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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寻常一日,在海外当寓公的刘镇伟接到王家卫打来的电话。

三年前,他执导的《大话西游》在香港一经公映,观众直呼“退钱”,不仅连累星爷刚创业的彩星电影公司赔到结业,连一向不重视艺术追求的香港影评界都不禁问道:“刘镇伟这次拍了个什么东西[1]?”

合拍方西安电影制片厂同样认为这个项目很失败,饰演牛魔王的陆树铭是《三国演义》里关羽的扮演者,他甚至希望上映时片尾不打自己的名字。为插曲《西天取经路遥迢》配乐的作曲家赵季平也说:“当时香港那边来找我配乐,但是那个电影我不是太能接受,就随便配了一首。”

票房滑铁卢令刘镇伟决心息影,直到王家卫几年后突然道喜,这部电影在内地火得不得了。刘镇伟起初还以为是老友骗自己出山,直到周星驰告诉他:《大话西游》的盗版碟已经卖疯了。

《大话西游》里的周星驰与刘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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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西游》里的周星驰与刘镇伟

挽救刘镇伟导演生涯的是内地大学生。1997年初,清华大学为学生宿舍配备了电视,这部充满无厘头桥段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喜剧终于等来平反昭雪。在网络聊天室与BBS论坛的勃兴期,“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式的金句实现了病毒式扩散,令《大话西游》迅速翻红。

一边被狂批,一边被封神,多年之后,媒体问及《大话西游》冰火两重天的“历史评价”,复出后挣到个人资产一个亿的刘镇伟如是恭维道:“这说明香港观众看电影不如内地观众有深度,没有发掘到我蕴藏在电影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2]。”

刘镇伟当然不是唯一获益于内地的香港导演,从老港片的1.0时期,到合拍片的2.0时期,再到如今的3.0时期,香港电影留给内地观众无数经典记忆的同时,内地市场其实也给香港的创作者喂饱了饭。

然而在北上拍片二十年之后,港片这碗饭却越来越端不稳,明星越拍越老——平均年龄50+的TVB一代还在挑大梁;主题越拍越旧——廉政公署or悍匪巨富,港味越拍越淡——无厘头没了,黄飞鸿没了,连《家有喜事》这种合家欢都凑不起来,吴孟达、廖启智、陈木胜、曾江等人的相继离世,更加剧了这种落寞情绪。

为了挽回港片荣光,陈可辛成立了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不过他的选择不再是大银幕,而是成为流媒体的供货商。在首批项目中,搁置多年的《酱园弄杀夫案》也将在与章子怡的合作下拍成剧集,谈及为何绕过“制发放”,陈可辛坦言:电影工业本就很难支持“作品”,影院生存压力之下更会如此,没法不改行[3]。

从“东方好莱坞”时期的生财利器,到随着电影行业一道戴上“特困”帽子,香港电影这块华语片的金字招牌,究竟是怎么每况愈下的?

01 困局:生与死

1990年圣诞节前夕,准备度假的王晶被老板向华强抓了壮丁。

这位卖座导演被要求下周继续卷起来,拍上次讨论好的一个电影,年后上院线。王晶当即表示,连演员的影子都没见到。向华强告诉他,已经跟周星驰、刘德华谈妥了。王晶又说没剧本,把片名与主演加起来,自己手上就十个字,“有道上背景”的老板淡定回答:“我不管,我都卖掉了[4]。”

这部从筹备到上映仅耗时5周、靠港大中文系毕业的导演熬夜赶工的电影,就是票房大卖3130万港币的《整蛊专家》。资金到位、限期上马、限期收工,边拍边写,现写现拍,是港片制造的常态。如同才子金庸信手连载,不少老港片的剧本都靠现场递纸,粤语叫“飞纸仔”。无数享誉后世的经典,都是这样赶出来的。

赶工的不仅是剧本,还有演员。周润发客串《英雄本色》时,身兼4部片约,“小马哥”一开始定的不是他,而是英文名Mark的郑浩南。不料周润发拍了几场,吴宇森觉得他很出彩,就在现场一直加戏,加成了主角。当时影坛盛传“刘十三”“郑九组”,是说刘德华一年拍了13部电影,郑裕玲同时在9个剧组拍戏。

黄金年代的港片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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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年代的港片港味

如此不规范的产品线,为何产的不全是烂片?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曾在传播学领域分析过香港电影的反常秘诀:港式美学就是把要表现的事物推到极致,夸张过分,快速予人感官刺激,令观者爽到忽略它剧情、结构上的不合理,所谓“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虽然香港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巅峰期一年300多部的产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好莱坞制片厂的三大基石——明星制、流水线生产制、制片人中心制,香港电影只学去前两个[5],唯独没学会的就是制品人中心制。

香港拍片没有制片人做通盘管理,而是靠艺术家的灵感和状态硬顶,属于有类型而没工业,有体系但没章程。比起有备无患,随机应变才是香港人的哲学。粤语里有个词叫“执生”,即事前没有准备或临时有变,要懂得灵活应对。

旅居香港的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发表过一组“非正式解决方案”(informal solution)的系列作品,也体现了香港人利用有限资源解决问题的思路:水管坏了不去整修,而是接个塑料袋在上面。

所以,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其实是“作坊的全盛时代”,其专业分工、组织结构虽比同时期的台湾和内地完善,但与“绿灯委员会”(Greenlight Committee)层层把关的好莱坞相较,随意性大、稳定性差、风险度高——存在结构性缺陷。业界对于爽片的路径依赖,更是一把双刃剑,导致香港电影从极盛到极衰都很迅速。

好莱坞之外,香港、欧洲都属导演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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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之外,香港、欧洲都属导演中心制

隐患出现在1988年。当时港片行情正旺,外埠收益远超本土,引来热钱涌入。台资为赚取高额利润,在德宝、嘉禾、新艺城之外建立了新宝院线。多出一条院线后,出口端需求激增,当年仅港产片发行量就比1987年高出30多部[6]。

张艾嘉提到,投资方那阵子认定凡有港星参演的就好卖;尔冬升也讲,台资进来就像点菜,指定主题和主演后,就急着让你出货;王晶的回忆更具体:晚上6到12点在邵氏拍周星驰,12点开车去嘉禾拍成龙,有一年导演作品7部,监制作品3部,听见胶卷转动就想吐[4]。

永盛公司做《英雄好汉》,剧本是编剧文隽4天拼凑出来的,票房大卖后,公司觉得不少素材没利用上,便拉来当红歌星谭咏麟花几天时间补拍支线,剪出的前传《江湖情》,同样收获2100万港币的票房。王晶自己都承认:“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大家开始疯狂拍片,底线也无限放低,最终影片品质参差不齐[7]。”

这种“废物利用”的捞钱法,结合港片本就随性的创作模式,加剧了制片生态的恶化。截至1993年,共有250部台资港片未能如期交货[6]。混乱的项目管理、居高不下的片酬与滥拍同质的剧情,令台方愈发感到投资港片不再是一桩好生意。

90年代野蛮生长的港片就像香港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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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野蛮生长的港片就像香港的招牌

1993年5月,台湾地区片商与香港电影从业者协会进行谈判,希望抑制港片制作成本,提议被拒后,前者爽快宣布撤资。台资离场的底气,是此前一年只能进8部进口片拷贝的台湾市场放宽了上述限制,并在汪辜会谈后开放片商赴内地拍摄。台资的这一步“上屋抽梯”,使得香港电影一时间失去了最大的买主。

港片式微的第二个因素则是好莱坞工业体系的降维打击。1993年,《侏罗纪公园》一经上映,就以6000万港币的票房刷新了香港影史纪录[6]。当时数字好莱坞早已完成产业升级,硬件有视觉系大片,软件有新浪潮一代,到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香港票房破亿时,六成票房已被外语片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愈发风靡的影碟与盗版也令港片遭遇不小的冲击,VCD、DVD在90年代中期的相继问世,哺育了那些小镇青年出身、依靠阅片量自学成才的贾樟柯和昆汀·塔伦蒂诺,却几乎摧垮了依赖影院放映的香港电影产业。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捆稻草出现在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摧枯拉朽地令港片的海外市场失守。仅看“片花”就敢豪掷千金的东南亚,一直是港片的主要输入地,却因经济危机再也无力承担价格高昂、制作草率的港产片。

诸多因素叠加下,香港电影的产量由1993年的200多部下跌到2002年的90部与2003年的70部[8]。院线不得不见风转舵,坚持放港片的倒闭的倒闭,改商场的改商场。捧出李小龙的嘉禾公司,斧山道的片场都被政府收回,连根据地都没守住。

1996年,陈可辛拍出了代表作《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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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陈可辛拍出了代表作《甜蜜蜜》

杜琪峰形容,97、98年是香港电影的最低潮,市场预期变了,无论如何游说都拉不来投资,压低到五六百万港币都没戏,后来是找朋友借了250万才拍完《枪火》,从此不得不押注房地产[9]。

陈可辛更惨,96年刚凭《甜蜜蜜》确立了江湖地位,第二年整个行业就完蛋,堪比江苏苏宁队20年夺冠,21年解散。

02 远征:破与立

如果说当时的香港是无片可拍,那么当时的内地则是无片可放

在1994年之前,内地电影一直是计划经济下“统购统销”的产物,用第五代导演何平的话说:“观众想看什么由电影院定;电影院放什么由发行公司定;发行公司发什么由制片厂定;制片厂导演拍什么由制片厂厂长定[10]。”定来定去的结果是,看电影成了花钱受教育。

1994年,《亡命天涯》等外语分账片得以引进后,观众虽然重新回到了影院,套路陈旧的国产片却不得不继续走麦城。1994年至2000年,每年10部的进口大片繁荣了中国电影市场,却也占据着内地70%的票房[7]。加之中国加入WTO时的“市场开放”承诺,分账大片的数量每年还要再加10部。

CEPA签订现场,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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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签订现场,2003年

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这两个“难兄难弟”,一个缺产品,一个没市场,而且都面临好莱坞的全球制霸。

基于这一背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2003年应运而生,它不仅把香港电影从谷底拉了上来,并且为港导北上打开坦途,港产片不再占进口电影配额,合拍还被给予诸多优惠[11]。

对香港电影来说,北上不仅能吃饱饭,而且也是新的历史机遇。

2004年,CEPA实施的头年,华语电影就在同进口片的拉锯战中夺回了市场,内地票房前三位《功夫》《十面埋伏》《天下无贼》都是合拍之作。其中《功夫》不仅在香港收获刷新港产片票房纪录的800万美元,在内地也有2000万美元进账。

作为一部全球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非英语电影,《功夫》至今仍是YouTube上最受西方观众青睐的周星驰电影,上述成绩并非只得益于“港式动作+美式特效”的技术升级,而是深刻体现了老港片的新变化。

自《卧虎藏龙》鹊起之后,好莱坞“六大”纷纷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其中哥伦比亚影业看中周星驰在亚洲的影响力,愿为《功夫》承担95%的制作成本与全球发行费用。对此,哥伦比亚亚洲区总经理Barbara Robinson只提了一个要求[7]:

影片拍摄前必须拿出一个结构完整的剧本。

港片一直有三项短板:轻视剧本创作、忽略剧情结构、缺乏财务预算,其中没剧本是首当其冲的弱环。为了让西方观众理解港式无厘头,周星驰专门花了18个月打磨剧本,这才锻造出了《功夫》跨越文化藩篱的可能性。

CEPA初期的合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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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初期的合拍片

受益于蔚然成风的合拍浪潮,唐季礼的《神话》、陈木胜的《宝贝计划》和于仁泰的《霍元甲》都站着挣到了钱。2006年中国十大卖座电影中,陆港合拍片占据6席,并在颁奖礼上斩获颇丰。

香港电影并不只有90年代的古惑仔与聂小倩,上述流传在短视频里的经典,也都是如假包换的香港电影。些影片的共同点是娱乐性与艺术性并重,在充分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打造出了1+1>2的双赢格局。

港片在2.0时期不仅没有断绝,而且拓宽了类型题材,制作也比以往更为精细。只有回头看我们才会发现:这些大片的背后,是电影产业的悄然嬗变,是社会环境的革故鼎新。

更大的市场、更紧密的合作、更丰厚的回报,刺激起体量更大的资本注入香港电影,典型案例便是《赤壁》。留洋归来的吴宇森,正是靠着内地市场对于本土大片的需求,焕发了导演生涯第二春。

除了梁朝伟、金城武、张丰毅等来自陆、港、台、日的巨星,《赤壁》特效镜头超过1000个,重头戏的CG规模堪比《指环王》。由于预算高、风险大,片方把目光投向了亚太。在《赤壁》6亿人民币的投资中,只有1.5亿来自内地,剩下主要来自日本的Avex公司、韩国的Showbox电影、台北中环国际与香港渣打银行[13]。

在工业完善的好莱坞,制片方发行方银行保险公司四位一体保障电影拍摄,早已有一套成熟的融资模式。《赤壁》的拍摄亦如此,吴宇森的美国公司Lion Rock Productions先取得成片担保公司Cine Finance的完成片保险,香港渣打银行再参照“预售合同贴现”和“缺口融资”的标准,为影片拍摄提供部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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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在融资和发行体系上提升了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层次。而各方入局的信心,除了三国题材本身的风靡,就是看重吴宇森的名导效应。由于版权预售做得很好,《赤壁》上映前已经覆盖了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电影的1.0时代,《赤壁》这种大片是拍不了的:一是老港片的投资体量受限于市场规模;二是老港片制作不规范,拉不来银行和保险业托底。而在陆港合拍阶段,票房有了新的想象空间,香港卓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在金融市场的定位,正有利于这类商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本土大片的生成。

在“大片热”中最如鱼得水的香港导演,是“鬼才”徐克。在港导集体下岗的90年代末,徐克也曾闯荡好莱坞,但除了港式班底的《顺流逆流》,几部美国题材拍一部赔一部。在好莱坞的拍摄制度下,徐克的想象力十分受限,一度被美国同行怀疑是否应该去“找个厂”。

而在大洋彼岸,类型片基础薄弱的内地却给了徐克任意发挥的空间。《七剑》“初下天山”后,一年华谊一年博纳的《狄仁杰》《龙门飞甲》则让这位张彻、胡金铨的嫡系传人扎住了擂台。与周星驰合作的《西游伏妖篇》,将武侠向魔幻升级,工业上的狂飙突进,也为3.0时期的“港片+主旋律”埋下伏笔。

影评人徐元认为,香港导演之所以在合拍初期占尽优势,得益于这批人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共性:没钱都能硬顶,所以不超支——这是高性价比;赶工轻车熟路,所以不超期——这是高交付率;吃饭家伙要紧,所以很听话——这是高配合度[14]。

粤语里“搵食”二字最适合描述这群北上的谋生者,香港电影人很会迎合市场,不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绝少以艺术家自居,打工只为干饭。也正因为港导的这一特点,越是在港九本埠屈居二三流的,在“大干快上”的内地电影市场越容易受到资本青睐。

已故导演罗启锐的《岁月神偷》,是“大片热”中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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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导演罗启锐的《岁月神偷》,是“大片热”中的另类

但香港毕竟是有艺术家的,比如拍《女人,四十》的许鞍华。“天水围”系列在内地根本卖不掉,只能由王晶出于“乡谊”多拍几部烂片来养。2012年,许鞍华大师手笔的《桃姐》,终于同时征服了两地观众。可相对于内地7000多万票房的“异数”,金像奖的殊荣或许才是这类电影的基本盘。

那一年,中国有了第一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作者却不是香港人,而是内地导演徐峥。它的市场表现两倍于《龙门飞甲》,五倍于《一代宗师》和《寒战》。像是一抹属于未来的哀愁,彼时的港声港色,正像电影中的桃姐一样老去。

03 消逝:金与沙

2010年,庄文强拍了港产喜剧《飞砂风中转》,亲手解构了包括其编剧作品《无间道》在内的香港警匪片。

这部电影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人到中年的古惑仔如何躲避当大哥:陈小春饰演的火楠只想开餐馆,三句话不离消费;郑伊健饰演的燕子文,出狱后一心要往港大念经济,对帮位没有兴趣。

《无间道》三部曲是SARS时期的“救市之作”,无论是关锦鹏的轻拢慢捻,还是王家卫的唱念做打,都无法替代这一类型之于港片的中流砥柱作用。而在《飞砂风中转》里,庄文强几个包袱就令过时的“刚需”破防:

连黑帮都没了,黑帮片还有什么前途?

《飞砂风中转》中拒绝帮位的燕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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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砂风中转》中拒绝帮位的燕子文

如果说在合拍初期,“香港经验+内地市场”还锻造出《男儿本色》《导火线》《叶问》等回光返照的经典,但近几年令人眼前一亮的港片,就只剩下老骥伏枥的《无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正是行业北上造成的留守产业空心化

以往评论者聚焦的点,多是港片合拍下的“因地制宜”——在1.0时期,拍古惑仔和无厘头;在2.0之后,拍钢铁洪流与虽远必诛。实际上,二十年前那次北上对香港电影的影响不止于此,不仅反应在内地,也作用于它的基本盘:生产线整体迁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令港片相继失去了本土票房与招牌内容。

在2010年之前,除了《泰坦尼克号》与《阿凡达》这种全球通吃的神作,香港电影在本土市场还能与好莱坞分庭抗礼。但在2010年-2021年间,香港票房历史排名则被进口电影垄断,前30里只有排第26的《寒战2》一部华语片,最讽刺的是,第25名甚至不是英语片,而是来自韩国的《釜山行》[15]。

但从电影院的收入来看,过去又是香港电影最好的十年,香港电影协会(MPIA)的数据有利驳斥了“香港电影衰落与经济萎缩相关”——2010年香港本土票房是13.4亿港币,比2009年的11.2亿增长19.6%;从2015年到“新冠”爆发的2019年,香港票房每年都超过了18亿港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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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消费的盘子虽然变大,但港片却没有能力赚。《香港电影业资料汇编》显示,2012年-2018年,外语片拿走了香港市场70%-80%的票房,而剩下的华语片又以合拍片为主,港产片苟延残喘。

按官方定义,合拍片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出品公司至少有一间在香港注册;二是监制、导演、编剧、男女主演中50%以上由香港永久居民担任[17]。合拍片大多销往内地,很难同时兼具“钱味儿”和“港味儿”。

香港电影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脱钩分化,即“北上派”的合拍片与“留守派”的港产片。前者强调“兼容并包”,模糊地域身份,追求文化同构,规避准入障碍;后者则持续去类型化,仅以市场角度观察,多为小题材、小制作的“自娱自乐”。

林超贤的《红海行动》是前者的代表,它在内地市场收获36.5亿人民币,而在香港本土则只拿下区区871万港元。

在一众“最懂内地的香港导演”的B面,香港电影产业空心化的后果之一,是原先边缘化的俚语明星意外发迹——讲粤语脱口秀“栋笃笑”出身的黄子华,主演的电影在过去十年里三夺本土票房桂冠。让《金鸡SSS》《栋笃特工》《乜代宗师》这类喜剧小品喧宾夺主,足见香港类型片市场的急剧退化。

产业空心化的后果之二,是涌现了黄真真、麦曦茵、黄绮琳等一大批女性导演。老港片流行师徒制,拉片剪片不分昼夜共处一室,异性多有不便,因此“传男不传女”,女性从业者很难出头。而在类型片工厂北上后,香港电影的造血系统为之一变,由片场教学向学院派转化,客观上促进了两性机会均等[15]。

产业空心化的后果之三,则是人才断档片库里港星仍在风华绝代,现实中新秀却已后继乏人。合拍片一年比一年多用大陆明星,金像奖一届比一届又选内地影后。培养了刘青云、古天乐、梁家辉等人的TVB艺员训练班,一度在2015年关闭对外招募,只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生、应届港姐与选秀歌手等渠道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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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黄子华的俚语喜剧,还是女导演的爱情实验,共同点都是成本低,处在留守派“尚能饭否”的区间。一部确定不能在内地上映的港产片,预算必须控制在600万港币以下,否则铁定亏钱。没有大投资,没有任意取材的背景,没有成本可控的人才队伍,不仅造星困难,类型片衰退也是必然。

对普通观众来说,港片的衰落同样肉眼可见:地标性建筑银都戏院早已改成甲级写字楼,《古惑仔》的拍摄地旺角,则成了遍布连锁电器和化妆品卖场的购物中心[18]。近来的香港影坛,更像一个融资中心而非制作工厂;近来的本埠院线,年轻观众更愿意为进口片买单,华语电影在港九的票房,最多只到6000多万港元。

但只有香港电影人自己明白,事实并非“北上淘金丢掉港味”,而是他们主动选择了在当时来看更广阔的市场。比如日后出任香港电影发展局委员的庄文强就表示:“所谓制作中心这回事,从来都是性价比和竞争的问题,制片人都是哪里便宜去哪里,哪里有技术去哪里,哪里的优势乎合制作去哪里[19]。”

比如拍cult片出身的邱礼涛,在香港用三级片元素来包装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偏爱在银幕上“制造危险”;而到了内地,他的工作是在银幕上“制造安全”,接拍的《拆弹专家》《莫斯科行动》仅从题材来看,几乎沦为第二个林超贤。

庄文强、邱礼涛们可以跑来跑去,然而原汁原味的香港电影不能。香港电影表面上看是地域概念,而它实际上是个时间概念——即二战结束到97金融危机前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段中,香港电影人依托动作、喜剧、惊悚等类型制造的文化产品。其产线主要来自本土,其市场覆盖亚太、延申美欧。

在港片的黄金年代,它靠的也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技术,而是“风景这边独有”的艺术,它的走俏并非“技术换市场”,而是“艺术换市场”。艺术永远需要现实土壤,现实却未必需要同一种艺术,乃至于未必需要艺术。

王家卫《花样年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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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花样年华》剧照

在北上之后,香港电影的“技术”不仅发扬光大,而且在Made in Hong Kong到Made by Hong Kong的进程中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专业化与工业化。吴京《战狼2》的成功背后,就有刘镇伟与陈木胜的支招。

如今的林超贤,只想在主旋律里复制林岭东的血肉横飞;而徐克只要能够天马行空,不在乎拍的是黄飞鸿还是杨子荣。

香港电影真正消逝的是它的“艺术”:没有屎尿屁,没有低俗喜剧,没有鬼怪成精,港片失去了作“乐”工具。而留守下来的文艺片,变成《金都》《手卷烟》式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和老港片完全是两个物种。在3.0时代,港产片很多依靠政府背景的创投资金拍摄,它挽救的不是电影工业,而是本地文化。

关于港片的未来,北上派编剧麦天枢曾与留守派导演有过一次头脑风暴。后者表示过去拍警匪片,去警察公共关系科(PPRB)借服装,只需要登个记,现在人家要先看你剧本——有没有高职级的警长涉黑;犯罪分子有没有穿警服作案;演警察的演员有没有绯闻;在哪条街道开枪;双方能持多少枪支弹药……[20]

比如2004年的合拍片《新警察故事》,内地演员孙淳饰演的“阿祖”他爹,级别就不低,还常年家暴,人设在今天肯定“立不住”。但写过《湄公河行动》的麦天枢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如果穿服装要申请,你把角色设计成便衣不就搞定了?”

04 尾声

陈可辛或许不是北上港导里混得最好的,但一定是待得最透的。

从《如果·爱》的落地,到《投名状》的转型,从《武侠》的哑火,到踩准《中国合伙人》《亲爱的》这类“中等体量现实题材”,陈可辛完整经历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大潮与类型沉浮。除了帮内地新导演做监制,陈可辛还带出曾国祥、许宏宇两大弟子。对中国电影来说,他不仅是“北上派”,而且是“做多派”。

相比文艺入骨、依然故我的许鞍华,陈可辛更懂市场;相比一年合拍、一年港产的杜琪峰,陈可辛则是“既来之则安之”。不少香港导演是在合拍片里拍自己的东西,而过去几年一直合作内地编剧的陈可辛则不然——他不是平移香港经验,而是真正深入内地,乃至在《夺冠》融入主流叙事[21]。

但这样的陈可辛如今也在思变,或者说在港片“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当下,他们不得不变。

从2012年到疫情前的2018年,合拍片数字由30部降为17部,在华语片中的票房占比也从1/3降到1/4[17]。今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万里归途》,已经深得港片3.0的卖相,就像林超贤、刘伟强拍的,但它的导演却是内地少壮派导演饶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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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是港导们赶不上趟了,但实际上香港电影最核心的资产,正是这群“过时”的创作者。而他们今天转战流媒体,也是为了在新的创作空间与选题方向上再度证明自己。跟二十年前的北上一样,这是香港电影的第N次重新转站创业。

当然以电影院的现实来看,恐怕不是香港导演更需要内地市场,而是内地市场更需要香港电影。截至10月20日,黄子华主演的粤语新作《还是觉得你最好》在内地票房破亿。很难想象这种港产小片能在人民币市场啃下这么一块肥肉。

当然,当中国电影率先实现“国产替代”,当市场需求被简化为有限的“工业+类型”,那么港导这把牛刀的确会越放越绣。庄文强过去说:“内地合作伙伴多会要求作品尽量简单,甚至有时会被要求拍一些笨一点的东西。”

王晶现在讲:“我拍喜剧再怎么样,都不如开心麻花让大陆观众笑[4]。”

转战的在转战,留守的还在留守,放弃的也在放弃。王晶最近作为导演上映的三部电影豆瓣评分分别为4.1、3.8和3.5。而去年攒齐古天乐、梁家辉、吴镇宇、林家栋等四大影帝的《追龙擒虎》只收获了5.0的评分和2亿票房。

所以对「香港电影吃老本」的口诛笔伐近些年甚嚣尘上,不过环顾大陆同行们,似乎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综艺咖忙着上综艺,直播咖忙着带货,商业咖忙着卖保健品和开火锅店,还愿意追求艺术的则拍了一堆薛定谔状态的作品。

香港电影吃老底,似乎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谁还不是在吃老底呢?

全文完,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资料

[1]刘镇伟:从此之后,我和《大话西游》再无联系,中国新闻周刊

[2]刘镇伟:香港媒体“强奸”我,今日早报

[3]金成陈可辛导演对谈,叔叔的爱

[4]“执生”:拍到吐,搞笑惨,圆桌派

[5]西体中用,与好莱坞共谋巨片时代,国海证券

[6]香港电影演义,魏君子

[7]香港电影没落了吗?原因是什么,知乎

[8]中国全球:1997年后的香港电影,傅葆石

[9]杜琪峰:说香港电影已死的人,并不懂何为电影,锵锵说

[10]《亡命天涯》的中国奇遇记,史料搬运工

[11]后CEPA时代香港电影整合营销现状研究,山西大学学报

[12]1995-2017:历年香港电影公司本土票房累计大PK,昭和惊弓鸟

[13]中国商业影片境外融资案例研究——以电影《赤壁》为例,龙丽芳

[14]香港导演北上20年:从扛把子到干饭人,枪稿Z

[15]去日苦多——香港电影十年,反派影评

[16]香港电影市道整体情况2010-2019,香港电影协会(MPIA)

[17]香港电影业资料汇编2012-2018,香港电影协会(MPIA)

[18]港片再造:香港电影的复兴,腾讯娱乐

[19]那些逐渐消失的香港电影院,界面

[20]香港警匪片,如何拍下去,吴莉莉,陈丽,曾卓衡

[21]陈可辛独自上场,枪稿Z

[22]香港新世代监制,香港电影发展局

作者:鲁舒天

编辑:戴老板

视觉设计:疏睿

责任编辑: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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