年》一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和坚持抓，当时没有一个像样的校史馆。

199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大力推行人文素质教育，

是合乎时代需求的

我当校长，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抓人文素质教育，这是我最满意的，也是合乎时代需要、合乎教育规律的，所以这一部分就主要谈谈我们所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工作。

但遗憾的是，恰恰是校史这样的人文资产，我没有认真抓，这是事实，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从本质上讲，校史联系着历史，不仅是历史本身，而且是文化传承，恰恰是人文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联系着历史，历史是现在的土壤，重视历史，就是“数典不忘祖，温故而知新，继往能开来”。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代代重视历史，尊重过去。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就是《春秋》。

1988年，指导研究生

这些研究生很聪明，他们接着问：“如果让您再当校长，您最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一听就笑了，我反问了一句：“是这个时间当校长呢？还是那个时候当校长？是1993年当校长呢，还是现在当校长？”

他们一听，也都笑了，就问：“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就讲：“当然不一样，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的情况同现在不一样。”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当时是1993 年，大学教育所面临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与现在不一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情形。

一是“文革”在思想上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文革”期间，真理被扭曲成一团，随意拿捏。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文革”在思想上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

二是由于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批判，造成学生在文化知识方面的欠缺，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欠缺，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包袱。

三是改革开放后，西方一些腐朽思想也进来了。改革开放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西方不良思想意识的影响，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吸收，肯定是不好的，需要从思想上对青年人进行引导。

四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和学习苏联模式，造成学生的专业口径和知识视野十分狭窄，需要为学生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宽基础，厚专业，拓展思维”是一个重要任务。

五是由于应试教育、高考升学的压力，导致幼儿园过早进入文化知识课教学，小学过早学习中学内容，高中过早进行文理分科，造成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完整，大学还有不少“补课”的任务。

六是社会处于大转型时期，不少人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过于物质化，将人品、人格、修养放在一边，一些年轻人彷徨、苦闷、压抑，不知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进行引导。

针对这些情况，当时我校高教所所长文辅相教授提过一个说法：“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我认为他总结得有道理。

1996年，向诺贝尔奖得主內尔博士颁发聘书

2

首先要学会做人，

同时必须学会做事

还有一件事，积压在我心中很多年了，总是想找出办法解决。事情缘于198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位华人教授的对话。这位华人教授跟我讲：

中国来美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四书、《老子》、《资治通鉴》、《史记》。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很好地为中华民族服务吗？

我认为这位华人教授讲得非常好，非常深刻。

分析起来，ABC很好，代表外语很好；XYZ很好，代表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代表会打个人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意味着不太了解祖国地理；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意味着不太了解民族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四书、《老子》（又称《道德经》）、《资治通鉴》、《史记》，说明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

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存在缺陷。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存在弊病，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1985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特别指出：“法治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试想一下，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基础知识面非常狭窄，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深厚感情？能不能很好地去为这个国家与民族服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教育上的缺陷。

大家都知道，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句很有影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历史上、在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严格地讲，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有知识是有力量的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要条件。这句话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反面讲即“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这就对了。要学好文化，首先要学好知识；文化的载体是知识，不学好知识，文化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教育当然要为学生打下深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但是还不够，还要教会学生做人，引导学生创新。

一切创新都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源于知识创新，而知识只是载体，更重要的是做人。教育是育人的，就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能够创新的一代新人。

1994年，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还有一个原因，90年代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口号，但又不全面，比如说：“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一直到前些年，我到北京的工厂参观，去了一家民营工厂，这是一家很不错的工厂，他们还在用这句口号。这句口号有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因为做人和做事分不开，做人与做事是同时的、统一的；做事体现做人，做人统率做事；做事以做人为基础，做人通过做事才能体现。我们不能说，我今天在做人，明天再做事；我现在在做事，以后再做人。我的看法是：

首先要学会做人，同时必须学会做事；以做事体现与升华做人，以做人统率与激活做事。

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就做人的两端而言：一端是真正大写的“人”，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五种人”，是纯粹的人、全人和完人；一端是连禽兽还不如的披着人皮的“人”，是“不是人”的人。做人当然要向好的看齐，努力追求成为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五种人”。

人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决定着人有什么样的言行，决定着人是什么样的人。作为人，实际上就是：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体现思想；

躯体体现灵魂，灵魂支配肉体；

做事体现做人，做人统率做事；

才体现德，德统率才；

形而下的“器”体现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支配形而下的“器”。

3

大学教育问题的根本，

是中小学地基没打牢固

大约是199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士大会，一起开会的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院士生病了。他是天文学方面的院士，在南京大学校长任上干得相当出色，我们一起讨论教育问题总是很合拍。那次我去医院看他，跟他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杨校长，你说现在大学最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当校长以后感触很深，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便脱口而出：“我自己的感觉是，高等学校问题很多，但根本问题不在高等学校！”曲校长一听，马上从病床上坐起来，连忙问：“你说，问题在哪里？”我很肯定地说：“在中小学！”他像找到了知音般极力赞同，连说：“不要讲了，我完全同意！”

我们两人的意见不谋而合，我们一致认为，大学教育问题的根本，不在高等学校，而在中小学，是中小学从地基上没打牢固。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想建好高层的楼台，必须将底层的、低层的基础打好。没有底层、低层，起不了高楼；底层的、低层的基础打不好，筑于其上的高层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当校长时，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对于大学教育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人格不够健全，感情不够健康，习惯不够良好。

不少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表面上看，是习惯不够良好，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往深层次上分析，实际上是人格不够健全、感情不够健康所致。习惯不够良好，只是人格不够健全、感情不够健康的具体反映。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人讲“道在人伦日用间”，日常生活的细节，日常生活的习惯，日常的行为处事，日常的待人接物，实际上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和品质。你不能说，“我这个人素养很高啊，只是我的习惯不够好。”这说不通嘛！一个人再好，如果习惯不好，也就好不到哪儿去。

这个问题主要是幼儿园、小学阶段留下来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个阶段养成良好的习惯，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人良好的品行和作风，好像是自然的一样，让人终身受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养成好的习惯，让人很受累，后来改起来不太容易，但不是不能改。

第二类问题是，基础知识不够全面、不够扎实，总结来说，就是基础不牢。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中学阶段产生的。你看现实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孩子一进到幼儿园，不是注重本该注重的良好习惯的养成，而是学习上“小学化”，开始学小学的课程，过早进入各种文化课程的学习，从幼儿园开始就被送去上各种各样的“培优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为社会上的一个流行语，造就了焦虑的家长和受压抑的孩子，让不少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

接下来，进入小学，为了应试，就打各种提前仗，低年级提前学习高年级的内容，高年级提前学习中学的内容。其实我们国家小学的一些课程内容，从课程教学大纲上来讲，与国际上相比，已经是提前的，比如说小学数学学习的内容就比美国小学数学学习的内容要提早，低年级段就学了美国高年级段学的内容。实际上，知识学得不够灵活，而且不注重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思维习惯的养成。

进入中学以后，高考的压力下移到中考。高中以后，为了应试，过早实行文理分科，学生很难有宽厚的基础。社会上曾经一度非常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生偏科的情况普遍存在。

2007年10月，在清华大学本科教学评估

我到过许多重点中学，看到学生确实可怜，一个学生的桌面上，堆着一大堆厚厚的书，一个星期最多休息一天，而那一天在家中还得“啃”书本。湖北有的中学一个学期只休息三天——大年三十晚上、初一、初二，其他时间根本不能休息。这不是把学生当人来看待，而是当成机器，搞题海战术，照葫芦画瓢！即使拿到奥数奖，也并不是很厉害，因为这些全都是技术问题，并没有悟性。现在中小学从总体上是轻视人文学科的，大致是：成绩好的学生学理工，成绩差的学生学文科。这样忽视人文学科，使人文学科得不到发展，不仅对学生思维束缚极大，而且对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的危害极大。

进入大学以后，学什么呢？大学开什么课呢？还要从头教基本的道德规范，比如：不打人，不骂人，要爱护公物，要遵守秩序，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要有文明礼貌，等等。这本应是幼儿园和中小学的事情，现在却“移植”到大学课堂里来了。

因而有人说，现在是“幼儿园学小学，小学学中学，中学学大学，大学学幼儿园”。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应试教育下教育现象的反映。这里，前面的三个“学”，实际上是指学知识，是急于让小孩子成才、成名，恨不得把一生要学的知识一下子教给孩子，从而忽视了如何成人和如何做人的教育。

到进了大学，只好从头来补，既要补学做人最基本的规范，又要补习一些在中学就应该要掌握的基础知识，以及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你会发现，一些大学生，由于习惯了中学课堂灌输式教育，面对大学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与对独立学习和思考的要求，有些无所适从，找不到目标，渐渐变得散漫起来，将university变成了谐音“由你玩4年”。

我很佩服拿破仑。拿破仑曾经讲过：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幼儿园教育、幼儿教育。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幼儿教育是决定一生教育的基础。可是我们现在的幼儿园教育在干什么呢？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而去进行所谓的“培优”。培什么“优”呢？实际上都是些知识层面的、“形而下”层面的东西，与思维训练、思维开拓、“形而上”没有关系，反而是限制和束缚了人的思维，导致人思维僵化。长此以往，不是“培优”，而是“培忧”，是“忧患”的“忧”，培养出很大的“忧患”。

我很佩服钱学森同志，他所说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其实我当校长的时候，我看到钱学森同志有一句话是“教育工作的最终机理在于人脑的思维过程”，让我很有感触。钱学森同志认为，学习知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思维训练。其实，大脑的思维过程就是人的精神世界最高活动的一种过程，是对某一事物、某一规律、某一过程深化认识的过程，思维的结果就产生了相应的认识。人的认识深化是无止境的，人的实践也可以是无止境的。

同样，物理学家劳厄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教育重要的不是获取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就是把所学的知识全部忘掉后剩下的东西。这不就是强调要进行素质教育吗？

1995年，在学校“211工程”预审会上做工作报告

文字为《育人而非制器——杨叔子口述史》部分节选，图片来源图书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