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素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恭澍，来到位于上海霞飞路的光明公寓，一再动员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范纪曼跟随自己去台湾。

陈恭澍

而陈恭澍所不知道的是，范纪曼可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当然不会和他一起去台湾。于是范纪曼以种种借口来推脱，陈恭澍求才心切，不断地纠缠，甚至要范纪曼和妻子彭雅萝离婚，然后“了无牵挂”地一起飞往台湾，最终被范纪曼断然拒绝。

范纪曼是我党地下战线的一位传奇式英雄人物，他不仅打入国民党军统，还成功打入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不仅为我党我军服务，还为苏联特务机关提供重要情报。他曾数次被捕入狱，但都成功脱险。直到国民党逃往台湾，他的身份都没有暴露，还派出军统的高官来劝他一起逃往台湾……

一、没有组织关系的地下特工

范纪曼，1906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梁山县，又名范贤才、范行、江汰洁。1925年，19岁的范纪曼从四川来到武汉求学，考入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罗瑞卿是同班同学，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共产党。

之后不久，他就受党的派遣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在汀泗桥一战中，范纪曼身先士卒，英勇负伤。伤情好转后，他被派往四川开展农运工作，曾担任中共梁山县、合川县县委书记。

1929年在重庆组织学生运动时，结识了女友彭雅萝。第二年，他被党组织派往上海法租界担任交通员。这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之后被移送到苏州国民党法庭。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未暴露任何党的秘密。敌人因缺乏证据，于3个月后释放了他，可惜他从此失去了组织关系。

失去组织关系的范纪曼和彭雅萝决定到北平区寻找党组织，二人来到北平后考入了北平大学。范纪曼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而彭雅萝则专修音乐。

在这里他终于和党组织发生了工作联系，他向组织提出要解决他的组织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中央也撤到了中央苏区，无法联系到上级组织也就无法核查范纪曼在上海的一切情况，于是恢复组织关系的事被暂时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半个世纪，等他再次恢复组织关系时，已经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了。尽管长期没有组织关系，但他依然在当年那种白色恐怖之中，凭借一颗赤诚之心冒死为党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被选为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抗日学联主席之一。之后，他带领5000人的学生请愿团从北平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结果，在南京与军警搏斗中受重伤。在宋庆龄的介绍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还采访报道范纪曼的英勇事迹。

之后，范纪曼利用自己在北平国民党机关翻译文件的机会，获得大量外文机密。他将这些翻译后的机密文件全部送给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遗憾的是不久冀丕扬被捕叛变，中共北方特科被国民党破坏，范纪曼再次被捕，后经党多方营救，再次平安出狱。

1934年，再次失去组织联系的范纪曼经人介绍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这个组织实际上是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建立起来的。范纪曼的直接领导是接替冀丕扬工作的刘一樵（人称“老陈”），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记着。

刘一樵交给范纪曼的任务是暗自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搜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后来，刘一樵到上海工作，直接领导是潘汉年、李克农，范纪曼也跟到了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38年8月2日，“党外”斗士范纪曼一次偶然机会获得重要情报：日军要派2个旅团、3个师团对海参崴苏军发动突然袭击。他立即将这一情报送了出去。只隔一天，上海《大美晚报》就刊登了重大新闻：日苏在朝鲜张鼓峰爆发战争，苏联空军炸毁了日军的重炮阵地，偷袭的日军被歼灭。范纪曼看到报道后一阵狂喜，这不正是自己送出去的情报起了作用嘛！

为此苏军方面还专门通过刘一樵向范纪曼转交了5000美元的奖金。范纪曼夫妇就用这笔钱在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租了一个公寓，并附近开了一家叫做“木简书屋”的小书店，用作情报工作的掩护。

二、与“第一杀手”陈恭澍“渊源”颇深

陈恭澍号称“军统第一杀手”，但一直以来，他对范纪曼却很敬仰和重视。陈恭澍逃台后在回忆录《英雄无名》中说，范行（范纪曼化名）“能说会道”“分析问题头头是道”，称赞他“真是一个传奇人物”。

范纪曼和陈恭澍相识于北平，当范纪曼在平津一带活动时，结识了天津早期党的负责人江浩，江浩有个侄子叫江田，江田和陈恭澍很熟悉，恰好范纪曼、江田和陈恭澍三人又都是黄埔五期（武昌分校）的同学，就这样三人经常称兄道弟。

那时的陈恭澍已经加入了军统，他想拉范纪曼加入。范纪曼在征得刘一樵的同意后，加入了北平的军统组织。因为那时军统刚成立不久，我党也想掌握它的底细。

有两件事的发生，让陈恭澍和范纪曼成为了“知交”。

第一件事：陈恭澍帮助范纪曼营救地下党，范纪曼帮陈恭澍翻译美军情报。

一次，范纪曼的同乡曹策托人找到他，说自己被军阀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请范纪曼设法营救。曹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是党的重要干部。

为了营救曹策，范纪曼找到已经是军统北平站负责人的陈恭澍，谎称曹策是自己的“表哥”，让他想办法营救。陈恭澍满口答应，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帮我翻译一份美国公使馆提供的资料，你表哥我负责保释出来。

范纪曼当场答应，翻译英文对于陈恭澍来说比登天还难，但这对于范纪曼来说却是小菜一碟。等他拿到陈恭澍给的资料时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份国民党与日军的重要军事和外交情报。他立即将到手的第一批材料翻译后交给陈恭澍，陈恭澍如获至宝。

同时，范纪曼马上找到地下党北平站负责人将自己翻译的情报做了汇报。

紧接着，陈恭澍又拿来了第二批、第三批资料……范纪曼同样在翻译后给陈恭澍的同时，自己也留存一份，上交北平地下党组织。

不久，在陈恭澍的帮助下，曹策顺利出狱。

第二件事：范纪曼私放陈恭澍。

陈恭澍在任军统北平站负责人期间，贪污了一笔经费，后来被上面追查。陈恭澍自知事情败露，难逃罪责，于是悄悄溜走了。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军统内部处罚是相当厉害的。

陈恭澍走后，郑介民任命范纪曼为军统北平站戴笠站长，来接替陈恭澍逃离后留下的空缺。

但此后不久，陈恭澍又鬼使神差地悄悄回到北平，来找范纪曼。对于陈恭澍，范纪曼不仅没有“公事公办”将其扣留，还给了他160元钱，让他赶紧走。

基于两人的这种渊源，所以当范纪曼再次来到上海时。已经是国民党军统上海站负责人的陈恭澍，在193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找到范纪曼，拉拢他继续一起入伙，答应每月给予200元津贴。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后，陈恭澍被汪精卫的特务组织“76号”抓获，很快就投降了日本人，当上“梅机关”国际情报小组组长，专门负责为日军搜集国际方面的情报。但他自己由于不懂外文，几乎没有什么情报来源，于是就想到了拉范纪曼入伙。

范纪曼

范纪曼在请示刘一樵同意后，就打入了这一组织。刘一樵认为，陈恭澍是搞行动出身，对于国际情报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他之所以如此看重范纪曼，就是因为他知道范纪曼精通外文，这对他搜集国际情报非常有帮助。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打入日军特务组织内部，获取日方的情报。

事实也正如刘一樵所料，后来陈恭澍搜集的外文情报经范纪曼翻译后，最终备份件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我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手中，这些情报主要是日军在上海以及华中地区的调动情况，还包括国民党一些反动活动。

三、冒险转移电台营救党的干部

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于敌人查得紧，数量很少，总共也就三四台，其中在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有一台专门与延安联系，电台负责人叫李一鸣（原名刘鹤孔）。此人是老红军，江西人，参加过长征，到苏联参加过电讯培训。

范纪曼搞来的情报就是通过这部电台发到延安去的，这部电台布置在一个小五金店内。但是由于电台在这个位置时间挺长了，有一定危险，就想转移一个更加安全的新地方。刘一樵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纪曼。

范纪曼四处找了一圈新地址，最终还是觉得在自己的书店里比较安全。为了能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顺利地将电台转移出去，范纪曼西装革履，坐上租来的豪华轿车，开到那个五金店门前，以购买电器为由，大大方方地将包装好的电台转移了出来。然后又派另一辆新车将李一鸣接出来。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电台转移出来后，范纪曼他们在小书店里挖了个地洞，将电台放在洞内继续发报，及时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

日本投降后，上海成了一座孤岛。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对上海的情况是鞭长莫及。利用这个机会，上海地下党要求范纪曼设法营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我党一位重要干部——杨树田，他是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杨靖宇烈士的弟弟。

为了能够尽快抓住上海的控制权，蒋介石不惜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淞沪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周佛海命令在押的国民党人全部释放，而共产党人和政治犯则继续关押。

范纪曼得到消息，自己的北平大学同学李时雨（中共地下党员）刚刚被周佛海任命为总指挥部的军法处处长。于是赶紧把他找来，到自己的木简书屋商量对策。

此时，尽管周佛海还在南京，但他很快就会到上海履职。一旦周佛海到了上海，营救行动将变得异常艰难，杨树田也将凶多吉少，形势危急，迫在眉睫。

李时雨想到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沈冠三和自己是老相识，他和范纪曼决定利用这层关系去冒一次险：化装闯进监狱，逼沈冠三放人。

范纪曼找来一套国民党少将军官服装，化装成从重庆飞来的高级军官，乘坐在由李时雨驾驶的一辆军用轿车上，横冲直撞地驶入提篮桥监狱。

沈冠三听说是重庆来人，不敢怠慢，慌忙出来迎接。李时雨向沈冠三介绍着范纪曼，说他是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专门来接在押犯人杨树田的。并说这件事是由他们军法处协助处理，所以才陪同前来。请沈冠三招办。

而范纪曼也装出一副蛮横不讲理的态度，对着沈冠三厉声呵斥：“我的部下关在这里，还不赶快放出来！”

沈冠三略一思考，知道是上海日军司令部办的谍报案。于是就让人从狱中把杨树田押了出来。事实上，范纪曼和杨树田并不相识。但范纪曼知道杨在苏联受训过，于是他抢先一步走近杨，用俄语低声对他说：“如是他们问，就说是我部下。”杨树田心领神会。

就这样，范纪曼拉着杨树田就走。沈冠三一看急了，要求他们二人写个收条。范纪曼和杨树田头也不回，李时雨一看赶紧说：“收条我来写吧。”

就这样，三人顺利出了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并一路把他送到拉都路安乐村党的一处秘密据点内。不久党组织把杨树田接走，安全转移到了东北。

四、出任国民党少将专员

1946年春，刘一樵从延安回到上海，再次与范纪曼接上头。并向他下达了新的任务，鉴于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内战，让他利用黄埔同学的关系，打入敌人心脏，钻得越深越好。范纪曼见组织如此信任自己，深受鼓舞。

范纪曼

这年6月，蒋介石撕下伪装，全面发动了内战。范纪曼必须加快打到敌人内部去的脚步。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一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打到敌人内部去的部署始终未能实现。

1947年秋，机会终于来了。抗战时期就与范纪曼有着特殊关系的张子羽，来到范纪曼的木简书屋找他。张子羽是我党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这次见面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范纪曼说到自己想再次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张子羽答应帮助举荐。于是不久之后，两人一起来到南京，张子羽直接向陈诚推荐已经改名为范行的范纪曼。说他是黄埔的学生，从30年代起就在北平为党国搞情报，曾任军统北平情报站代理站长，并且精通多国语言，又非常博学，是个搞国际情报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张子羽的大力举荐下，这年8月初，范纪曼就正式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二厅驻上海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专门搞国际情报。他的直接上司就是特务头子郑介民。

国防部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他就在上海霞飞路光明公寓租了个很大的房子做办公室，每月到南京向国防部汇报一次工作。

在这个位置上，他凭借着自己的胆略，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在三大战役期间，他经常往返于南京和上海，把从国防部搞到的极有价值的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

辽沈战役时，他将蒋介石的密令“调全部美式装备的廖耀湘兵团开往辽西，以增强四平、长春防御能力”的情报及时报告党组织，我东北野战军及时根据敌情变化调整作战部署，一举将廖耀湘兵团歼灭。

淮海战役时，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命令邱清泉兵团火速增援，范纪曼又将这一情报报告党组织，使我军对邱兵团的司令部地址、防守地段都掌握的清清楚楚。

平津战役时，蒋介石眼看败局已定，竟然密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紧急时，可决堤引水入津街巷，以利死守。”

这些情报对我军知己知彼地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全国解放在即。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再次来到上海，让范纪曼为其安排落脚点。范纪曼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寓所内，这样对于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在此期间，陈恭澍一再动员范纪曼跟他去台湾或者香港，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范纪曼也从“地下”走到地上，被安排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

10多年来，范纪曼在秘密战线上历经风雨，但一颗赤子之心却始终不改。他向组织提出重新入党，但是由于刘一樵自1947年之后就失踪了，范纪曼的恢复党籍问题被一直搁置。

1955年，范纪曼因“潘扬事件”牵连，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75年出狱。那场动荡之后“潘扬事件”还以历史原本面目，范纪曼的冤案也得昭雪。

1984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正是下文：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党龄从1926年起算，参加工作从1925年入团是起算。

历经坎坷的王牌特工范纪曼，终于在有生之年，盼望到重回党组织怀抱。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