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歙县的老一辈革命家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

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

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

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然而无论怎么说，他在中共党史的地位无可撼动。

1922年作为陈独秀的学生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晚年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华东一隅的军政财一把手，甚至担任政治局常委。

他曾经嫉恶如仇、性格刚烈，仕途不顺，在康生的手下死里逃生并非一回，妻子含冤自杀；之后转脸一变成了紧随毛主席政策的人物，却官运亨通。

两袖清风的上海王

“王”这个称呼，更有一言九鼎的味道，柯庆施在上海颇为人诟病的就是上海成了他的一言堂，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多了太多“人治”的味道。

然后在上海的柯庆施，留下的却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名声。

1954年柯庆施迎来了仕途上的第一次“大有作为”，他接替陈毅主持上海大局，成为名噪一时的“上海王”。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

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

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

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说的是“反右”的问题。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

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

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

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小窑炼钢风靡起来，这也成了大跃进劳民伤财的体现。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

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结果是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

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

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

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

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

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

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

他经常叫秘书陪他一起散步，询问一些问题，比如：

“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有人反映，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哪个版本写得好些?”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

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

差点取代周恩来做了总理

上文提到柯庆施被毛泽东注意的事情，就是1957年柯庆施写了一篇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报告被送到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当时正打算搞“大跃进”，看到这篇报告后赞不绝口，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

后来南宁会议召开，毛泽东当众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

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周恩来说自己写不出并作被要求做检讨。

经此事件四处传来风声：毛主席想让柯庆施做总理。

风声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于是周恩来在检讨中婉转的提到了自己是否适合当总理的问题。

当时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总理的位置非他莫属，后来邓小平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中表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没必要改变，这件事才算过去。

而在柯庆施女儿的回忆中有提到，柯庆施其实很敬重周恩来，对于自己敬重的人又怎会想要去取代呢？这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

对于这一切只能说当时柯庆施在毛泽东眼里的地位很有可能超过了周恩来。

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

虽说事实上柯庆施没有取代周恩来，但当时他的能力还是受到认可的，可唯独有一点最惹人争议，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观点，“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此话一出全场震惊，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一切个人崇拜，柯庆施为何却敢明目张胆的说出这么一句话？

时间回到1941年，当时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开始。

不久，柯庆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将他关押。

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批斗场面非常激烈。

康生问柯庆施：“X年X月，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庆施说他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了？”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系家中。

有人要柯庆施说出这个“关系”来，柯庆施不说，就有人上来“打他的态度”。

柯庆施依然不做声，康生大怒：“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

那个时候，他的妻子眼看要家破人亡，无奈投井自杀。

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出面进行了干预，柯庆施才得以存活。

原来特殊年代里饱受了政治斗争的伤痛，柯庆施打心底里害怕这样的“斗争”，为保全自己和家人他才“随波逐流”发表出那样的“名言”。

所以，与其说柯庆施是“紧跟”毛泽东，倒不如说他看到了政治斗争背后的本质。

给江青介绍了张春桥

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也是江青最早开始文艺路线的地方。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巴金、熊佛西、丁玲、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聚集上海文艺会堂。

柯庆施说：“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加以发挥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这一回，柯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1963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

正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

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

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几个月之后——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而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文艺路线的开始。

有人说，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也许是“五人帮”，既然未成事实，何必多说呢？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公祭大会由刘少奇主祭，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陪祭，邓小平致悼词。公祭以后，柯庆施的骨灰盒移置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8年，柯庆施的儿女根据遗言，将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移除，洒在徽州青山。

感谢阅读！本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若有不同想法欢迎随时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