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碳与发展并不相悖

英格兰中部地区科尔布鲁克代尔村庄（Coalbrookdale）见证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租下了一家铸造厂，以焦煤作燃料，大大降低了铸造成本。这不仅是工业革命的起点，更是全球变暖的开始。从19世纪中期到世界大战前，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碳排放量也增加了四倍。同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脚步不断加快，碳排放量不断攀升。

尽管英国当前经济仍增长良好，但其经济发展却逐渐与碳排放“脱钩”。实现碳减排目标，靠的不是大范围普及可再生能源，也不是将碳排放转移到贫穷国家，而是要协调好本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

全球有近33个国家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碳减排，其中欧洲国家仍占主导地位，占比约为五分之三。此外，美国在2007年~2019年间，碳排放量下降了15%，人均GDP增长了23%；澳大利亚的碳排放量自2012年峰值以来下降了9%；以色列的碳排放量与同期相比下降了12%，且经济仍处于持续增长态势。墨西哥、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其他国家的碳减排进程也效果显著，以墨西哥为例，其排放量自2012年峰值以来已下降了16%。

整体来看，英国国内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在7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但由于英国早已将服装制造业转移到了孟加拉国，因此国际总碳排放量实际上并未降低。

此外，外包承接国实际碳排放量相对极少，因此英国目前的碳排放总量仍呈下降趋势。外包承接国包括正在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以及柬埔寨、蒙古和越南等。这些国家为推动自身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碳排放比实际情况要少，这就是所谓的“相对脱钩”。2008年，中国的出口商品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即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后能效提高，出口产品由化学物质和金属转向碳密集程度较低的电子产品，其实际出口商品碳排放量大幅降低。2019年，中国的出口商品碳排放量降至10亿吨。

这一“脱钩”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下降；二是向绿色清洁能源的转变。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是一个污染大国，但实际上美国国内排放在2005年已达到顶峰。因此，尽管美国GDP增长了29%，但其碳排放量却下降了15%。

英国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有力推动了碳减排进程，因此工业革命发源地科尔布鲁克代尔实际上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人间地狱”，如今反倒成为了度假胜地。牛津大学气候政策专家尼克·艾尔（Nick Eyre）曾表示，制造锅碗瓢盆要比看场戏所消耗的能源多得多。

发达国家都有过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经历。美国工业部门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7%下降至2019年的14%。在以制造业著称的德国，制造业市场份额同比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即使是在欠发达的墨西哥，其制造业份额也从27%下降至25%。人们不再需要依靠能源消耗，以改善生存和居住条件。并且，能源消耗也不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可靠途径。

当前，加快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进程至关重要。若一国政府无需巨额支出，也无需出于政治因素考量，这一“脱钩”目标将有望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碳减排计划，普及电动汽车、鼓励乘坐公共交通等措施，都将有利于促进碳减排进程。

编译：范晓宇（期刊部）

审校：金晓坤（期刊部）

编辑：范晓宇（期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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