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子厅长”的戏曲情怀（一）

——访曲著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润海先生

曲润海，汉族，1936年10月12日生，山西省定襄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文艺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代院长，中国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文华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顾问等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的著作有：文学评论集《山药蛋派作家作品论》《思考·探索·前进》，戏曲剧本集《晋风戏稿》《旅燕戏稿》《传统戏改编剧本集》，戏剧论文集《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论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建设》《赏戏随兴言谈录·沙滩戏语》《赏戏随兴言谈录·王府学步》《前海会心学步浅痕》，诗集《剧坛杂咏》。担任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文化艺术丛书》（十卷集）等。创作、改编戏曲剧本41部，其中，晋剧《崔秀英》《桐叶记》《富贵图》以及《刘胡兰》（合作）获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并获文华剧作奖；豫剧《日月图》获中国艺术节奖；京剧《金谷园》获中国京剧节剧目奖；蒲剧《蝴蝶杯》获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北路梆子《云水松柏续范亭》被列入2015年度山西省精品剧目，《宁武关》为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曲润海先生是一位有着诸多成就的学者型领导，不仅长期担任文化部门领导，而且亲自管理剧团、创作剧目、组织活动，并进行戏曲理论研究评论等工作。他在戏曲改革、创新、建设、发展方面，既切实开展剧团改革、剧目创作等艺术实践工作，又多方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探索。不仅在地方上主政过山西省文化厅，还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主持全国的艺术工作，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人。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艺术事业，尤其是戏曲艺术的建设、发展历程中，曲润海先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具有着一定意义的典型性。其创作的剧本由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京剧、昆剧、评剧、豫剧、祁剧、吕剧、黄梅戏等剧种广泛上演，深受好评。不少戏曲演员尤其是山西的演员们以排演其剧本参与各级比赛、评演，屡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杏花奖等各级各类嘉奖。在京城，大家称曲润海先生为“曲院长”“曲局长”，在山西则亲切地称呼“曲厅”，由于其在戏剧界的威望，大家又尊称其“曲老”。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邀请曲润海先生一同回顾了自己从事戏曲工作的经历、往事与感触。

作者对曲润海先生访谈

受访人：曲润海

访谈人：智联忠（福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智联忠（以下简称“智”）：曲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的工作、生活一辈子始终都没有离开文化，您是如何走上从事文艺工作道路的呢？

曲润海（以下简称“曲”）：我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河边镇三村窑沟街一个农民兼小手艺人家庭，因此还能让我上小学。我父亲为长子，名治绩，乳名隆银，先是钉盘碗，后钉秤、改秤，1939年去世。母亲刘改蝉，纺花织布维持生计，直到1953年棉花实行统购统销。父辈识字，学历最高的四叔上过小学四年级。我没有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更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家里有一些闲书，章回小说、戏曲小剧本之类，在家里能看到的就这些。家里还有几本字帖，柳公权的、赵孟頫的、还有一本米南宫十七帖，四叔给我选了姚孟起写的刘禹锡“陋室铭”，让我临。1944年春入河边小学，由于战争，上了七年，1951年秋考入忻县中学，1952年入共青团，次年加入共产党。我从初中开始喜欢文艺，初中时喜欢音乐。1954年考入崞县（今原平市）范亭中学读高中，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这时除了音乐之外，又喜欢起了戏剧，我们班排过歌剧《双喜临门》话剧《东庄之夜》《新局长到来之前》《在列车上》，我负责搜集剧本、组织排练，还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爱好文学的同学自己组织了一个文艺通讯组，我是成员之一。团委会学生会办起了一个六块黑板拼起来的黑板报，我是第一任“主编”，联系着一些写稿子的、画画儿的通讯员。1957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赶上了“大跃进”，参加过修十三陵水库劳动，在谷县深翻土地，在京郊城子煤矿下井挖煤，在昌平县黑山寨公社南庄大队劳动锻炼，更带着浮肿参加了北大十三陵校址的筑铁路地基、挖楼房地基的劳动。那时劳动强度很大，为鼓舞士气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也参加了现编现演的流动演唱活动。这对我以后不讨厌并且偏爱戏剧和民间艺术的表演，起了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大学期间，我喜欢读诗词、古典的和现代的剧本，特别喜欢各省丰富多彩的民歌、民谣。现代诗人中喜欢贺敬之、阮章竞、李季、郭小川，我也写一些不伦不类的诗词、歌谣。1961年我们中文系57级文学专业（当时叫“专门化”）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出版，我负责汉乐府和明清戏曲。如果从此算起，我沾文艺的边儿整整61年了。但真正做文艺工作却只有47年。

1962年10月大学毕业，我分配在山西教育学院任教师，我们语文教研室现代文学组的3个人集体写文学评论文章，被省里发现后调我到省委政治研究室。从四清运动到“文革”期间没写文章，后期在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秘书办公室当了公用秘书。我经常下乡，还当了半年襄汾县委常委。1975年8月，在山西省委分管宣传文教的副书记王大任的支持下，我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从此才可以说是做了文艺工作。

智：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八年时间主要都做了哪些工作？您对文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

曲：文艺处主要是看戏、电影、文学新作、美术展览、文物古迹，参加文学、戏剧创作座谈会，抓学大寨文艺活动等。

看的同时是写。多数写的是宣扬“大好形势”的。当时下放到吕梁地区柳林县的山西省话剧团创作演出了一个学大寨的戏《万山红遍》，剧场效果不错，文艺处副处长贺新辉同志（没有正处长）和我、韩玉峰同志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引起了反响。当时文化部派人来看戏，准备调去演出。西安电影制片厂也要求拍电影。恰在这时，省委又组织工作队下乡，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卢梦和贺新辉同志要走半年，部里便让我临时主持文艺处工作。于是我陪着话剧团和文化部的人到大寨见了陈永贵，听了他的指示。又到昔阳县所有的学大寨先进大队和重点工程参观了一番，写了几首诗。音乐家张沛和词作家赵越、文时夏写《大寨大合唱》，发现了我的诗，把我也拉了进去。《大寨大合唱》很快就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清查对象。然而，文艺处的工作我还得照常做。看戏、看电影、写文章也照常，就连后来给《三上桃峰》平反的报告、文章，也大多出自我手。因为省委分管宣传文教的副书记王大任、宣传部副部长卢梦，并不认为我和四人帮有牵连。

坦率地讲，我当时认为，文艺处做了很大一部分政府部门的工作，而不是省委的文艺工作，即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工作。这是“文革”甚至以前的历史造成的。做了这些工作也应该肯定，因为总比无所事事强。但是这种状况不应该长期维持下去，而应有个改变。我以为党委的文艺工作者，应从几个方面做工作：1、读书；2、调查；3、写作；4、演讲（利用会议等一切机会宣传），我也是这样做的。

智：1983年6月由文化局、出版局、文物局组建了山西省文化厅，您担任了首任厅长，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当时都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

曲：当时，我本来想到省作协，马烽、西戎也要了我好几次，宣传部就是不给。李立功同志主持的省委决定要我去当文化厅长、党组书记，我只好服从。文化厅和宣传部不同，宣传部是领导部门，是管思想、理论、政策的；文化厅是政府管理部门，是执行政策、具体实施的，工作比较繁杂。当时的文化厅，是一个由原文化局、出版局、文物局“三合一”的大部门，管的单位有5个剧团、5个学校、4个研究所、2个电影单位、美术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博物馆、考古所、古建所、文物商店、出版社、3个印刷厂、新华书店、外文书店等，而且既管大块块，又管大条条，真是千头万绪。

文化厅厅长开始共4人，一位顾问，文物局长也是党组成员，以后又调来一位副厅长，还有一位没有待遇的机关党委书记，列席党组会议，前后共8人，除了顾问，都是新进班子的。该如何入手工作？我们首先拜访所有的老局长，听他们的意见，又听每个处室谈工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山西文化艺术的优势有：1．戏曲；2．民间艺术；3．文物；4．“山药蛋派”文学。为了开阔思路，文化厅与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召开了有351人参加的文艺改革论证会。明确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具体的目标是：1．第一流的人才；2．第一流的精神产品；3．相适应的文化设施；4．第一流的管理，简称四个“第一流”。精神产品不只是剧节目，也包括研究成果、论文等。文化设施没有提第一流，是从山西当时的实际出发考虑的。

改革既是指导思想，又有具体工作。首先是文化厅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精简、调整。厅机关实行了“三定”。编制由原来的近百人，减为55人，8个业务行政处室，以及党委办公室和纪检组办公室。以后由于增设了审计、监察等工作部门，编制增至61人。每个处室多则五六人，少则只有两人。事业单位则不是单纯减人，而是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该减就减，该加就加，文化厅文艺理论研究室、创作室、录音录像室、演出公司等，便是调整中建立的。在调整机构基础上，用一年时间调整和确定了所有单位的领导班子。

为了顺利完成文化艺术事业的改革和建设任务，还须有思想的保证。文化厅在整党的基础上成立了业余党校，由我兼任校长。办了几期新党员、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学习班，进行党的理论和党章党规的教育。用整风的办法，连续几年对全系统的党员进行轮训，严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厅党组全体成员和老局长担任教员，认真讲课。通过业余党校的学习和轮训，提高了认识，端正了作风，增强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凝聚力、拼搏力、免疫力。

经过这些工作，为文化艺术建设的正常开展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逐年完成的计划和具体的工作安排，以及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在戏剧方面，安排了四大梆子的分别调演、戏曲现代戏的调演、戏曲青年剧团的调演。又如在艺术教育方面，进行了统一招生，规范教材等工作。并且每三年轮流进行一次教学剧目汇报演出，一次教学节目（歌舞）汇报演出，一次毕业生美术作品展览。在业余群众文化方面，则逐年对民歌、民乐、民舞、民间戏曲、民间美术进行比赛和展览。这样就形成了专业与业余文化艺术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的共同繁荣局面。

智：在文化厅这么多大大小小繁琐的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吧。“综合治理”的口号是怎么提出的？

曲：困难最大的是两方面工作：1.管剧团，一要有戏，二要有人，而且要把人捏在一起；2.管文物保护，一要有钱，二要从领导到群众都要有保护意识，在建设中最容易毁灭性的破坏文物，就是领导者没有保护意识。好在有个文物局，我还可以缓冲一下。剧团则首当其冲，非直接过问不行。我上任半年后，分管文化的省委副书记王克文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半开玩笑半严肃地骂：“省里要开人大政协会了，没个戏看，要你们干甚哩？”我向李立功书记汇报了文化厅的工作设想，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以后要钱找白清才，要人找卢功勋，工作给张维庆和宣传部汇报，有好戏就给我看。”我把两位书记的话给厅长们传达后，一致认为，要我们当厅长，就是要搞出好戏来。

我们当时认为好戏就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戏，为此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口号。就是说，不仅首先要有“一剧之本”，而且在二度创作中的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诸方面都要好。为此综合治理首先必须组织高水平的合作默契的创作班子，又必须有一个好的实验基地，这就是戏曲青年团。

在“文革”后期，省委副书记王大任、文化局长卢梦等领导人，看到戏剧表演人才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就在全省办了一批文艺班，我上任后规划成了十几所艺术中专学校。这时这些学校的学生刚毕业或即将毕业，分散了太可惜，就在全省办了10个戏曲青年剧团。演员年龄大的不超过35岁，小的只有十八九岁。这些青年演员可塑性强，经过几年训练就成材了。给他们排新戏也好指挥，所以就成了实验基地。

智：对青年团怎么进行管理？把他们培养成表演的中坚力量，也不是那么容易，一定有什么重要举措吧？

曲：培养人才要从抓剧目入手。戏曲青年团的剧目，首先是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其次是新编历史戏，也有很少的现代戏。青年演员在学校学的都是传统折子戏，在这个基础上整理改编，和学校教育相衔接。有些折子戏作为教学剧目是规范的教材，但作为公演剧目却未必适宜，因为剧团是面对观众的，有些折子戏唱腔很优美、表演技巧很高，但内容却有些陈旧。况且老百姓喜欢看完整的戏，这就需要改编。

如何改编？我的说法是，像维修古建筑那样“修旧如旧”，保持原来的风格。原来精彩的唱腔、表演技艺要保留下来，内容不适宜的部分删掉或加以改造。如果删掉以后，留下了空隙，就新写一块补进去，但要能和原有部分“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这就成了一个新戏。山西的梅花奖演员都有这样经过改编的新戏，他们之间互不重复，成了各自的代表作。我们把这样改编过的戏出版为《山西戏曲折子戏荟萃》，由郭汉城先生和我作序。

综合治理的效果是好的。出了一批“三并举”的优秀剧目，比如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唢呐泪》《风流父子》，新编历史戏《两地家书》《五台县令》《桐叶记》，改编传统戏《挂画》《苏三起解》《杀妻》《杀庙》《富贵图》等。出了一批有个性的创作人才和表演人才。在表演方面，山西获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的演员，在全国是最多的省市之一。综合治理实际上也用在了歌舞节目的创作上，出现了在全国影响很大的《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我到文化部艺术局以后，贺敬之同志要我开一个会把《黄河儿女情》的创作经验谈一谈，我在襄樊开了全国舞蹈创作会。

智：在山西省文化厅七年时间对文化工作一定有不少体会和感受吧？

曲：我把到文化厅工作叫做上了贼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进了文化厅，只要一心一意地工作不想其他，且有了一点成效，那就不要再想出去，除非犯了错误。其实犯了错误更没有地方要你了。那就索性做贼到底吧。

七年文化厅长，颇多感受。首先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文化部门的党政一把手，要有明确而强烈的建设思想。我们强调改革，但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革是为了建设，如果离开了建设抓改革，改革将失去意义。艺术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出作品，因此一把手就要重视创作，做好组织创作的工作。抓住了这个重点，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全盘皆活。其次，要像邓小平教导的那样，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一件事时机来了，就紧紧抓住狠狠干一下，取得突破，因势利导，事半功倍。关键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走自己的路，不要老踩别人的脚印。第三，认准了要办的事，在办的过程中不要避嫌，一避嫌，就可能手松了、抓得不狠，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亲自抓创作、综合治理、办戏曲青年团等，曾有过议论和劝告，以为个人要得到什么好处。但如果不实践一阵子，很可能说在嘴上或半途而废。由于重视抓戏曲工作，我被挖苦为“梆子厅长”，我却看作这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工作的肯定，我至今不悔。第四，文化工作中不可忽视理论研究和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可以理清思路，艺术教育是后劲。没有成批成块的青年人才不断出现，艺术很难发展，繁荣。

（未完待续）

（注：本文刊载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权威核心期刊《四川戏剧》2022年10期，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四川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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