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背藏身》之后，作为导演的徐浩峰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更多时候，他以写作者的身份，一直继续着与创作有关的事。
从大学时代的第一篇小说《流氓家史》到今天，徐浩峰已经写了二十七年，小说、纪实文学、影评、剧本，写作这件事的意义之于徐浩峰，似乎从来都没有变过。“你年轻的时候立下一个志向，觉得这辈子就干它了，然后靠这个志向来构想你的人生，把它作为你遇到事儿的一个标尺，怎么能有变化呢？”
在与毒眸（ID：DomoreDumou）的对话里，徐浩峰感慨人生的短暂，拍电影的时间更是不够用，老了、体力不够了，也就拍不了了，所以在尚能继续的时候，那个“志向”是不可以改变的。
只不过，如今已经四十九岁的徐浩峰所面临的时代，与他年轻立志时有着千百种不同。社会、时局和环境在变化，文学、电影也和诸多艺术形式的境遇一样，在变化中跌宕起伏。徐浩峰无法预知变化的发生，唯一确定的只是“一切都在变动中”。
但他始终相信，中国人是太喜欢文字的一个民族，即便年轻人不会唐诗了，依然有新的方式在“玩字”。不止于此，徐浩峰也相信中国人骨子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爱玩字，文学就肯定不会衰，爱看电影，那电影就也一定会好。”
几天前，徐浩峰作为导师出现在今年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年度活动——“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与年轻的编剧们一同分享、交流电影创作。在时间有限的对话里，徐浩峰与毒眸聊了聊“写作这件事”。
以下是整理后的徐浩峰的自述。
“拍电影的门槛变高了”
我认为编剧的工作非常接近于作曲。作曲家灵感乍现，想到一个很好的主调和乐思，这一点只占1%。想把“调”做成交响乐，必须做大量的节奏和结构的实验，大量与之匹配的工作，只有一个乐思是远远不够的。
编剧亦是如此。这份工作并不是简单地说，我跟你讲一个新奇的事儿，而是要讲一个平常人说不出来的故事。这就需要编织事件的方法。编织功夫在编剧工作里要占99%，把这功夫下到，就是好的编剧。很少有人能在这件事上一蹴而就，有再大的才华，灵感再有新意，即使是天才，这些部分也只占1%，只有这一点点的灵感，是写不成好剧本的，因为编织的功夫不够。
一般来说，一个编剧要花10年的时间，有200万字的练习量，才能成熟，这是普遍规律，这个时间和工作量是节省不了的。新手编剧写作时，往往都是流于写事件，或者直接写人的情感，这时候就需要成熟编剧带着他，在新手写完之后重新组装文字，就像魔术藏道具一样，把变的东西通过折叠和捆绑的方式藏在衣服里边，这个叫“掐活儿”——新手写完，老手改一下，他可能就会写作了。
但在智商、眼界方面，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比我们这一代要先进很多，我们可能要用30年完成的事，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他们比我们更敏感。我们那一代其实还是愤怒的，青年就是叛逆，是直觉上就对某个东西不认可，但是它为什么不好，其实我们自己还没来得及分析出来，这是叛逆的一代。
我们年轻的时候，艺术还是贵族特权。生在艺术世家，竞争力就比别人强；是大院子弟，资源就比其他孩子强，天生的审美就在，各方面都占优势。所以虽然我们这代人追求人人平等，而且也认为人人平等是对的，但其实还是占了父辈的便宜，嘴上说人人平等，其实骨子里其实还是“宅门老爷”。
但现在的一些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有正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们的界定很清晰，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天然地觉得人人平等是应该的，没有任何余地。而且，他们也生在一个艺术上已经没有特权的时代——拍电影的工艺在材质上降低了，没有胶片这回事了，等于是以百倍的成本在缩减。
不请明星、不追求院线的话，可能几个月的工资、和朋友凑凑钱就能拍一部电影。有人说正是因为如此，写作和拍电影这件事走向了更大众的层面，带来对严肃性的摒弃和对娱乐性的追求，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暂时现象，很快就会过去，艺术的门槛其实是提高了的。
因为在我这一代人里，掌握资源的可能是三流人才，资源让他成了时代中的佼佼者，而年轻一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会的人多了，大家一定要争出一个佼佼者。法国新浪潮其实就是这样的，突然手持摄影，不用严密的灯光，不用明星，大量的年轻人直接拍电影，然后大浪淘沙，最后带来整个法国电影的进步——先普及、降低门槛，反而是提升了门槛。
用一直写作来对抗变化
有人说国内电影市场情况不是很乐观，创作者拍电影、作品见观众的机会似乎都在变小，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多变化追溯不出具体的原因。
就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些需要仰望的人，但在我如今快五十岁的时候，他们突然成为青年一代群嘲的对象，这是我年轻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相反，有一些曾经被我们那代人认为很垃圾的东西，年近半百了才发现，它们变得很受追捧，甚至被称为杰作。
这种东西怎么变过来的？你去追究它，好像也追究不到具体的一二三，但它就是变过来了。
社会环境、现实生活在变化，创作者的在场性就体现了出来。我们其实是“叙事艺术家”，写小说的，拍电影的，做歌剧的，说相声的，其实都是叙事艺术家。
艺术性体现在哪？跟建筑、视觉设计的这些别的艺术家不同，我们的独特性就在于，你在捕捉社会变迁的这个点，也就是说，社会变了才有你的事。
但对我来说，从上学的时候写小说至今，写作这件事的意义从来没有变化。这是不能有变化的。你年轻的时候立下一个志向，觉得这辈子就干它了，靠这个志向来构想你的人生，把它作为你遇到事儿的一个标尺，怎么能变呢？
人生其实很短，尤其是要拍电影，老了，体力不够了，也就拍不了了，对吧？所以人生太短了，就只够让你坚持做一件事情。
写作也不能有瓶颈期。可能有一些创作者生活里出了别的事，耽误、干扰了他的创作，但是他又不好对外界说，所以就称之为瓶颈期。但是作为创作者，只要一直在写，就不会枯竭。一旦进步不了，真的枯竭了，就干不了这行了。
但是只要一直在练，一直写，就不会有瓶颈期，写作这件事就不会有巨大的中断，就能一直写下去。
尽管一切都在变化，我们也没办法不负责任地预想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因为确实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一切都在变动中。要相信的一点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中国人一个是太喜欢文字的民族，是一个爱玩字的民族，所以即便年轻人不会唐诗了，但仍然有新的方式在玩字。
而且，中国人骨子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爱玩字，文学就肯定不会衰，爱看电影，那电影也就一定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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