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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福终点站》里，当被迫滞留在肯尼迪机场长达八个月的主角——维克多·纳沃斯基终于获得了回家的机会后，他坐上计程车，对司机说：“我要回家了。”（I am going home.）这不得不让人想到故事的原型——一个名叫梅赫兰·卡里米·纳赛里（Mehran Karimi Nasseri）的伊朗难民。他在法国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居住了18年，是史上在同一个机场中停留时间最久的人。11月12日，他于戴高乐机场2F航站楼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6岁。可以说，他以一种与电影不同的形式“回家”了。机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他是（机场）一个有魅力的标志。他去世的消息让机场里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悲伤。”

辗转多国的坎坷命运

“他睡在一排红色长椅上，经常在麦当劳里吃饭，周围是成堆的杂志和全世界寄来的为数不多的信件。他更喜欢自称为‘阿尔弗雷德’。”这是梅赫兰·卡里米·纳赛里在戴高乐机场居住18年期间的生活状况。从1988年至2006年，只要是经过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的旅客，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和生活的痕迹，不少游客与他拍照留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梅赫兰·卡里米·纳赛里出生于伊朗马斯吉德苏莱曼，父亲是一名伊朗物理学家。在1972年，纳赛里经历了人生中第一个打击——他被视为母亲的女人坦承他是非婚生子，他真正的母亲是一名苏格兰护士。在英国留学后，他返回伊朗，参与反对伊朗巴列维国王的政治运动。据纳赛里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参与示威，他被伊朗政府驱逐出国，从此开始了政治难民的生活。他多次申请过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的政治庇护，但都遭到拒绝。

直到1981年10月27日，纳赛里的存在得到了比利时当局的正式承认。他获得了编号为86399的难民证。纳赛里之后在书中回忆道：“我在比利时度过了我这辈子最好的时光，但也是一段短暂的喘息时光。”在布鲁塞尔，一名伊朗侨民告诉纳赛里他的亲生母亲名为西蒙妮，住在格拉斯哥。“去英国寻找母亲成为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法国新闻周刊《L’Express》写道。纳赛里在1984年11月16日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在前往英国前，他把难民证寄给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希望英国不要把他遣返回比利时。

结果可想而知。纳赛里去英国的计划失败了，比利时也向他关紧了大门。无奈之下，他于1985年抵达法国，虽然没有被驱逐出境，但法国以其境内非法居留为由判处纳赛里三个月监禁。获释后，他再次流浪。1988年8月26日，当记者朱利安·博迪尔（Julien Bordier）第一次见到纳赛里，“他的头脑已经不太清楚了，一直想着飞往英国”。纳赛里在同年进行了第二次尝试，结果又被英国当局遣返，从此之后，纳赛里居住在戴高乐机场，这一住就长达18年。

机场的18年

“阿尔弗雷德先生，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满是商店’的楼层。”在不分昼夜的褪色地下室里，在堆满了一堆垃圾和箱子的红色长椅上，纳赛里向记者展示了他从全世界各地收到的信件或明信片上的地址。

自从住在机场里，纳赛里自称是“无国籍者”。每天早晨，当机场里人还不多时，纳赛里在厕所里简单洗漱。“不能洗澡。”他用英语向来采访的人抱怨。纳赛里吃得也很单一，通常是三明治和汉堡。除此之外，他的娱乐活动也很有限：听收音机和看报。即使法语并不流利，他也尽量读法语书籍，比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自传《我的生活》的法语版。2004年，他与英国作家安德鲁·唐金（Andrew Donkin）合作的自传——《航站人》出版，《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此书“令人担忧纳赛里的遭遇也感叹他的才华横溢”。

纳赛里并非完全是流浪汉。他会定期清洗自己的几件衣服。虽然时常胃痛，但他也保留着喝苏打水的习惯。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清一色的浅色长裤，留着光头，看起来就像那些成千上万的过境旅客中的一员。“阿尔弗雷德爵士”也是一个庄重的人：笔挺的背、略微抬起的下巴、修剪过的小胡子。那些与他长期相处的工作人员说，纳赛里有时也很“傲慢”。当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他的声音很小甚至几乎听不见，讲话漫不经心，仿佛不屑于给别人讲故事，仿佛别人听不听也无关紧要。

法国当局曾在1999年为纳赛里亮绿灯”——承认其难民身份并颁发正式居留证。当看到文件上的名字和国籍时，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的名字不是梅赫兰·卡里米·纳赛里，而是阿尔弗雷德；而且我不是伊朗人，我是英国人。”

不想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

有一天，离他长椅最近的一家药店的电话响了，是美国电影制片人、好莱坞“大人物”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打给他的电话。电话中，斯皮尔伯格表示对纳赛里的生活非常感兴趣，意图重金买下他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媒体关于报酬众说纷纭，法国媒体《La Dépêche》报道纳赛里收取了50万美金作为报酬，《卫报》则报道报酬仅为数千美元。

问及《幸福终点站》这部电影，纳赛里表示他没有看过，“也不想看”。“如果他想看，我们会带他去看。”机场的首席医疗官菲利普·巴甘（Philippe Bargain）告诉记者，“但如果把他从机场带出来，他会生三个月的闷气。”

长时间在机场居住，让纳赛里出现了心理问题，从2006年开始，他离开了戴高乐机场，在医院接受治疗。也许他感到机场才是真正适合他生活的地方，在去世前两个月，他又回到戴高乐机场2F航站楼。“机场还不错，”纳赛里曾告诉《泰晤士报》的记者，“机场人流量大，充满活力。我每天都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游客。”

新闻与图片来源：L’Express、La Dépêche、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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