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春天，周总理两次让秘书向总政询问杨勇的情况。第一次，周总理对秘书说，向总政了解一下杨勇现在在哪里？处境如何。

总政答复说不在北京。周总理又一次问，查一下杨勇同志到底在哪里，直到得知杨勇在青岛养病，他才放下心。

周总理一直关心着杨勇，杨勇也在等待机会出来工作。五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开会。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毛主席提名增补杨勇等三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七月中旬，杨勇接到任命，去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国际舆论注意到这个任命，认为把指挥过现代化战争的杨勇将军调到东北是有用意的。

杨勇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命。有人为他的任职打抱不平，说你什么问题也没有，当了那么多年的正职，为什么反而要降级使用？

杨勇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现在有工作可以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吗。”

杨勇还说：“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一直紧张，让我去沈阳军区工作。中央是有考虑的，我自己愿意去。”临行前，廖汉生、郭林祥、黄新廷等人为杨勇送行。

杨勇鼓励大家：“不要心急，趁现在还赋闲，赶快集中力量系统地看点儿书，研究研究外军的动态和我们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等你们再分配工作的时候，不管去哪儿，也不管是干什么工作，分配了就干，高高兴兴的去，千万别计较。”

杨勇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必须坚韧不拔有恒心，要不然，不好说。

8月3日，杨勇到沈阳上任，走的那天，不约而同，几乎所有在京的高级干部都到机场去为他送行。好像过节一样，机场停了100多辆红旗车。

专机降落在沈阳西郊的于虹机场。此时，沈阳军区的司令员陈锡联下令，沈阳军区范围内陆海空三军团以上机关都要到机场迎接，不仅沈阳军区、辽宁省革委会除了个别人，也都来了。

杨勇在飞机上就看到几百辆小汽车在闪闪发光。当年在二野时，陈锡联和杨勇都是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是第三兵团的司令员，杨勇是第五兵团的司令员，二人是老战友，长期的革命战斗生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杨勇给陈锡联当副手，陈锡联很高兴又能和老战友共事了。对杨勇来说，出来工作就是最高兴的事，他不计较职位高低。

杨勇一到沈阳，就开始忘我的工作，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每天早出晚归，不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就是到边防视察，讨论战备方案，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当时杨勇已是58岁的人了。

就是他的妻子林彬有事儿找他，也要打电话到值班室才能问到他在哪里。军区的领导都劝他工作不要太猛，要注意身体。杨勇说：“没事儿，我的身体好得很。”

结果在八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刚刚在外面散步的杨勇，突然胸闷腿软，他想快走几步回屋休息。但是迈不动步子，只好吃力地靠在楼梯边的墙壁上，大滴大滴的汗从脸上往下淌。

战士们把他扶到了房子里，抢救了半个小时，杨勇才恢复正常，原来是突发性心脏病，毕竟是年岁不饶人。医生让他必须休息，不能过度劳累，杨勇在家里病休了几天。

说是在家休息，实际上是病而不休。门前车水马龙，不是打电话过来谈工作，就是有事要汇报。到了8月底，杨勇又带着勘察小组出发了。

杨勇病好以后，又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本来机关同志准备了一大堆珍宝岛的材料和作战方案给他看。杨勇交给了秘书，他要到现场去亲自看。他不仅要听汇报，而且要实地调研。

在朝鲜当司令员时，他走遍了朝鲜的山山水水，为的就是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如今在沈阳，他不顾年事已高，还是这样忘我地工作。

走的那天，杨勇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战胜了病魔。这一次是经长春北上哈尔滨，然后向东南到牡丹江和绥芬河，再到乌苏里江，直到边界线上的珍宝岛。

20多天里，要跃过三江低地，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穿行大小兴安岭，光在边境线上的行程就不下三四千公里。

长时间乘坐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同行的年轻人都疲劳地一坐下就睡着了，叫也叫不醒，但是杨勇却越跑劲就越大，还是和当年在朝鲜当志愿军司令员一样，意气风发。

为了不麻烦部队，在20多天里，杨勇和他的勘察小组吃住都在火车上。当时虽然是9月，但黑龙江北部已是冬天，特别寒冷。列车员怕首长冻坏了，想去林中砍木头烧火取暖，但是杨勇坚决不同意。

到了镜泊湖，寒冷和劳累终于击倒了杨勇。因为缺氧，杨勇病倒了。在朝鲜作战时，杨勇就犯过一次病，也是因为缺氧。

那次是在志愿军总部开会，人多，氧气不够，医生拿来氧气才救了杨勇一命。这次一样，杨勇还是缺氧，脸色越来越白，变得青紫。

荒郊野外，不得不从很远的林场把医生接过来，把氧气管给吸上，毕竟缺氧时间太长了，杨勇的肺部形成一个直径四厘米的肺大泡，因此落下了肺气肿的病根。

这次杨勇没办法，只能乖乖地服从医生，住下养病。但他说，养病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为了三天后能按时出发，杨勇把抽了几十年的烟暂时戒了，把爱吃的辣椒也戒了。

第四天一大早，杨勇就像健康人一样蹦下床，催着要出发。杨勇似乎早已忘了他曾经是个病人。

9月9号，杨勇到达曾经爆发过一场激战的珍宝岛，杨勇专门走到前沿阵地，和哨兵一起用望远镜观察对岸的情况，设法询问了对方哨所的活动规律。

九月下旬，杨勇风尘仆仆地返回了沈阳。11月，杨勇主持召开沈阳军区边防会议，杨勇胸有成竹，获得东北战区的发言权，因为他查阅了有关东北的大量的史料。

就加强战备和部队建设，他系统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他提出要准备独立作战、长期作战和四面作战。

战争打起来要有后劲儿，要能持久。野战军保持高度的集中和机动，要能在主要战役方向形成拳头。

1973年5月下旬，杨勇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其他军区都是司令员、政委，只有沈阳军区多了一个副司令。

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他到沈阳任职，沈阳陈锡联司令员对军区有过交代，杨勇是老同志，有水平，不要把他看作副司令，军事方面的工作要请示他决定。

陈锡联非常看重老战友的工作能力，也很尊重他，尽管杨勇是副司令员。实际上，平时陈锡联忙于中央和省委的工作，军区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了副司令员杨勇和政委曾韶山。

会议临近结束，杨勇收到一个通知，会后不能走，还有一个会议。陈锡联告诉他，工作可能会有变动，杨勇毫无思想准备。

他问这是谁的意思，陈锡联说，“是毛主席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中央意图让他到新疆去当党政一把手。”

6月2日深夜，杨勇给妻子林彬打电话，“中央工作会议已散会，但是我不回沈阳了。妻子很吃惊，问他，不回来准备去哪里？他告诉妻子，周总理找他谈话，准备去新疆工作。”

中央会议结束前，周总理找杨勇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到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你的意见呢。”

杨勇说，“没有意见，从五一年离开贵州后，没有干过地方工作。这次去新疆，可否免兼自治区的第二书记。”他推荐了王恩茂。

周总理说：“新疆是三北地区之一，战略位置重要。可是几年来军队和地方局势不稳定，加上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中央认为应该派一个有威望、有较高政策水平和善于团结同志的人去。能在短时间内把局面稳定下来，只有你最合适。”

周总理还详细了解杨勇的身体状况，对他到东北和几次发病了解得很清楚，关心他的肺病是否能够适应高原气候。

杨勇说：“在新疆干几年没有问题，我准备戒烟，估计这样肺部的供氧功能会得到更好的改善。”

周总理听了很高兴，总理说：“戒掉了好，下个决心把烟戒了。你的烟瘾可不小，真要戒掉了，够你受的。”

杨勇说：“我保证不再吸烟。”自从镜泊湖那次犯病，杨勇就开始戒烟。杨勇的烟瘾很大，戒烟难度非常大，对杨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战争年代，有了战利品，他最想要的就是香烟。分给他的那份抽光了，就想办法打别人的土豪。

参谋长潘焱舍不得一下子抽光，留了一些放在冰箱里细水长流。杨勇侦查好了以后，撬开箱子偷偷地把烟都打了“土豪”，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能是认栽。

实在没烟抽的时候，就揉一把树叶儿当烟，一样抽得有滋有味。后来医生再三警告，不戒烟就无法工作了，他才下定决心宣布戒烟。

他的妻子林彬曾对他实行严格的香烟供给制。在朝鲜的时候，林彬就督促他戒烟。那一阵子，杨勇每每领到一根香烟，舍不得点火，在鼻子上左闻右闻。减到最后减不下去了，戒烟成了僵局。林彬拿他没办法。

这次到新疆，不戒实在不行了，因为新疆天气很干燥，加上昼夜温差大，夏热冬冷，这种气候对肺气肿的病人是极为不利的。

进入深秋，天气冷了以后，他的咳嗽加重，嗓子痒痒的难受，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痛苦的咳半个小时，只有费尽全身力气咳出半缸子泡沫痰，才能吃饭上班，要不连路也走不了。

到新疆的第一个冬天，杨勇的肺部检查出来有较大的阴影，还有一个肺大泡儿。

医生经过会诊，严禁吸烟，因为肺大泡儿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为了更长久的工作，杨勇不得不进行第三次戒烟。

戒烟太难，妻子怕他撑不住，就买了一大堆橄榄、话梅之类的食品，杨勇都不要。

他时时想起自己向总理作的保证，就必须把烟躲得远远的。这次，他成功地戒了烟，从此再没抽过一口烟。

6月1日，周总理在三座门召集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新疆同志开会，宣布了杨勇到新疆任职的命令。周总理介绍了杨勇的情况。

散会后，周总理把杨勇留下，向他详细介绍了新疆的干部情况。并就如何开展工作作出指示：首先是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情就好办。再者就是搞好战备，军队主要是由你来管。

你对新疆的情况的复杂和工作的困难，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不容易搞。老实讲，让我去，也未必能搞好，你去后要特别小心，多听少说，不要随便表态。

接下来两天的会议，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叶剑英说，“三天会要真正扭转新疆局势。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解决好自治区党委一元化领导问题。新疆问题搞不好，主要责任在军队。”

李先念也讲了，“军政关系搞不好，首先是军队负责，民族关系搞不好，首先要汉族同志负责。”

6月4日，杨勇直接坐着飞机飞抵新疆，周总理派了两架三叉戟。

杨勇到新疆担任司令员后，中央军委决定，原来隶属于兰州军区的新疆军区独立出来，成为和兰州军区平起平坐的大军区，由此可见中央对于杨勇将军的认可。

其实在杨勇去沈阳军区之前，就有人传言说杨勇到空军或者总政。毛主席认为，机关可以缓一步，但是新疆急需人，还是先到新疆去。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新疆复杂，是第一线，苏联要打我们，就要从新疆开刀，要派能打仗的老将去。

后来叶帅在会上说，新疆地处国防前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因为重要，所以宁肯把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位置空着，也要把杨勇派到新疆去。由此可见，中央领导对杨勇的器重。

杨勇一到任，就开始了工作模式，杨勇又开始当拼命三郎了。和在沈阳军区一样，他先跑到天山南北实地考察，回到乌鲁木齐，就和工作人员研究天山公路的选线问题。

杨勇到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目的和到沈阳一样，就是准备带兵打仗。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珍宝岛吃亏了，想在新疆捞一把。

苏联在新疆西面有20多个师的兵力，在伏龙芝一线还有6个还乡团。杨勇一到，就让军区司令部做好去天山南北实地考察的准备，主要是考察如何搞活天山、加强战备的问题。

杨勇一个星期跑了3000多公里，在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新疆军区三个大军区干过司令员的杨勇，早已把中苏边境的几个主要国门烂熟于心。新疆伊犁、霍尔果斯边防站，杨勇将军跑了个遍。

杨勇根据叶帅指示，要把天山搞活，就要使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能屈能伸，能够形成拳头。他建议。

除了修筑独库公路外，还要由乌鲁木齐从东到西，在天山几个要点阵地重点设防。

经营好天山，就是要搞好这几个要点和一条公路线。把这个支援点建设好，屁股坐稳了，才能坚持独立作战、长期作战。

苏联要打，那就放进来打。几个口子挡一下，可以让他进来。新疆纵深大，进来多少兵力，也不显多。但是进来就不好收场，进好进，出就不好说了。

杨勇将军提出以天山为依托，坚持长期作战，独立作战的方针，得到总部批准实施。

杨勇说：“新疆远在边陲，打起仗来，不论小打、中打、大打，都要立足于独立作战，长期作战。”

杨勇还说：“就全国来说，新疆战区是个局部。战争如果打大了，主场可能在北京方向，所以必须要有全局观念。

我们要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为主场减轻负担，要拖住敌人，拖得越久越好。这样主场才能日子好过一些，才能对战争的最后胜利多做一些贡献。”

他还积极主张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杨勇的目光不仅是想光富的问题，当年他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主持修建北京地铁，更多的考虑从战备出发。

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杨勇的汇报。周总理说：“杨勇一到新疆，就提出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此事拖了10年，确实不宜耽搁。”

政治局通过了修路计划。同时，南疆铁路也得到了军委和国务院的批准。

杨勇到总参工作后，仍然十分关心天山公路的修建。1983年天山公路终于竣工验收。南疆铁路吐鲁番到库尔勒也已经修通，但是杨勇将军却在年初去世了。

杨勇到新疆工作，到底工作重点放哪块？是军区还是自治区？杨勇说：“我的屁股怎么坐，中央还没指示，要报告中央，再定。”

后来，周总理当面答复：“两把椅子两边坐，二者兼顾。一要掌握民族政策，二要把生产搞上去，三要搞好战备。”

杨勇将军一面抓战备，一面抓生产。当时和田地区非常缺粮，杨勇果断命令军区汽车团紧急运粮。布匹紧张百货奇缺，杨勇就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请求解决困难。

中央专门派我国进口的第一架波音707飞机往和田运了四架次日用百货。牧民说：“杨司令是毛主席派到新疆解决我们困难的。”

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担子很重，工作很累，困难很多，但是他坚韧乐观、刚毅执着，这些困难都不是事，新疆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杨勇治理有方，他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任。

“四个人”被处理后，杨勇到总参谋工作。本来杨勇想去福州军区工作，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因飞机失事殉职。

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上调中央，中央想让杨勇去广州，担任军区政委兼省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找他谈话。

杨勇推掉了，他说：“一是自己不熟悉地方工作，广州还有香港问题，比较复杂，请求到福州军区去。”

后来，汪东兴副主席再找他谈话，征求杨勇的意见。杨勇说：“除了北京军区和总部，其他地方都可以。继续留在新疆不动也行。”

汪东兴问他希望去哪里？杨勇说：“还是到福州军区吧。因为福州军区位置空着呢，再者，福州的气候对我的病也合适。”

汪东兴说：“为什们是福州？”杨勇说：“到福州不占别人的位置，何必到总部占别人的位置呢。”杨勇总是为考虑别人。

中央军委没有同意他的意见。最后还是让他回总参工作。临行前的会议上，杨勇深情地说：

“党中央将要调动我的工作，到新疆工作四年，情况刚刚熟悉，新疆地大物博，发展潜力很大，确实是个好地方。现在要离开了，很留恋，我对新疆是有感情的。”

乌鲁木齐第一书记阿木冬尼牙孜出面，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民族仪式欢送会，为杨勇送行。

宾主喝着奶茶，吃着烤全羊，主人先把耳朵切下来，送给杨勇和林彬吃，民族同志用最热情的方式为他送行，杨勇将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战斗了四年的大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