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西安市建国路上一个深宅大院里聚集着一群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硝烟里走出来的蜚声文坛的作家、诗人，还有《延河》月刊创刊时期的老编辑，难免环境略显得沉闷。张艳茜是当时这些人里最年轻、靓丽的女性。她性格开朗，响亮的笑声给破旧的老院子平添了生气，使之生机勃勃，也与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见过张艳茜的人都会用“空谷幽兰”来形容她，她非常有亲和力，哪怕是初来乍到闯错了门的陌生作者，她也会热情、真诚待之。这个三十多年前年轻、靓丽的小说编辑，被陈忠实等前辈老师提携着，一路走来，早已成了陕西著名作家 。她以文字方式流露出来的不仅是美好心灵的涓涓溪流，还有很多重要的当代文学史的丰富见证。时下最活跃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是这么形容她的：读张艳茜，是信文如其人的，其中有一重沧桑，但沧桑了也还天真着对着世间，对他人怀着亲切温暖的善意。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

受访嘉宾：张艳茜（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获过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柳青文学奖以及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季风：“跟着师傅，你会走进了历史”，是某个电影里的台词；包括“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意思和有修养的大人物在一起，日久天长，普通人也有不寻常的作为。是否那些作家影响到了您，让您后来努力写作，由普通小说编辑成为有社会影响力的著名作家？

张艳茜：1985年7月15日，我正式成为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名编辑。8月初，在省作协前排的简易客房安顿下来。20号一大早，我就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及主编白描等30多人，浩浩荡荡地乘坐上一辆大巴车，去参加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看着那辆大巴车在眼前“绝尘而去”，我好生失落，也感到自己来作家协会就是个误会。因为我要想成为那辆车上的一员，此生恐怕都难以实现。

某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看稿时，路遥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坐在我桌前的沙发上，与我谈了省作协目前的现状。他说：“不能因为客观现状影响自己的情绪，要学会把握自己，咬紧牙多看些书，多写作品。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追求崇高的目标，要为自己树立理想。”接着，他谈了读我写的几篇作品的感觉，还向我推荐他喜欢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

“霍·阿·布恩蒂亚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像出庭作证的人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庄严地将手放在冰块上，说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路遥竟然轻松而庄重地背诵出的这段情节。这次的交流，释解了我好久不敢和他打招呼带来的不安，同时也明显对我写作欲望是一种激励。

当时省作协大院里，还有严谨耿直的编辑前辈董得理；有才气与勇气兼备、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期刊主编白描；还有平时住在乡下，每月来几次，勤奋而敏于思考的作家陈忠实；有善解人意、平和敬业的诗人晓雷；有英年早逝、风趣幽默的作家邹志安等。路遥只要是有了闲暇，也会和这些人一起聚集，在我住处旁边的《延河》编辑部小院，喝着作家王观胜冲好的茶水、咖啡，谈时政，谈文学，谈创作，也谈生活。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指点，那种自然形成的文学沙龙，给当时的作协机关制造了一种和谐向上的气氛，而且形成一种感召力，激发着年轻人的创作热情。所谓“近朱者赤”，这其中受到影响的，就有随遇而安、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做好编辑本职工作的我。

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8期的《延河》上。当时有一个争鸣栏目，要为一篇有争议的小说配发两种观点对立的评论，主编白描吩咐我来完成反方评论，于是我写下了题为《两个艺术天地》的评论；之后又在《小说评论》1986年5期，发表了《读王安忆中篇小说〈荒山之恋〉》的评论。这也是我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

我很幸运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能连续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很是自鸣得意。以为写作啊，发表文章啊，都是很容易的事。后来才感觉这是极其艰辛的道路。写好文章要有许多的准备，诸如知识和经验积累，感悟和想象的能力，思考及语言的智慧。每个写作者一定是依赖于自己的个人经验去写作，才能在写作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感觉。这些经验，与写作者的生存、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也同样需要真诚地走近它，呼唤它，开掘它，才能使它舒缓或奔流湍急地涌动在笔端，凝成文字。这样的文章也会有一种真实的力量。

已故的评论家王愚先生曾经说过：“假中出真那是虚伪，真中造假那是艺术。”这句话终究没有很好解答出我心中对某些“人不如其文”的困惑。对我而言，只有两个字：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为文。

↑2008年在清涧王家堡看望路遥生母

季风：“建国路83号”，不仅仅是收发信函的普通门牌号，您在里面见证了一段很重要的荣耀历史。有关以前主人们的信息，网络和社会上传说，大多从您的文章里抠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有过亲密的过往和细腻的交情。路遥去世了很久，他的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认真阅读，他的人格故事也处处传颂。您怎么看待被誉为“文学夸父”的路遥和他的作品？

张艳茜：路遥去世距今已有30年了，但对于路遥的作品阅读，却在一直持续升温。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早上从中午开始》，也赢得了持续而广泛的市场，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文学现象。改革开放4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过世多年后，却让人们越来越怀念他；至今还没有某个作家随着他离开世界的时间越久，他的作品却愈来愈有生命力。关于这个现象，有人说是读者阅读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不敢低估大众的水平。

路遥的作品里充溢着温情和善良，也有励志的作用，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使得路遥和他的作品影响力延续至今。

路遥长达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如果从作品思想性考察，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先锋之作。后来谈论的“三农”问题、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在1982年发表的《人生》里，路遥就早早提出来了。路遥的作品触及到了社会不公的原罪。高加林这个农村青年，因为他的户籍、身份，就天然地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只能去城里挑大粪，不能爱城市里的女性，因为这是社会制度的缺陷。他的百万巨著《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路遥用自己苦难的经历和结实的笔触，塑造了一批希望通过自身奋斗试图改变命运的青年农民形象。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身上，延续着高加林一样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生追求。路遥的作品中大多人物都有原型，很逼近生活真实，读者通过他的作品，能多角度解读社会、剖析现实。显然，这些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路遥还以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激励、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正因为如此，路遥的作品才在三十多年里常读不衰。

↑2011年为路遥作传在延川郭家沟路遥故居与王天云（路遥三弟）合影

季风：您深情地说陈忠实老师，除却了他身上耀眼的光环，着实就像一位邻家可敬可爱的老大哥。一晃他也成为被我们共同缅怀和追忆的人物。您能说说和您的这位“邻家的老大哥”初识印象么？

张艳茜：我与陈忠实老师共事28年，虽然我在2013年调离了省作协，但我们并没有断过联系。2016年陈忠实老师不幸逝世，我与他相处、认识的时间算起来，有整整三十年。第一次见到陈忠实老师，是在1986年的元月某天。他随着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泰国考察归来，所有工作人员集中在前院的办公室，听他讲述泰国之行的见闻和感受。我坐的位置略远，办公室的光线也不好，但陈老师穿棉衣坐在窗边，面容轮廓很清晰。那是朴实厚道的关中人模样，面颊还没有后来那样多褶皱。他操着地道关中方言讲述，声音浑厚，听起来很亲切。与第一次见到的路遥情景完全不同，我竟没有怯生生的感觉。

2000年，陕西省作协发生了体制上的大变化，陈忠实老师再次回到写作《白鹿原》的祖居老屋。他有一篇文章《60岁后回白鹿原，泪眼模糊》，就是他当时的内心情绪真实呈现。他说当他告别城市里的老妻和儿女，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这一年他59岁，说是摸到60岁的人了。他问自己：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他在老屋住了两年，像隐居了两年。

这两年的“隐居”，他重新打量世事和人事的同时，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两年的最大收获，应该说是他又一次的“精神剥离”。从老屋回来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和善宽厚的邻家大哥。古代王明阳先生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说的三不朽，我认为陈忠实老师做到了。他写作了一部可以垫棺作枕的巨作，也将自己修炼出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人格魅力和人生境界。

↑2010年在陈忠实文学馆

季风：您在陈忠实老师手下工作很久，能否公开些与他工作、生活相处的旧事，让大家了解这位著名文学家写作之外，还有另一面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艳茜：1988年5期，《延河》杂志社编辑了“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这一期专号，由贾平凹、邹志安、陈忠实、王宝成、京夫、王蓬等15人组成的强大阵容，集中展示了陕西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是陈忠实老师的《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小说将一个赌徒描写得生动而有趣。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老师见到我，呵呵笑着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那时稿费标准是每千字15元，大概是一条中档烟钱。陈老师去世后，我找出《延河》的合订本，阅读这篇他将近30年前的旧作，读着读着，泪眼模糊。我在想若是现在，我是否还能毫无顾忌地对著名作家的文稿大胆地动刀子？或者，当时不是陈忠实而是别人，那个作家会轻易饶过我这个小编辑吗？我极力做到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但换作其他作家的表现，就很难说了。

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白鹿原》。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达14850册。也是这年6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老师当选为省作协主席。当选主席后的陈忠实深知作家们生活不易，创作不易，身在其位得谋其政。他放下身段，全身心地投入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一些实事。这对他来说是不小的牺牲。陈忠实老师为作家们和作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当时作协的办公条件极差，为争取建办公楼经费，他去见省上负责人，冷脸、热脸都遭遇过，最终将办公大楼建起来了。这种付出对他很有影响，起码没有整块的时间投入写作了。

有一年，北京一家出版社的女编辑来西安组稿，晚上我们接待了编辑，编辑希望能靠实陈忠实老师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合同上的书名空着，只需要写一个书名，和陈老师的签名。一切都提前准备好了。陈老师说：“我目前没有写作长篇的计划，要写，也可能写《蓝袍先生》类似的内容。”编辑很执着，坚持一定要陈忠实老师把下一部的作品给她。陈老师只好在合同的空白书名里，写了《下一部》三个字。（这可能是对怕空手回去不好交差的女编辑最善良的敷衍。）

1993年省作协换届会的理事会上，陈忠实突然点我的名，我一时惊住，不知所措地站起身。当时我是《延河》小说组组长，陈老师要将我介绍给理事会的作家们，让我尽快与他们熟悉，以便组稿方便。1995年6月，《延河》编辑一期“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组来了9位当时很有实力的作家作品。编辑好后，我请陈忠实为这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他欣然答应了。并对我说，一定让我将文稿排序后再交给他。我遵意拟好排序目录，一并送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将文稿还给我的同时，也有写好的主编寄语。在近三千字的文章中，文中和文尾，他两次感慨“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他对我说：起初让我做好排序，就是要看看我的编辑感觉是否与他的阅读感觉相吻合。他很高兴，因为我们俩的审美标准是一致的。他还说，我用杨争光的短篇小说《代表》做本期头题，能压得住，没有任何问题。

季风：陈忠实老师对年轻人的特别关爱和培养，可谓不少，那时受否他把《延河》杂志的重担压在您的身上？

张艳茜：1995年8月，刚刚32岁的我在陈忠实主席力主下，被任命为《延河》副主编。任命公布后，陈老师对大家介绍我说：“在先后进入这个老宅深院的年轻人里，张艳茜是唯一的一个女性，不仅年轻，而且靓丽，性格又很开朗，响亮的笑声给这个老屋旧院平添了鲜活的生气，浮动着勃勃生机，与正在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因为张艳茜工作的认真和对《延河》的热爱，她肯定胜任这个职务。”

陈忠实老师兼任《延河》主编的那些年，并不参与日常编辑工作，偶尔有作者将文稿寄到他的名下，他转来时一定会叮咛：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当时财政拨款每年只有10万元，可谓举步维艰。每当遇到财政困难，陈老师便想方设法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他不放过任何崇拜他并要与他相识的企业家，希望得到对方经济上的援手，来支持《延河》杂志。也是热脸、冷脸都遭遇过。他常感叹从别人口袋里要钱真是为难。正因为我们背靠大树，才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当时稿费标准不高，又不能及时发放，但我们从不欠作家们的稿费。

1998年的元月号，我们编辑了一期“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我再次请陈老师为这一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做事认真的陈老师阅读了全部文稿，写下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主编寄语。后来，他出版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由我约稿的主编寄语，引出了一部新著，让我这个做编辑的多少有些自得。

2005年，我与和我生命早成为一体的《延河》杂志撕裂开来，在痛苦中难以自拔。陈忠实老师对当时的状况了然于心，但无力改变。他安慰我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还年轻，也很坚强，目光放长远一些。”在他的激励下，我在2013年底调动到了陕西省社科院工作。陈老师得到我成功调动的消息后，打来电话祝贺，并叮咛我说：不要放弃写作。还说，有需要他帮助时一定要告诉他。

2005年之后，虽然和陈老师没有如以往在工作上保持密切交往，但我们关系却越走越近。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作者遇到困难，只要与他言语一声，他立即出手相助。某个残疾作家遇到困难，他会想办法解决困难。路遥的小弟弟得了家族遗传疾病，陈老师先带头捐款，然后号召大家给捐款。

那些年，只要陈老师有时间，几个与他脾性相合的朋友组成了一起聚餐的圈子。尤其到了春节，是一定要在一起餐叙的。陈老师都要事先声明：由他付账，谁要是与他抢，他要跟谁急的。2011年11月2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忠实老师又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待他从北京回来，我召集了十几位朋友为他举办庆贺会。那天他沉浸在与大家聚会的欢乐之中，而我们也同他一起忘记了聚餐的主题。直到2015年3月，他生病住院之后，这样欢乐的餐叙才被迫停止。

↑2009年在吴堡柳青故居

季风：您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貂蝉》，众多周知，貂蝉仅仅是古典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人物，是否在米脂县的地方上，历史上真有这么个美女原型？

张艳茜：古代素有四大美女的传说，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四位女性，其中令皎月为之躲闪的貂蝉，却不曾在任何史书上出现过她的名字。罗贯中于刚劲有力的笔墨中，添加了几笔淡淡的轻柔，就让一个光彩夺目、聪慧伶俐、善良温柔的女子，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这是唯一有关貂蝉的文字。罗贯中以“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写就了《三国演义》。究竟貂蝉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罗贯中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2008年到2010年，我在米脂县政府挂职副县长期间，接受了写作任务，就是写命题小说《貂蝉》，起初我很是犯愁。

当我无数次走进起伏在黄土高坡的农家窑洞，盘腿坐在土炕上，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觉醒来，聆听赶集归来的老乡讲述远古的故事时，我隐隐感觉，一个传说中的“米脂婆姨”正在牢牢地牵引我。我仿佛是应了名叫貂蝉的“米脂婆姨”召唤，千里迢迢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积蓄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尘埃，一层一层地被拂去，那个清丽、善良、灵秀和深明大义的绝色女子，慢慢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我越来越相信貂蝉的真实存在，相信她在这片黄土地上快乐地生活过。

所以，无论大家因“貂蝉”发生怎样的争论，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会对这个美丽女子充满敬意、痛惜和感慨。

来源：阳光报文字整理/季风 图片提供/张艳茜

编辑：崔宁

审核：范启彬 李小凤

终审：韩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