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地名看浙南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人口迁徙|平阳|民族融合|浙南|温州|温州市|畲族|聚居地|迁徙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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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文化的化石，温州地名积淀了浙南文化的深厚底蕴。考察温州地名，可以探讨历史上浙南人口迁徙的原因；分析迁徙后形成的地名类型，能反映民俗、迁徙者的心态，印证人口迁徙的路线及民族融合的状况。

关键词:温州；地名；迁徙；民族；融合

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市区包括鹿城、瓯海、龙湾三区，下辖乐清、瑞安、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八个县市。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居住着“瓯越之民”《史记·赵世家》描写他们是“剪发文身，错臂左衽”。在温州历史上，这些“瓯越之民”经历过几次大的人口迁徙，迁徙有的在本民族之间进行，我们姑且称之为“族内迁徙”，有的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行，往往是从一个民族聚居地，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这种迁徙我们称之为“族际迁徙”。不同地区人口的迁徙，不同民族的交往接触，常常造成语言、文化的碰撞融合，它往往在地名上留下深深的痕迹。通过对地名的考察，地名类型的分析，可以折射出迁徙的原因、心态及民俗，印证人口迁徙的路线与及民族融合的状况。

一、历史上浙南人口迁徙的原因

历史上浙南人口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乱，原居住地遭到破坏，而温州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楠溪江流域，地势险要，利于避乱。乾隆《永嘉县志》引旧《浙江通志》说：“楠溪江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再加上温州温和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居住。因此有西晋末年，为避封建统治者内部混战，从黄河流域一带进入浙南的北方人；晚唐时，为避黄巢之乱而来的宁波人；有为避闽国动乱不靖而来的福建人；有随宋室南渡而来的中原人等等。这些在地名上都有所反映。如永嘉“豫樟村”，据族谱记载，宋朝年间，始祖是从江西省豫樟县豫樟镇迁居至此，为了不忘祖宗故地，故直接用原地名“豫樟”来命名新居地。瑞安的“方村”,始祖方佛定，因避乱于后周广顺元年由福建长溪迁瑞安，以姓氏命名新居地，叫“方村”。

第二个原因是居住在原地的人们，为了生存、发展生产而迁徙。他们或者去寻找新的田地，发展农业生产；或者去开拓新的海域，从事渔业生产等。如大量的中原人进入温州之后，温州的部分土著人为了生存，往南迁徙，进入现在的福建、两广地区。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例子见下文以“栏”为通名组成的地名。又如明清时期福建兴泉、汀州一批农民为了生活，进入浙南山区垦荒种靛，聚族而居。如平阳的“靛青厂”，据当地《赖氏宗谱》载，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福建汀州赖氏迁居于此，搭茅屋（浙南瓯语称茅屋为“厂”）种植靛青，遂成村落，故名靛青厂。还有明朝福建南平人到瓯海泽雅利用水竹造纸，该纸至今仍叫“南平纸”，他们生活的地方叫“纸山”。再如浙南的沿海岛屿，如洞头岛，说闽南话的有三分之二。这是由于福建渔民北上捕鱼，久而久之，渔民与其眷属就在浙南海岛上落脚，并且世代繁衍。参见下文以闽语“厝”为通名构成的地名，此类地名在沿海渔村特别多。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外族入侵，或者官府镇压及苛捐杂税，被迫迁徙。前者如汉武帝建元三年，由于越族内部冲突，东瓯遭到闽越王出兵攻击，东瓯王便率其众4万余人，举国迁徙到江淮之间，东瓯国随之灭亡。后者如浙南畲族，宋元时期，由于官府镇压，大量畲族人迁出闽、粤、赣边界，这种迁徙在明清时达到高潮，其中一部分人迁入浙南各县。温州由“寮”（畲语，指用茅草等搭盖的屋舍。）构成的地名最初基本上都是畲族居住的。

第四个原因是灾害移民补籍。

历史上主要有两次：一是南宋乾道二年，温州遭大台风，大海溢，溺死数万人。温州知州传檄福建，要求移民补籍。闽民奉命陆续来温，如瑞安张氏、林氏、池氏、应氏，均在乾道二年后由闽迁温。这在地名上也有所体现。如瑞安的“前池”：据《池氏宗谱》载，始迁祖由福建赤岸迁此。始建村者池姓，以位于鲍田大村的南面，故名前池。

二是皖南歙县一带，因瘟疫爆发之后，百姓大量死亡，致使当地人口稀缺。于是从浙南迁入大量越人。《徽州府志·风俗篇》记载：“俗参瓯骆。宋吕和叔云，歙地杂瓯语，号称难治。”这“瓯”即“东瓯”，“瓯语”就是温州话。这种情况在地名中也有反映。浙南以“漈”（音[tsei42]或写作“沶”、“际”。指山间小瀑布）为通名的地名很多。如：

漈下桥、百丈漈、拢盘漈、西风漈、白岩漈、漈头陈、漈头温、漈坪岗、干漈、白水漈、漈大寮、漈头、平漈等。

这些地名只见于浙南，与皖南山区相接壤的浙西北山区没有，但皖南却有此类地名。如“石际山”。这是因为大量的温州人进入皖南，在皖南的地名中融入浙南瓯语成分。

第五个原因是仕官温州的人士定居占籍或朝廷派兵镇压动乱后，将士们留驻当地，并在当地世代相传。

如永嘉的邵园：始祖邵宏明，原籍福建福清，于唐大中十年任温州别驾，卒于任。后其子孙迁居永嘉，命其新居地为“邵川”（今为邵园）。

又如温州苍南有个金乡方言岛。这跟明代倭寇之扰，朝廷派兵抗倭防守有关。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侵扰，建立了十华里长的卫城，称金乡卫。民族英雄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曾几度在此扎营练兵，抗击倭寇。许多操官话的将士及其眷属留驻当地，形成了方言岛。此外,在地名上应引起注意的是：浙南沿海有许多村镇名“南塘”，民族英雄戚继光号“南塘”，地名“南塘”大多是为了纪念戚继光，与这位民族英雄的抗倭活动有关。

总之，人口迁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迁徙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人口的迁徙必然会带来语言的碰撞、渗透甚至融合。它往往在地名中留下印迹。人们可以在这些地名中考察和印证人口迁徙的历史；印证民族间接触和民族融合的历史。正如L·R·Palmer在《ModernLinguistics》中所说的那样：“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话。”

二、浙南人口迁徙后形成的地名类型

温州历史上人口迁徙造成的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地名，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我们分两部分来分析：

（一）“族内迁徙”形成的地名类型

1.把原驻地的地名原封不动带到新驻地来，来命名新地名。这地名就成为古代人口迁徙最明显的踪迹。此类地名在温州地名中很多。

如：文成县城西南有“库头村”，500年前，平阳库头村陈姓兄弟三人，一迁云和，一迁景宁，一迁文成，为纪念故土，所居三地俱名库头。又如：“长山村”、“南镇”、“三大亩”等地名。“长山村”：据《郑氏宗谱》载，明代郑姓从乐清常山迁此，以其原籍地名村，称“常山村”。后谐音改今名。“南镇”：据《缪氏族谱》载，其先祖于宋乾道间自福建南镇迁此始居，以不忘故地，故名。“三大亩”：据《谢氏宗谱》载，清康熙年间谢姓自平阳江南三大庙地方徙居于此，为怀念故地，遂称“三大庙”。后谐音改今名。此外还有“温州厝”、“温州寨”、“温州寨顶”等，祖先均从温州市区迁来。

2. 把原驻地的地名通过压缩，作为专名，加上一个通名构成一个新地名，原地名曲折地保留在新地名中。

如：“梅村巷”、“大文厂”、“金塆厂”、“陈岙”、“南陀岭”等地名。梅村巷：因巷内大部分居民从梅源迁来。大文厂：《黄氏宗谱》载，清康熙戊辰年，其祖先从驷马、大份头来此牧牛，盖茅屋栖身，故名大份厂，因方言谐音，写成“大文厂”。金塆厂：其祖先自腾蛟金塆来此盖茅舍栖身。故名金塆厂。陈岙：当地《马氏宗谱》载，马氏祖先为陕西（古为秦地）平凉县人，于明崇祯已亥年迁此，“秦”“陈”同音，遂称陈岙。南陀岭：腾蛟乡南陀村孙氏建墓于此。并筑石道通向山下，故名南陀岭。

3.把原驻地的地名通过压缩，成为一个语素，加上一个表示心理或有一定寓意的语素，再加上一个通名，组成一个新的地名。

如瑞安有“陈思田”、“肇平垟”等地名。陈思田：村民都从陈岙徙居，境内稻田多属陈岙陈姓所有。“思”意含怀念思念，故名。肇平垟：清初，祖上由平阳迁此，寓肇始之意，故名。

4.以新驻地的环境命名

如平阳有“上岙”、“上坦”、“雅屿”、“前堡”等地名。上岙：当地《孙氏宗谱》载，明正统年间，孔氏自山东曲阜迁此始居。村庄三面环山，处于岙门最上端，故名上岙。上坦：当地《蔡氏宗谱》载，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蔡姓由福建蒲田迁此定居。因北面有一片平坦高地，村名俗称上坦。雅屿：陈氏祖先自闽长溪赤岸迁此成村。此地原为岛屿，林茂景美，故名雅屿。前堡：当地《周氏宗谱》载，清康熙间，周姓祖辈从北港迁居此地。因村庄四面环河，形似元宝，取村名为“元宝”。又因方言谐音，演为前堡。

5.以姓氏或祖先的名字作为语素，加上通名或方位词，构成新地名来命名新驻地。

如：“薛里”、“贾岙”、“翁山”等地名。薛里：为薛氏（福州人），从福建迁到温州市区，再迁到瑞安，故名“薛里”。贾岙：始迁祖贾仁三，福建仁溪人，宋乾德间任黄岩尉，后卜居乐清龙门山麓，以姓氏命名“贾岙”。翁山：始迁祖翁神安，原籍福鼎，于宋乾德二年访伯父至瑞安未遂，逾数岭到泰顺定居，新居地命名为“翁山”。

此类地名很多，如“包宅”“蔡宅”“李家村”“蒋家桥”“徐家站”等等。

此外，还有以迁徙时的某些特定的事件命名的。如瑞安的“里北垟”：据《李氏宗谱》载，始祖德兴随父璞山于宋淳熙年间从永嘉楠溪迁此，是年适父子同游泮水，遂以姓与泮名其地，为“李泮垟”，后谐变为“里北垟”。“盘台角”：始居者陈、木两姓，曾一再择地而迁，搬迁至此，可说是搬到角落了，故曾名“搬到角”，谐音改为今名。

（二）“族际迁徙”形成的地名类型

这类地名主要是以方言词为通名，构成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地名。

我们以畲族为例：浙南各县，尤其是山区县，都有畲族居住。畲族是古老的民族。“畲”字来历甚古，《易·无妄》有“不甾畲”句。《诗·周颂·臣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毛传：“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畲。”畲又指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作肥料的原始耕作方式。唐元结《谢上表》：“臣见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畲种山林，冀望秋后少可全活。”畲族，也称“畲民”，因从事畲耕（即刀耕火种），故名。畲族自称“山哈”，“山哈”即“山客”，意为居住在山上的人。畲族古时分布在今闽、粤、赣、浙四省的山区。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由来久矣。”

那么，畲族的语言又是如何的呢？我们认为在唐之前，居住在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族先民肯定在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古畲语。它应该融合了许多古汉语词汇。据史书记载，汉朝统一过这一带。唐代开元年间，唐王朝为镇压闽、粤的畲族，便派唐将陈元光父子为首的123名将领，58姓军校带领近万人的中原队伍进入闽粤地区，这些都对畲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畲语吸收古汉语成分。另一方面是客家话对畲语的影响。客家先民从东晋开始，分五次由中原南迁，部分客家人与畲民杂居，这不能不对畲语产生影响。据施联朱教授主编的《畲族简史》和蒋炳钊教授的《畲族史稿》研究认定，畲族离开凤凰山到闽东、浙南定居，是从南宋到明代时期（公元1127—1644年）。在这个时期内，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经历了一个长期杂居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客家先民的进入，不是强制同化，而是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心理上的隔阂更少，语言上的交流更顺畅，相互吸收进的各自原有语言中的词汇相当多。这时的畲族先民操的是古畲语，客家先民操的应是中原古汉语加进沿途迁徙吸进汉语方言而产生的次古汉语。按《畲语简志》所言，在这个阶段中，畲族先民是放弃了畲语而使用客家语，雷先根认为应该说是畲族和客家人在互相学习中，古畲语进一步吸收了客家先民带来次古汉语，客家语也进一步吸收了当地的古畲语。黄家教、李新魁于1963年在《潮安畲话概论》中认为：畲语“至少在宋元时代便开始向汉语靠拢”。第三方面是迁徙到浙南温州各县的畲语受到浙南瓯语和闽南话的影响，这在地名中都留下了痕迹。常见的有下面几类：

1. 直接以“畲”或畲族的“盘、蓝、雷、钟”四姓命名的。温州有：“李家畲”、“畲龙行政村”、“畲屋”、“桐畲”、“蓝宅桥”等地名。此外平阳有一个“国宋村”当地《雷氏宗谱》载，清乾隆十二年，畲族雷国宋迁居此地。雷氏后裔为纪念祖先，即以国宋为村名。

2.以畲语“寮”为通名组成的地名。浙江省景宁《畲族志》第81页载：“房子畲语称‘寮’。”畲族山歌里唱道：“今日寮里起身来。”早期畲民生产力落后，过着刀耕火种、游移不定的农业生活。他们大多数“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畲民称这种房子为“草寮”。这种结构的房子在浙南农村，尤其是山区普遍存在，因此，温州地名中以“寮”为通名组成的地名很多。如：

下黄寮、上寮村、寮后、寮山、寮下、长岭寮、白玉寮、外寮、底寮、上豹寮、杨寮、田寮、坟头寮、吴寮、东家寮、罗家寮、茶寮弯、上寮峰、茶寮、寮后、下寮、三寮、石寮。寮坑村、朱寮、银寮、大寮后、外寮、地寮、宏寮、香菇寮、寮后、鸭母寮等。

3.还有以闽语“厝”（房子）为通名组成的地名。如：

萧厝、温厝、大厝基、老厝、外新厝、张唐厝、朱厝、朝西厝、老厝、厝基、陈厝、温州厝。

这类地名往往出现在福建移民的居住地。

4.以“栏”字组成的地名。有“牛栏坑”、“羊栏坳”、“牛栏塘”、“牛栏汪”、“牛栏岗”、“牛栏断”、“仙牛栏”、“栏巷”等。

据《方言与中国文化》介绍，壮侗语系称“屋”、“家”为“栏”，房层用竖立的木桩为底架，建成高出地面的一种房屋，屋内住人，屋下空间养畜，南方自古就有，称“干栏”式建筑。“干栏”虽不是汉语词，而浙南瓯语没把房屋说为“栏”，但牲畜住所仍沿称“栏”，如“牛栏”、“猪栏”。这是因为西晋之后，大量的中原人进入东瓯，原来居住在东瓯的部分土著人即古越人开始南迁，进入福建、广东以至越南的北部及附近岛屿，成了闽越、南越、骆越等，称之为“百越”。而“栏”是瓯语的底层词，跟壮侗语同源。

三、地名反映了心态、民俗，印证了人口迁徙的线路与民族融合的状况

（一）地名反映了迁徙者的心态

第一，迁徙后的新地名首先反映了人们对故土的眷念。上文提到的“族内迁徙”形成的地名类型中1、2、3类均带有故土的地名，用意是使这些移民不忘故土。尤其是第3类地名，如“陈思田”是从陈岙迁出来的。以“思”直接表明对故土的思念。

第二，反映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期盼。如瑞安地名“肇平垟”，祖上由平阳迁此，寓肇始之意。迁徙总是迫不得已的，被认为是“背井离乡”，到了一个新的居住地，一切都从头开始，新的生活也从头开始。

第三，新地名反映了人们对居住环境的重视。居住环境对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人们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水源、山林等是人们生存的先决条件。如“上岙”、“上坦”中“岙”是山间平地，“坦”也是平地。“雅屿”主要指树林美。“沿口”表明靠近水源。

第四，地名反映了人们对祖先的崇敬心理。如“贾岙”、“翁山”直接以祖先姓名命名，表明了祖先创业不易，以姓氏命名表明了对祖先的怀念、敬重、崇拜。

（二）地名里反映了民族的历史和民俗

我们还是以畲族为例：

畲族史诗《高皇歌》记载了上古时代，祖先盘瓠征服犬戎，与高辛皇帝的三公主结婚，后弃官入凤凰山居住，生下三男一女，三子分别姓盘、蓝、雷，女儿招婿姓钟。在祖歌《高皇歌》中有“送落凤凰大山宫。”“送落潮州凤凰村。”“凤凰山头一块云。”“凤凰山上鸟兽多。”“凤凰山上实在闲。”等句子。畲民把始祖居住的地方称“凤凰山”。在凤凰山繁衍了四姓族人，后因外族入侵和民族压迫而被迫外迁，其中一部分迁到浙南各县。

畲族尊三公主为“凤凰神”，畲族妇女普遍穿“凤凰装”。“凤凰装”别具特色：畲族妇女用红头绳扎头发，盘在头上，高高隆起，象凤凰头，叫“凤凰髻”；在上衣上刺绣着大红、桃红夹着黄色的花纹，镶绣着金丝银线的花边，象征着凤凰的颈和羽毛；围兜上也绣着五彩的花纹，象征着凤凰的腹部；身后两条绣花的飘带，象征着美丽的凤尾，各种颜色的脚绑和绣花鞋，象征着凤凰的脚爪；周身佩挂着叮当作响的银饰品，象征着凤凰的鸣啭。《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的“好五色衣服。”《桂海志续》记载的“女则用五采缯帛缀于两袖。”指的就是“凤凰装”。姑娘出嫁时，还要戴“凤凰冠”。有的凤凰冠还饰有雕刻吉祥图案的银片、银牌，非常昂贵。像这样的凤凰装、凤凰冠常常在婚礼上穿戴一次便收于箱底，等到亡故时再用来穿戴入葬。

婚礼的厅堂上常有“凤凰到此”、“凤凰来仪”的红联，婚宴中有“取凤凰蛋”的歌舞节目。畲族“赤郎”（迎亲伯）常在婚宴上唱这样的畲歌：

一心要去凤凰山，凤凰山上客聊坪，

凤凰山上出凤凰，凤凰贵子进京城。

凤凰是凤凰，凤凰生蛋四角方，

凤凰生下凤凰蛋，凤凰蛋献状元郎。

短短八句畲歌，“凤凰”一词竟出现了十次。可见“凤凰”是畲族的崇拜对象，是吉祥的象征。这在地名中也有所体现。畲族居住的地方，地名常带“凤凰”或“凤”字。如平阳有“凤卧乡”原名“凤翔”。因闽语“翔”“卧”谐音，故演变为“凤卧”。平阳还有“朝阳乡”是畲族聚居地，现有畲民756人，取“丹凤朝阳”之义。此外，平阳还有“凤口”、“凤头”、“凤山”、“凤山头”、“水凤尾”等村名。瑞安以“凤凰”命名的地名只有“凤凰山”、“凤凰山礁”两个。永嘉有“凤岙村”、“凤岙尖”、“凤山村”“凤凰寨”、“凤凰头”等。这些地名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畲族的历史和风俗。

（三）地名印证了人口迁徙的线路对于上文提到的“族内迁徙”形成的地名类型，如1～3用原地名来命名新驻地，我们只要把这些地名排列起来，逐一分析，考证其年代，当时迁徙的痕迹就会明朗起来。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一文就是这样写成的。谭其骧是根据侨置郡县来判断民族迁徙。但温州没有侨置郡县，所用的故土地名都是小地名，但这种方法仍可使用。

另外，我们尝试用绘制地名同名线的方法来考察迁徙的路线，也是很有效的。据调查，以“寮”为通名组成的地名里，大多数历史上曾有畲民居住过，有些现在仍有畲族居住，如“外寮”、“宏寮”、“寮后”等。我们可以用有“寮”、“凤”等畲族特有的地名用词构成的地名，绘制地名同名线，根据同名线的走向及疏密程度等，从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出畲族迁徙的路线及分布。

又如以“厝”字组成的地名，主要分布在沿海岛屿，并且按带状分布，从福建到苍南、平阳、瑞安，经洞头列岛，到达温岭的石塘附近。再往北就没有了。据说，从前有规定，福建人打鱼，北面以石塘为界，石塘以北是宁波人打鱼的区域，以南是福建人打鱼的区域。可见福建渔民北迁的路线的终点应是石塘。

（四）地名中的不同方言成分同时存在，反映了民族的融合。请看下面两组地名

A.猪母头、猪母礁、猪母仔礁、牛母礁、鸡母岗、鸭母寮（猪母、牛母、鸡母、鸭母，闽语分别指母猪、母牛、母鸡、母鸭。）

B.猪娘礁、猪娘、牛牯岭、黄牯袋、黄牯山、鸡母娘礁（猪娘、牛牯、黄牯、鸡母娘，浙南瓯语分别指母猪、公牛、公黄牛，母鸡。）

虽然表示性别雌雄的语素在闽语和浙南瓯语里，经常处于被修饰成分之后，但二者所选用的语素不同。这两组地名常出现在同一县市，表明了语言的互相影响，反映了民族的融合。

还有，同一地名中多种语言成分的重合也反映了民族的融合。

如“草寮厝”中的“寮”是畲语成分，表“房子”义。但“厝”是闽语，也表“房子”，闽方言称房子为“厝”，建房子叫“起厝”，房租叫“厝税”，屋顶叫“厝盖”。闽语的“厝”，就是畲语的“寮”，也就是瓯语的“屋”。“草寮厝”是畲语受到闽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架床叠屋”的造词法，这也反映了民族的融合。

文章作者：盛爱萍

文章来源：《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黎淑琪

校对：邹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