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权益，动辄双膝跪地，请求XX作主解决他们的问题。

湖南娄底人胡克峰就经常跪在街头，手里捧着一个小牌牌，白纸黑字写着“不是英雄是乞丐，只为讨句公道话”。

不仅经常到街头下跪，胡克峰还在家里供奉了一尊包公像，一有空就烧香烧纸跪拜包公，祈盼包公能保佑他早日讨回公道。

可惜，这世上从来都不曾有过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过去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所以胡克峰虽然跪拜了10年，但连包青天的影子都没看到，更不要说讨回公道了。

他不懂，公道是跪不来的，站着争取或许还有。

10年前，胡克峰的村子里经常遭到盗窃，于是村里几个强壮的村民就组成了一个维护治安的小组，胡克峰是小组中的一员。

治安小组确实发挥了作用，抓住几个小偷，还被有关部门奖励过，村里被盗的事也少了许多。

一天晚上，胡克峰正在自己的小店里站店，突然附近的工地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作为治安小组一员的胡克峰马上向工地跑去。

临跑前，他从案板上拎了一把菜刀。

赶到现场后，他看到有人正在偷钢管，他冲上去就拉住小偷，让他没想到的是，小偷是个女人。

胡克峰一愣，被小偷挣脱跑了，胡克峰赶紧追了上去。小偷看到他追了上来，便打算用手里的钢管砸向他，胡克峰用手里的菜刀向小偷砍去，结果打到了小偷的后脑勺，小偷一下子便倒了下去。

经检查，这名女小偷后脑干严重受损。

小偷名叫曾红，是个单亲妈妈，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家里特别困难，根本拿不出医疗费。

经过治疗，曾红虽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成为植物人，但她常常神志不清，精神状态极差，不见人，不说话，还怕见光，只愿意待在黑暗中。

说到底，悲剧的根源仍然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假如曾红80多岁的老母亲能够老有所养，如果她的两个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处境下能够幼有所扶，曾红也不会去做贼。

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为了发财而盗窃是他自己有罪，如果为了面包而偷窃，有罪的是这个社会。

胡克峰花了5万元医疗费后，家里再也没有钱了。

但是，曾红的姐姐将他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胡克峰赔偿曾红130多万元。

对这个飞来横祸，胡克峰一家人实在无法接受，但多方奔走都没能改变这个判决。

胡克峰实在想不通，便制作了两个箱子，分别写上“见义勇为”和“故意伤害”，自己跪在街头，请求民众“投票”给他一个公道。虽然大多数人投票认为他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但这个判断并没有法律效力，他仍然面临着130万元的赔偿。

支持胡克峰的人认为，抓小偷显然是属于见义勇为的行为，如果让胡克峰赔偿小偷的损失，岂不是在鼓励小偷，让人再也不敢见义勇为？

认为他应该赔偿的人表示，抓小偷本身没有错，但他出门就拎把刀，这也太怕人了。

那么，到底胡克峰该不该赔偿呢？

他既应该赔偿，也不应该赔偿。

说他应该赔偿，是因为他有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出门时就带了把刀，存心不善。

第二个错误是当他发现小偷是一个女人时，没有生出一丝怜悯之心。我这是从法律之外的角度考虑的，并不是说女人就可以盗窃。读过这篇文章的朋友应该都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小说中对主人公冉·阿让影响最大的是莫里哀主教，当冉·阿让偷了他的银器被警察抓来后，他告诉警察银器是他送给冉·阿让的。

一个女人到工地上去偷窃，十之八九是遇到了困难，吓走就可以了，不必非要抓住她，因为一旦被抓就是要坐牢的。

胡克峰的第三个错误是，当女人作势要用钢管砸他时，显然不是为了伤害他，只是想脱身而已，他能用刀砍到对方而没被钢管砸到，从逻辑上就可以证明对方并没有伤害他的想法。

换个角度看，胡克峰又不应该赔偿，准确地说，这笔赔偿费不应该由胡克峰个人出。

因为他是村里组建的治安小组成员，他抓小偷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赔偿款应该由村里出；同时他们这个所谓的治安小组还被有关部门表彰过，说明“有关部门”是认可这个治安小组的，如果“有关部门”负有治安责任，那么这些“有关部门”同样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从法律的角度看，村里成立的所谓治安小组可以巡查，但没有治安执法权，他们可以防小偷，却没有权限有组织地抓小偷。因为抓小偷产生的法律责任理应由组建治安小组的部门承担。

须知，在抓小偷时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不仅他们这种不合法的组织要承担责任，即便是警方，在特定的情境下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胡克峰维权是对的，但他维权错了方向。

他的维权方式更是大错特错。

既然认定自己没有责任，那就应该站直腰杆，大大方方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索取属于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下跪。

当你跪下时，手里握着你的权益的人，是绝不会把你的权益赏赐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