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一天，公共租界一纸公文送到了“江北大亨”顾竹轩的寓所，内容简单而强硬，大意是天蟾舞台的土地所有权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现在准备收回，拆迁补偿款为五百大洋。

天蟾舞台阅尽梨园风云，吐纳了各路豪雄，是旧上海人的精神文化高地，如今日进斗金，洋人欺人太甚，咽不下这口气的“土大亨”，决定打“洋官司”维权，为中国人长脸。

仗义“顾四”逆袭 华丽转身成“车王”

顾竹轩祖籍江苏阜宁， 1886年4月生于江苏盐城，世代佃农。因在家排行老四，乡人都叫他“顾四”。顾家人多地少，他从小生活贫困，这也造就了他不服输的性格。少年时，他身高力大，强壮如牛，十四五岁时就能背犁拉田，这成了他日后起家的资本。

1902年他16岁时，苏北闹饥荒，他和哥哥顾松茂就逃荒到上海滩谋生，落脚在闸北路的棚户区。

由于一无靠山二无文化，好在力气大，做人也实诚，顾竹轩就做马路工，靠拉“野鸡车”糊口。

拉黄包车也非好差使，三九寒冬西北风直刺骨头，手脚上生满冻疮，大伏天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得滚烫，脚上烫起一排水泡。十六七岁的顾竹轩不怕吃苦，终于挺了过来。

不久，力气大又吃苦耐劳的他，被“飞星黄包车公司”的德国老板雇佣，随后让他专门给自己拉包活，深得德国老板器重，并代管公司的出租业务。

一战爆发后，德国老板回国，他就半买半送地拿下了黄包车公司，完成了从车夫到“黄包车大王”的华丽转身。

顾竹轩拉过多年人力车，为人仗义，浑身江湖义气，经常帮助一起拉车的穷乡亲，同时好为盐阜同乡出头，在闸北下层盐阜籍地痞流氓中威望很高。大家都说“顾四瘪子”够朋友，所以，他在闸北黑社会吃得开，买他帐，地位很高。

黑社会中自有自己的一套潜规矩，有事需要摆平都喜欢上茶馆吃“讲茶”，而这些事情大家都乐意请他出面仲裁。因此他心理打起了小九九，干嘛肥水外流，不如自己开茶馆岂不更有利可图。不久便在闸北开设了德胜茶楼，又招来流落上海的盐阜淮剧艺人在茶楼上演草台戏，吸引了大量苏北人。

这其中就包括小寡妇王月花。

王月花，扬州人，是财貌双全的女人。因为老乡关系，他们成了相好。王月花也俨然以老板娘自居，发号施令。顾竹轩对这位财神也言听计从。

当时的上海，听京剧十分盛行。顾竹轩就经常和王月花一起到湖北路的丹桂舞台听戏。像丹桂这样的戏院，几乎天天客满。

顾竹轩看在眼里，痒在心上。因为有开茶楼的体会，他心想，开车行毕竟和黄包车夫打交道，难以接触到上流人物，不如开个戏馆。

恰巧1921年的一天，他过去的巡捕同事、现在已升了巡官的马小六子来看他。

马小六子告诉他，工部局在丹桂斜对面的湖北路南京路路口的那块空地，现在想标价卖掉，出几千块钱，他就能搞定，造个戏院不成问题！

正是想什么来什么。但出于重重顾虑，顾竹轩仍然摇头。

小六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就给他支招：“就算钱不够，还可以找你的心上人王月花借嘛！”

在王月花的支持下，顾竹轩吃下了工部局的那块地皮。

但起名问题犯难了。

有天夜里，顾竹轩梦见一个三足的青蛙，口吐金钱。他找人解梦，解梦的人告诉他这是天赐蟾蛤，乃吉祥发达之物。他信以为真，便将戏台用“天蟾”二字冠名。

加入青帮找靠山 背靠大树好乘凉

当时的上海是个畸形城市，租界中的洋人、军阀和各种帮会组织控制着“十里洋行”。没有这几种势力做靠山，别说经商，就是做苦力也很难。

于是，出身“草根”的顾竹轩，便选择加入帮会组织，以便为他的未来布局。

1916年，经过苏北同乡的介绍，顾竹轩拜了宁籍的青帮大字辈的人物刘登阶为师，正式加入青帮。

刘登阶是青帮中仅存的几位大字辈人物之一（按照青帮的记载，第21代到24代弟子排序为大、通、悟、觉），顾竹轩拜他为师，就成了通字辈的人物，比后来的杜月笙——还要高一个辈分（杜月笙是青帮悟字辈），在讲究师承和辈分的青帮中相当吃得开。

有了帮会这个靠山，他顺利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并借此机会拜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为师。但后因私放了一名同乡逃犯而被开除。

由于顾竹轩同乡观念极强，重义气，经常打抱不平，所以在苏北籍人士和黄包车夫群体中，获得了广泛的拥护，很快成了上海人所共知的“黄包车大王”。

他和黄金荣、杜月笙这类“走上层路线”的流氓大亨不同，他以地域关系为纽带，手下众多，悍不畏死。

顾竹轩成了“通”字辈后，这时已有一定经济基础，又是青帮的“二十二炉香”，加上他原来做过公共租界的巡捕，这使得他大开香堂，广收门徒。

从势力范围来看，除闸北是他的大本营外，其势力也渗入了公共租界，门徒多达一万余人，很快便成了青帮在闸北的“大头香”(指辈分高，势力大)。

当时上海帮派竞争异常激烈，顾竹轩为了扩张势力，在人际交往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在青帮中，顾深知自己势力远不及“三大亨”，因此他竭力与他们搞好关系，他与黄金荣私交甚笃，与他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宁波大亨虞洽卿，也是这时与他相熟识的。由于虞本人在工商界的显赫地位，使得顾竹轩在从事企业活动时获益匪浅。

为了攀上杜月笙，他也无所不用其极。

当年，杜月笙在公共租界内开了一家豪华赌场，可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一直竞争不过另一家老牌的赌场，而且对方有租界工部局发放的赌牌，工部局的外国董事也从中分红，青帮惯用的打砸竞争对手的招数无法使用。

万般无奈之下，杜月笙找到顾竹轩帮忙。

随后，顾竹轩传下话来，上海所有的黄包车夫都不许拉客人去杜月笙竞争对手的赌场。

当时去赌场的客人大多以黄包车出行为主，有汽车的少之又少，可黄包车夫的集体拒载，让这些客人出门赌钱变得极不方便，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了杜月笙的赌场。

就这样，靠着青帮关系和自身混江湖的本事，顾竹轩在上海滩闯出了一番天地，旅居上海的苏北人也送给了他一个雅号——“江北大亨”，也有人赠他“江北皇帝”这个称号。

开戏园惹争端 告洋人争权益

1921年，顾竹轩与刘凤祥等人合资开设的天蟾舞台（戏院兼舞厅）开张了，顾竹轩任前台经理。那天，顾竹轩聘请当时有名文武老生、花旦、丑角演出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开天辟地》，因噱头十足，票房大卖，场场客满，一炮走红。

两年以后，天蟾舞台归顾竹轩独自经营，他申请男女合演、整肃演出纪律，“对于前后台一切事项，无不悉心规划，力求完善”，把天蟾舞台带到了一个繁盛期。

天蟾舞台有黄金荣在背后撑腰，也得到了虞洽卿的好友、戏剧界“白相人”、青帮“通”字辈季云卿的帮助，生意越做越大。

1925年，今天福州路云南中路口（即现在的天蟾舞台所在地）新建了一家大新舞台。舞台设计采用欧美式样，屋顶呈撑开的伞状覆盖整个观众厅，规模雄伟。半圆形的台唇，三面环临观众，上下共三千多个座位，是当时上海座位最多的剧场。次年春节落成开幕。

1928年1月扩大后改名上海舞台，并附设影戏部放映日场电影。

1930年又更名天声舞台，不久被顾竹轩盘下。

顾竹轩很快成了评剧院同业中的佼佼者，进而又当选为评剧院联谊会的主席。

正当顾竹轩财运亨通、踌躇满志的时候，工部局送来一纸公文，命令天蟾舞台一个月内拆迁。

原来天蟾舞台市口好、生意好，被对面在英国注册的永安公司(天蟾舞台恰好位于永安公司的后身)老板郭乐盯上了。为扩建百货公司，郭乐串通工部局，以天蟾舞台营业执照即将到期、建筑安全系数低为由，勒令顾竹轩将天蟾舞台拆卸迁建，仅补偿500大洋。

顾竹轩自然不服，他也知道自己份量不够。旧上海的“风云人物”屈指可数---“爱钱的黄金荣、会做人的杜月笙和善打的张啸林”。

于是，他首先想到了杜月笙。

算是投桃报李吧。这时，杜月笙给他指了一条路：和洋人打官司。打不赢，那也要一试，不然连赢的机会也没有！

在杜月笙看来，洋人今天能挤掉“江北大亨”，明天就能挤掉他这个“上海大亨”。

就这样，顾竹轩下定了决心：“大不了摔倒收场，回老家种地去。我要拼一下，不能就这样便宜永安公司！”

当天，杜月笙带着顾竹轩又去找了另一位名人，上海总商会领袖、“三北大亨”阿德哥虞洽卿。

虞洽卿得知事情原委后，就说：“竹轩，打官司洋人与中国人不同，洋人有时认理不认人，不像我们法院认人不认理，只要理在你手里，你就不用怕。不过，打官司时间长，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年？你有没有这么多钱？舍不舍得？” “没问题，阿德哥，有我呢！”杜月笙在一旁一拍胸脯说。 这时，顾竹轩表情也有了底气，他说：“虞老，我顾老四争气不争财，我准备全部家私赔光，绝不退让，大不了回苏北种地去！”

于是，这场天蟾舞台做原告，控告工部局违反合同，强迫迁让的官司先告到了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

三审一波三折 最终扬眉吐气

这是民国最著名的一场官司，也是工部局成立70多年来头一回成为被告，一时轰动了全上海。

很快，半个多月过去了，英国总领事馆的批文也下来了，大意是该地皮原是工部局产业，虽卖给天蟾舞台使用，但现在收回，可两方商议议价赎回。

言下之意，再清楚不过了。工部局最多只会赔偿地皮价款。因为按照惯例，此款只限地皮款，不包括地上建筑。

杜月笙请的洋律师告诉他：按照法律规程，总领事只是第一层次的裁决，如果没有公使或大使一级外交官的指示，他的裁决不发生效力。

顾竹轩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不是最终裁定，自己还有一线希望，但打下去意味着继续烧钱。现在收手，还能收回地皮钱，但地上建筑物就没补偿了，如果输了会不会鸡飞蛋打？

正在他权衡利弊的时候，律师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公使还不能算是最后裁决。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规程，伦敦大理院的裁定才是最后的裁定。但是我告诉你，上诉到北京公使，还在中国境内，花费不算太大，告到伦敦，那就需要用外币付款，我可以尽力，但我不能说裁决对你一定有利。这样吧，你慎重考虑一下，过两天给我回音。如果决心继续诉讼，我们再签订委托书。”。

打还是不打？顾竹轩拿不定主意了，他只得又来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也犯愁了，他也没打过洋官司，未来的路还有多远、结局如何，他也心理没底。在骑虎难下时，他再次想到了虞洽卿。

虞洽卿久浸商场，又是工部局华董，但更是中国人，又与顾竹轩是同乡。

顾竹轩把律师谈话的内容大致和他讲了一遍。看得出顾竹轩此时骑虎难下，犹豫不决。

虞洽卿态度坚决：“这官司你只能打到底，如果一软，恐怕连那几百元地皮银子都会拿不到了。我研究过，这事工部局是理亏的，不过你还得按层打上去，先诉北京的英国公使，我是工部局华董，可以给你造些舆论，使工部局在这件事上有点理亏。这样以后那些洋董就不那么神气了，我的话也可比以前讲得更响亮些。”

杜月笙也附和，他可以安排帮中弟兄四处放放风，就说工部局的人接受了永安公司的大量贿赂。

有了两个大佬背书，顾竹轩底气足了，第三天就和律师签订了委托书，向北京英国公使上诉，理由为：裁判不公，应赔偿损失，不迁让。

北京英国公使接到这份诉状，也觉得十分棘手。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工部局理亏，你的东西卖给了别人，别人就有权决定如何处置，他不给你一点法子都没有。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国际惯例。

可是，他也犯难。永安公司在香港政府注册，而且工部局未曾与顾竹轩协商，就答应把地皮给他，还签下合同，不是自己的东西怎么能答应给别人呢！?

毕竟是官场老油子，又长期在华工作，打太极还能不会。

于是，他来了个顺水推舟，又把皮球踢了回去，裁决由总领事和顾竹轩商量，给予一定代价迁让费。

很快总领事就派工部局英籍董事史密斯上门协商。

这洋人也修炼成精，知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他也学了点皮毛。

所谓人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一向高傲的洋人，见到顾竹轩就满脸堆笑，还不忘把顾竹轩狠狠地吹捧了一番，然后，慢慢转入了正题，还谦虚地说想听听他的意见。

本来对这些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扬武耀威、横行霸道，顾竹轩就看不惯，这次又要公开地抢夺自己的“摇钱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自从打官司以来，顾竹轩知道这些高鼻子、蓝眼睛家伙，吃硬不吃软，你越怕他，他就越欺侮你。

于是，他不屑一顾，强硬地说道：“我的要求、办法总共有两条，一是不动迁，我也不向你们索取任何赔偿；二是要动迁也可以，地点一定要在市中心，给我盖一座三层楼的大戏园！”

史密斯也是“变色龙”，知道这个“流氓大亨”痞劲上来了，不好应付，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许多。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威胁道：“不过，我要奉劝顾先生一句，恐怕将来的解决办法未必能达到你的要求，到时候你不要后悔！”

顾竹轩是混码头的，他哪能受得了洋人的要挟，脱口说出了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大不了全部家当弄光，我顾四成个瘪三，也绝不退步。请你转告工部局，这好意我无法接受。”

踌躇满志的史密斯抱着希望来，带着失望灰溜溜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律师打电话告诉顾竹轩，北京英公使回文表示这事不能由公使馆解决，可以上诉到伦敦大理院作最后裁决。

虽然还要继续烧钱，而且是外币，但顾竹轩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人，他对律师说：“继续上诉，输了官司，大不了回家种田！”。

谁知诉状到了伦教，一连两三个月，杳无音讯。

这时，有人劝顾竹轩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洋人总归帮洋人，弄不好鸡飞蛋打，得不偿失。

其实，顾竹轩何尝不后悔。自家要是败了还好说，大不了回苏北老家种地去，可这戏园的资本一大半都是王月花的，两人相好一场，把她也拖下去，实在是于心不忍。

他想着心里就难过，于是，趁着月色皎洁，他往王月花家里走去。看着路上行人都手提月饼盒，这才想到已是中秋佳节。于是，便买了点熟菜，提着一瓶酒走到王月花家。

两人借酒消愁，抱头痛哭。

忽然一个贴身亲信，跑来报喜：杜先生打来电话，官司赢了！

当他颤抖着手接过大理院判决书的中文副本时，眼泪再次奔涌而出。

判决书写道：“顾竹轩先生，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你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

要知道，当时一栋房子也就值几百元，可见10万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这是近代中国人在法庭上击败外国人的少数几个案例之一。

顾竹轩的名气一夜之间响彻上海滩，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赢了官司不失豪气 坚守气节得以善终

尽管赢了官司，可顾竹轩清楚，自己还要在工部局地盘里滚打，不能与他们撕破脸。

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自愿选址搬迁的启事。

1930年11月，“天蟾”的招牌迁到了位于福州路上的天声舞台，新天蟾舞台时代正式开始，由此它成为上海最负盛名的舞台之一，京剧界甚至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麒麟童、梅兰芳、李少春等常到此登台献艺。

在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后，顾竹轩也不忘挥洒豪气，守住节气。

1931年秋，运河决堤数十丈，内下河地区西水横流，一片汪洋，经冬未退。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顾竹轩竭力奔走呼号在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之间。在他的努力下，终于为盐、阜、东(东台)三县求得了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军飞机对上海闸北等地狂轰滥炸，不少难民逃入租界避难。顾竹轩见其中不少是苏北老乡，就将自己的天蟾舞台停业，让难民进入剧院躲避风雨，同时还为他们供应衣食。

1934年3月，他捐借天蟾舞台给广东旅沪同乡会三天，为粤民医院扩充院址演剧筹款，分文不取。

最让人称道的是，在上海沦陷后，顾竹轩的种种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气节的中国人。

当时日本人看中了顾竹轩在租界的势力，想让他下水当汉奸，使劲各种手段威逼利诱，而顾竹轩的回答很简单：“我死也不当汉奸。”

1940年，新四军来到苏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乡土观念很强的顾竹轩非常感谢，不但主动掩护上海的地下党员，新四军干部来上海治病时，他也曾积极掩护，将前者安排在家中或者天蟾舞台，以躲避日军的搜捕。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租界码头向苏北根据地运送急需的药品物资。这还不算，顾竹轩还把自己的小儿子顾乃谨交给了侄儿顾叔平（共产党员），让侄儿把幼子送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

解放战争时期，顾竹轩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上海局的帮会工作委员会就设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最安全的碰头场所之一。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帮会头目纷纷逃亡香港或台湾，顾竹轩却留在了上海。

当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陈毅市长曾亲自到天蟾舞台看望过他，称其为老朋友，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

1956年7月，顾竹轩病逝，享年71岁，他的传奇经历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旧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在民族气节方面表现不一：黄金荣不抗日，也不卖国，保持中立；杜月笙给八路军捐助过物资，也协助军统惩处过汉奸（手上也沾满革命者的鲜血）；张啸林数典忘祖，最终横死在家中。而顾竹轩则是上海滩唯一善终的流氓大亨。

1949年10月以后，天蟾舞台曾更名劳动剧场，1986年复名。最近的两次改建工程分别在1991年和2018年。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天蟾舞台，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继续发挥它聚名角演好戏、繁荣舞台传文化的积极作用。

有人曾说，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作为帮会大佬和商业大亨，顾祝轩既干过危害民众的恶事，也做过利国利民的善事，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行为竟集中于顾竹轩一人身上，也正是上海社会中多重复合的人际、社会关系及利益价值的驱动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从顾竹轩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人不能够选择出生在什么家庭，但可以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尽管这个过程出现过曲折，走过了弯路。

----勤劳和善良，是人的立身之本。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是你带给对方的温暖和踏实，以及传递给对方的那份正能量。

----机遇和挑战是“连体儿”。敢于挑战，你就在做多选题，机遇可能会从天而降；放弃挑战，你就在做单选题，机遇就会总是与你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