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继侵占了东三省后，终于在华北平原上引燃战火。从此，中国进入了“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的全面抗战持续了八年，可是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此时离抗战爆发已经4年多了，这四年里为什么国民政府一直不肯正式宣战呢？

弱国抗战的悲哀

中国的抗战是极为艰难的，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与日本相比，整体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单单从军事来看，1937年，中国陆军兵力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完全超过日本（中国有正规军191个师，而日本只有17个），但是素质和装备很差。

抗战初期，中国陆军装备多属轻型武器，且极不完备，一个常规步兵师仅有步枪3800支，机枪328挺，火炮38门。庞大的陆军除去守卫辽阔的疆域外，只有不足半数军队可用于抵抗日军进攻。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中旬，国民政府就已经研究是否对日宣战，最后决定不能对日宣战。

因为一旦宣战，两国即同具交战国的地位，日本就可以利用它的力量，依照有关国际条例，通告各国禁运一切军需品到中国，而中国则无力效仿，宣战反而会失去大量的军事援助。因此，如果对日正式宣战，中国除了能从日本撤回大使外无法获得其它任何好处。

但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当前最紧迫的自然不是考虑要不要对日宣战这种程序性问题了，而是如何坚持抗战维护民族独立的生死问题。况且日本政府也是习惯性地不宣而战，战争的实质性行为早已开始，因此中国是否要正式宣战，也就成一个形式化工作了，短时间内无足轻重。

底线在哪里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展开一场“空间换时间”的消耗战，但其心里对战争的结局一直持观望和动摇态度，那么他对抗战到底的“底”尺度究竟在哪里呢？

应当承认，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抵抗，的确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其自身的抵抗意志，也随着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不断溃败而逐渐动摇。

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会上对抗战到底的“底”做了明确阐述：“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简单地说，如果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现状就是失败，恢复了就是成功。”

可以看出，蒋介石内心的“底”就是只把目标局限在华北问题的解决上，即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现状。所谓的“底”，根本就不彻底！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此时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拒不参战，且国民政府对抗战前途没有做出乐观的估计，对抗战的态度就显得十分复杂和暧昧，政府内部也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意识并没有因为国家处于存亡之际而消失。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关系由合作转变为“溶（共）、防、限、反”。

1939年初开始，国民党在各地不断掀起反共高潮。3月至11月，先后在博山、平江等地残杀共产党军政人员千余人。4月，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6月，制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到1941年1月，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八路军遭受重大损失。

对抗战前途的观望，企图谋求与日本和谈以保持现状的幻想以及利用抗战反共的政策，大大抑制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勇气和决心。

寄“厚望”于国际社会

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除了以上主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国际干涉寄予厚望。

中日战争是国际战争的一部分，自然需要各国有力的支持，但国民政府却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蒋介石一再重申，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战”，竭力把中国利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绑定一起，让各国能够考虑到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同情援助中国。因此，依赖外力抗战，是国民政府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是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力量干涉之所在。

国民政府设法争取英美等国的干涉，以求制衡日本。当时召开的国联大会、远东问题委员会、九国公约大会，都是中国力争美英等国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重要场所。

但英法美等国着实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法国政府想把中日问题推给英美解决，美英则认为自己与此事无关，美国甚至表示“用经济方法来制裁日本是办不到的”，“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关美国的事”。

机会终于来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伤亡惨重。这对美国绝对是一个打击，但对国民政府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从此，美国正式卷入了对日战争，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孤军作战”的局面，也大大增强了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的乐观预判。

于是，在美英宣布对日作战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发表了对日作战的报告。从此，长达四年多的“不宣而战”的抗日战争，真正名正言顺了。

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被迫迎战而不是主动求战的自卫战争。国民政府迟迟不正式宣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贫弱，也更多反映了对独立承担战争责任而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不够，这就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迟迟未宣布正式对日作战的原因所在。可悲？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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