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宝初为王世充之龙骧大将军，望王世充不似人君，与陈知节商议：“王世充此人狡猾多诈，总是喜欢与部下赌咒发誓，这是巫婆的作为，不是拨乱反正之主”。于是二人共约西奔李唐，一起骑马与王世充告别：“我们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不能给您把工作干好，特来向您辞行（自顾不能奉事，请从此辞）”。王世充并没有对他们多加为难，认为人各有志，就放他们走了。

秦叔宝不能接受王世充的领导方式与地域文化很有关系。王世充祖上为西域胡人，字行满。行，人之步趋也；满，盈溢也。行满即略有所得即止步不前之意。他通读兵书战册，懂得用龟策占卜吉凶，还能观看天象历法。这是胡人的特性。胡人文简，长于占卜，长于算计，长于经商，当时的巨商大贾多为西域胡人，至有笑胡人缺钱的俚语，以示所笑之人见识浅短。

王世充立国之后，每天上班就给臣僚讲话，常常一句话重复好多遍，以示这句话的重要性，臣僚们听得非常疲倦。有人劝谏道，您只要抓大事就好，有些小节没必要呶呶不休的亲自过问。王世充口头答应下来，但却屡屡再犯，方知此乃人性，想改实难。他还常常微服私访，轻车简从，不带警卫，游历衙门和市场，人民见了他只要立正就好，无需跪拜。

他还喜欢跟百姓拉家常：“以前的皇帝深居九重，不懂体察下情。我不是贪图权位的人，只是充当一个救时的角色。我就如一个州刺史，事必躬亲，很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就怕衙门规矩多，你们的意见不能尽情上达。我决定在顺天门外亲自设立信访接待日。有两个办公室，西朝堂判案听冤，东朝堂接见谏者”。于是上书的文件如雪片般飞上，根本看不过来，坚持了一段时间，也就把这项政策作废了。

王世充所部皆为楚人，楚人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甚盛。从周朝起，楚人文化与华夏文化分野，华夏文化从“神道治人”转为人治，认为地上最高统治者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天子），从而世俗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成为一切决策的最高指示。用政治理论家孔丘的话说就是“尊敬鬼神但是要远离他们”。

楚人文化还是神鬼文化，鬼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是人间一切个人意志的最高决定力量。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大诗人屈原的主要创作题材就是鬼神，《离骚》《天问》《九歌》《卜居》《招魂》《大招》等等，其创作源头就是现实生活中神巫的表演。故王世充喜欢装神弄鬼以为御下之道，并不是他的缺点，恰恰是他能够因人制宜的高明统御艺术所在。

尤其在击破李密的战役中，他熟练地运用了这一统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他先命令门卫张永通假言梦到有人对他说：“我是周公，能降兵帮助你们讨伐李密”。然后给周公立了祠堂，让巫人宣言：“周公命令我们赶紧攻击李密，如果不听他的话，军中马上就会起瘟疫”。军中楚人大恐，纷纷请战。他又派人抓到一个貌似李密的人，在战争处于白热化状态时忽然抛出，大喊：“李密被抓到了”。于是士卒奋勇，李密军被击破，李密仅以身免。

从某种程度上讲，鬼神对人的鼓舞力量要远远高于领导者个人的权威，因此上古皆“设神道治人”，而非人道。随后而来的唐郑决战中，王世充故伎重施，虽然李世民凭借个人魅力征服部众，然而屡屡涉险，多次死里逃生；王世充却能借鬼神的力量端居安位顽抗到底，可见他的统治艺术并无多少令人诟病之处。

但是秦叔宝为齐州历城人（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齐人自古以来争强好胜，侠义豪爽，齐字本为箭镞之形，齐地最早的居民由东夷组成，善射好战，勇武强悍，此风至今不衰。而且在思想上能够随时变通，与时俱进。管仲说齐人“贪粗而好勇，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司马迁说齐人“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阔达多匿知（豁达开朗，不轻易表达内心真实想法）”。因此不能接受王世充隐晦曲折的封闭式领导方式，但对李世民正大光明的开放式领导方式却从之如鱼饮水。

大抵一个领导者的领导效能由两部分组成，一为领导者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名”，一为领导者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也就是韩非所言的“势”。一位卓越的领导者都是二者兼备，而李渊和李世民无疑是此中佼佼者。

秦叔宝从唐后战功显赫，唐高祖赐以黄金瓶，并且亲自慰问道：“你能不顾妻子安危前来投靠我，而且立了这么多功劳，如果我的肉可以吃的话，我都会割下给你，何况子女玉帛之类身外之物”。于是授予他秦王府右三统军的职位。每次敌方有骁将锐卒出阵耀武扬威，李世民看了很为厌烦，就让秦叔宝出阵擒取之，秦叔宝跃马挺枪将敌将刺于万军丛中，鲜有失手之时。

他所用为特制的直径与长度皆加大号码的长枪，曾于两军阵前将长枪插在阵地上，郑军数十人骑马出来共拔，但是纹风不动。秦叔宝复骑马出阵单手将枪拔起而归。李唐平定天下后，每逢国家重大庆典节日，就把这支枪从兵器库中取出陈列于殿廷，以示嘉奖。所乘马号为“忽雷骏”，忽雷意为忽忽有如雷声，概指此马如奔雷般勇猛迅捷。秦叔宝常常饮之以酒。每逢月圆之夜，就让它出来走两步，能越过三领竖着排列的毛毯。秦叔宝死后，此马嘶鸣不食而死。

这就叫士为知己者死，李世民是秦叔宝的知己，王世充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