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是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中东，也是第一次来到伊斯兰世界。这两天朋友圈里不少朋友纷纷晒出以前在卡塔尔的留影。我也想起，在2018年春天，我也因为去土耳其旅行的途中，曾经两次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转机，匆匆掠过这个世界首富之国。很多去欧洲和中东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都有从卡塔尔转机的经历，谁让卡塔尔是世界著名的“转机歇脚地”呢？因疫情阻隔，朋友圈中我和朋友们的这些照片怀旧的味道浓浓，现在想来，真是恍如隔世啊！

虽然我与卡塔尔的交集仅仅是在机场的两次匆匆转机，但我在卡塔尔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却见证了“小国雄心”。人们常说，卡塔尔有三宝：卡航、足球、半岛台。确实名不虚传。2018年，我去土耳其旅行时，来回都是乘坐的卡塔尔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我的所乘坐过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中，要数卡航最好评，唯一能跟卡航并列的，可能就只有全日空了。卡航不愧是世界顶级航空公司，飞机舒适服务又一流，我在卡航飞机上享用的几顿阿拉伯式清真餐都很赞。多哈国际机场也不愧是全球一流机场，硕大无比又豪华，随处可见富得流油的“白大袍”。因为卡塔尔是中东反恐重地，机场安检特别严。我结束从土耳其的旅程回国时，沿途经过伊朗上空，当时正是晚上，从飞机上往下看，我所看到的伊朗的几座城市夜晚的灯光都是稀稀拉拉；而飞机一飞到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时，俯瞰入夜的多哈，简直就是一座不夜城！从飞机上看夜景，也能真真切切地看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

至于足球，虽然在今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揭幕战上，卡塔尔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至少作为亚洲劲旅，如果没有足球这一宝，恐怕本届世界杯也不会花落卡塔尔。

还有半岛电视台，更是一个国家对外“软实力”的淋漓尽致的体现。有“东方CNN”之称的半岛电视台，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在全球传媒业中异军突起、名声大噪，发挥着比起国家体量大得多的世界级媒体的作用，并承担着向世界“讲好卡塔尔故事”的功能。

相比沙特神秘的面纱、科威特逐渐的没落、阿布扎比高端的土豪、迪拜张扬的炫富，卡塔尔可以说是低调的奢华。一个小小的酋长国，拥有雄冠全球的人均GDP，拥有世界顶级的卡塔尔航空公司，拥有全球一流的多哈国际机场，拥有世界级媒体半岛电视台，又正在举办国际顶级赛事世界杯足球赛。那么，一个上世纪50年代才完全废除奴隶制的部落酋长国，是如何创造“小国崛起”的奇迹的？我想可以从经济、政治、外交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我刚才说过，卡塔尔有三宝：卡航、足球、半岛台。但如果没有石油、天然气这个宝，什么宝都保不住。所以，卡塔尔暴富给人们印象最直观的原因，也是“小国崛起”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在上世纪40年代末卡塔尔发现石油、天然气资源之前，它是以珍珠采集为经济支柱的。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随着珍珠价格的暴跌，再加上二战的侵扰，卡塔尔在上世纪40年代经历了经济衰退，甚至进入了“饥荒年代”。今天早已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卡塔尔，采珠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在现代多哈的天际线上，仍然能看到采珠文化和采珠经济的影响。各种土地开发项目的名称，比如最著名的回填群岛“珍珠岛”，提醒着人们在这个国家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采珠文化。还有许多用来提醒传统的珍珠经济的事物——采珠是超现代发展中卡塔尔身份的一个锚点。可能被拍摄最多、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公共艺术品就靠近多哈修整过的滨海大道的老港口，是一个巨大的混凝土蚌壳，大大张开，可看到其中一颗浑圆的珍珠，这些都可以看出卡塔尔人对采珠文化的这种浓浓的怀旧情结。

但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卡塔尔发现石油、天然气资源，彻底改变了卡塔尔的国运。尤其是天然气，卡塔尔的天然气资源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而卡塔尔的人口只相当于俄罗斯的1/55、伊朗的1/32。

但卡塔尔丰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本国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卡塔尔有270万人口，但本国籍的卡塔尔人只占15%，其他85%都是外来劳工或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这些人口稠密的南亚国家。一边是卡塔尔的“资源过剩”，另一边是南亚国家的“人口过剩”。于是这些南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纷纷前来卡塔尔务工。尽管这些南亚劳工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跟卡塔尔原住民没法比，但比起他们的祖国还是高得多，这也是这些南亚劳工趋之若鹜前往卡塔尔打工的原因。比如本届卡塔尔世界杯，屡遭西方媒体攻击的一个话题，就是大量南亚籍劳工在修建世界杯场馆的过程中，因为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所导致的意外身亡。

另外，卡塔尔还有不少来自非洲的黑人。他们也有一部分是从非洲国家来的务工人员，还有一部分则是以前奴隶制存在的时代那些黑人奴隶的后代。比如2018年我去土耳其时乘坐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客机上的那些阿拉伯空姐中，最漂亮的一个恰恰是肤色最黑的一个空姐，她可能是黑人与阿拉伯人的混血儿，但五官十分精致，可以说惊为天人。

大量的外籍人员也导致卡塔尔社会出现了一个身份认同不平等的问题。就是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居住在卡塔尔半岛，也就是发现和开发石油之前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有投票权和公民权。所以这些仅占卡塔尔人口15%的卡塔尔原住民就成了“公民贵族”，每天只需要工作三个小时就可以锦衣玉食。而那些来自南亚和非洲的外来移民则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时间，生活水平却比卡塔尔原住民低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下，那些卡塔尔原住民仍然一天到晚坚持穿传统的“白大袍”的原因，因为“白大袍”是一种“公民贵族”身份的象征。

卡塔尔“小国崛起”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富有改革开拓进取心的几代君主相对开明、现代的统治方式，但同时又通过固守传统确保政权的绝对安全。在数百年的经营中，海湾的6个阿拉伯君主国形成了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阿联酋阿布扎比的阿勒纳哈扬家族、阿联酋迪拜的马克图姆家族、卡塔尔的阿勒萨尼家族、巴林的阿勒哈利法家族、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阿曼的赛义德家族等七大王室家族。相较于其他几个海湾君主国，卡塔尔是政变比较频繁的一个国家。最近的两次政变分别发生在1972年和1995年。

1947年，时任卡塔尔埃米尔逝世，他未成年的长子哈利法被立为王储，老埃米尔的弟弟、哈利法的叔叔阿里摄政。然而，阿里野心勃勃，早就觊觎埃米尔的宝座，觉得摄政还不过瘾，干脆废黜了哈利法的王储位，自任埃米尔。但阿里在登基时承诺将来传位给侄子哈利法。1960年，阿里因身体不适，违背承诺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王位本该是哈利法的，再加上艾哈迈德治国的昏庸骄奢，让哈利法动了政变的念头。1972年，哈利法趁艾哈迈德在伊朗狩猎度假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了堂兄弟艾哈迈德的统治，成为新君，使自己的埃米尔宝座失而复得。

哈利法上台后励精图治，将石油、天然气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使卡塔尔很快变得富裕起来，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卡塔尔也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卡塔尔人民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塔尔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但工业和制造业并不发达，而一个国家想要真正地长期可持续发展下去，工业和制造业必须要大力发展起来。

而此时，哈利法的思想逐渐保守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了，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改革国家的发展方式，而是继续着大力开发资源的经济政策。这让他的长子、王储哈马德看不下去了，曾在英国留过学、具有改革思想的哈马德明白国家不能只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发展，石油天然气总有用尽的一天，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

1995年，年纪大了的哈利法看着自己对国家治理的种种功绩非常满足，他准备开始享受自己的后半生。6月，他带着妻子家眷等人去瑞士苏黎世度假，把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都交给了儿子哈马德处理。

哈利法一行人来到了苏黎世，在苏黎世度假的哈利法非常自在舒适，没事就在外面逛街购物，直到6月27日，他像往常一样在街上逛街买东西，刷卡的时候却发现，买单失败了。作为卡塔尔的君主，他从来不缺钱花，富得流油，怎么会买单失败呢，很快他便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银行告诉他，他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了，在海外的一切消费都将无法正常进行。好好的银行卡怎么会被冻结呢，作为一国之君，哈利法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这让他非常生气，想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子哈马德一问究竟，还没等他打过去，便接到了来自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哈马德表示：父亲，我已经继承了王位，现在我是卡塔尔的埃米尔。

哈马德像他父亲23年前一样，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在国外度假的君主登上了王位，历史的惊人相似几乎如出一辙。哈马德执政期间，没有放弃国家开采原油的经济政策，但他将出口原油带来的巨额收入用于推动卡塔尔的现代化，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大力发展，大幅提高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哈马德重视发展其他事业，比如教育、民生、体育等。在政治体制上，哈马德还进行了有限度的民主改革。在宗教包容方面，哈马德甚至亲自赞助修建了卡塔尔半岛历史上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哈马德成为卡塔尔发展史上又一位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代君王。

1972年和1995年的两次政变，实现了卡塔尔统治阶层的优胜劣汰，都极大地推动了卡塔尔的进步。这两场政变，看似王室内部的家族宫斗，实际上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新势力战胜了旧势力，顺应了民意和历史大势。

2013年6月25日，哈马德突然宣布主动退位，让位给王储、第四个儿子塔米姆。哈马德也许是以退为进，担心儿子重蹈他的覆辙发动政变，尽量规避下一场父与子之间的宫斗。早早让了，避免成为他的父亲。从“篡夺王位”到“出让王位”，哈马德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高明。

这位“80后”的“四阿哥”塔米姆，年纪轻轻，爱穿西装革履，在国际场合往往不穿阿拉伯长袍，一改海湾君主国以往的保守气息。塔米姆是个“高富帅”，也因进取和标新立异的执政风格，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一位思想新派的改革者。“春江水暖鸭先知。”从塔米姆爱穿西装得到的启示是，服饰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声。中国古代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俄国彼得大帝改革都是从服饰改革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也都伴随着西式服装的大量涌入和风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伴随着各种西式服装的流行，一改之前那十年千篇一律的着装风格。

2021年10月，卡塔尔举行历史上首次议会选举。卡塔尔作为绝对君主制国家，此前议员均由埃米尔指定。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年轻君主，塔米姆能够迈出这政治改革的重要一步，还是很不简单的。在几代埃米尔的治理下，卡塔尔成为海湾君主国中最开放、最现代、最发达的一个。

但在走向开放、开明、现代，并进行有限度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卡塔尔的统治阶层又在小心翼翼地固守着卡塔尔的一些固有传统，比如部落文化，以维持政权的绝对安全。虽然部落的权力相对于几十年前有所降低，但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失。卡塔尔传统的以沙漠和三角帆渔业构建起的古老联盟和血脉联系，以及这些联盟部落间的权力交换和权力平衡，并没有因为泥屋被摩天大楼取代而摧毁，或者因为骆驼被无处不在的豪车取代而消亡。西化的社会并不会立刻在卡塔尔生根，即使卡塔尔社会的奢华已经远超西方。这使世人看到卡塔尔的两个面孔：一面是站在中东最复杂的变革和发展前沿的一个国家，另一面则是骄傲地扎根在部落过往和传统的一个国家。

卡塔尔“小国崛起”外交上的原因，就是在外交上左右逢源、以小博大，善于在高度对立的国家之间游刃有余。

卡塔尔上百年来在几代埃米尔统治下，在外交上有两大特点。而这两大特点又是相互交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认准强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早在19世纪，阿勒萨尼家族并不是卡塔尔历史上天然的君主，而只是卡塔尔半岛上众多部落的一支。就连当时的卡塔尔也只是巴林的一部分。在远有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强国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近有阿拉伯半岛上的沙特家族（今天沙特王室的祖先）作为强邻对卡塔尔半岛野心勃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吞并的环境下，由于阿勒萨尼家族历代酋长的能力在各部落中出类拔萃，再加上阿勒萨尼家族认准了英国这个强国作为自己的大靠山，1868年阿勒萨尼家族与英国签订协定，确立了卡塔尔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地位。有了英国这个大靠山，阿勒萨尼家族也从卡塔尔各个部落中脱颖而出，成为卡塔尔的统治者。

同时阿勒萨尼家族又寻找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另一个强大的靠山，并以此来制衡英国的势力。阿勒萨尼家族让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为了利益彼此对抗，自己从中渔利，从而巩固了自己在卡塔尔的权力和地位。有了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强国的保护，这也使得卡塔尔能够在沙特和巴林两大强邻的夹缝中得以生存，并最终脱离巴林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也让我想起2017年沙特、巴林等四国与卡塔尔交恶，发生断交风波，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伊朗，追溯其历史原因，原来卡塔尔在上百年前跟沙特、巴林就不对付，甚至是世仇。为了对抗沙特和巴林两大强邻，阿勒萨尼家族便寻求了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两个更强大的国家作靠山。所以从100多年前开始，阿勒萨尼家族就善于在强国之间左右逢源，这种外交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今天的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同时交好，可以说这种在两大强权中保持平衡的做法，跟100多年前如出一辙。

二战后，随着英国实力和地位的相对衰落，卡塔尔于1971年正式脱离英国的保护独立，成为主权国家。这时卡塔尔寻找到了一个更强大的靠山，就是美国。上百年来卡塔尔先后寻求英国、奥斯曼土耳其、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并吃尽了这种外交红利。

卡塔尔外交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够在高度对立的国家或政治实体之间左右逢源，而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比如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塔米姆，在外交上发挥了与其父一样的“以小博大”的风格，上演“小国大外交”。卡塔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和重要反恐合作伙伴，但塔米姆即位后，又有着明显的亲穆兄会、亲伊朗倾向。2013年7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兄会成员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解除职务。沙特、阿联酋对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上升充满戒心，不希望看到穆兄会上台，支持埃及军方革除穆兄会。而卡塔尔则指责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沙特、阿联酋、埃及对卡塔尔的“亲穆兄会”政策十分不满，要求卡塔尔停止庇护和支持穆兄会。2014年5月，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宣布召回驻卡塔尔大使，以抗议卡塔尔“干涉内政”。这一矛盾在2017年达到顶峰。这年5月，塔米姆在一场军方庆典上的讲话中，表示伊朗是“不容忽视的伊斯兰强国”，还说“对伊朗怀有敌意是不智的”。塔米姆的这一亲伊朗的表态，导致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这阿拉伯四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卡塔尔跟美国关系很铁，美军中央司令部前线指挥部、联合空中行动中心、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乌代德军事基地都设在卡塔尔。但是，卡塔尔结交三教九流，与美国的“宿敌”也关系不浅。卡塔尔一方面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另一方面却与伊朗、穆兄会、哈马斯甚至塔利班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过从甚密。卡塔尔还是与巴以双方、甚至巴勒斯坦内部的法塔赫和哈马斯两大对立派别同时保持联系、都能说得上话的国家，以色列在卡塔尔曾经设有代表处，哈马斯领导人更是卡塔尔的常客。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也有常设政治代表处。在2021年8月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夺权之前，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就常驻多哈。2020年2月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地点就在多哈，而且是卡塔尔从中起到了斡旋作用。塔利班唯一的海外办事处、美军中央司令部竟然可以毫不违和地在卡塔尔并存。

不过，卡塔尔的外交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但有一点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卡塔尔不仅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还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称赞卡塔尔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伙伴”。卡塔尔能够以小国之躯在美国、伊朗、以色列、哈马斯、塔利班等相互之间高度对立的国家或政治实体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作为调停者的地位，推行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外交政策，它既在整体上支持美国，同时为了追逐自己的本国利益而与美国的敌人关系暧昧、眉来眼去，还能做到让美国不生气，这本身就是卡塔尔这个小国的本事。从外交政策上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平衡外交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一点上来说，卡塔尔可以说是一个小号的土耳其，两国的外交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战以后，亚洲有三个国家实现了“小国崛起”，分别是：新加坡、以色列、卡塔尔。而这三个国家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新加坡是在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框架下，融入新加坡本土的强人政治，又揉入了东方传统的儒家治国理念，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与社会和谐。以色列则是基本上照搬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又依靠民众千百年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众敌环伺的环境下，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而卡塔尔则是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却仍然固守中东传统的君主制，但又不失进取与变革的精神，不仅实现了国民富裕，而且使其国际影响力远超其国力。但在这三个国家中，卡塔尔的崛起模式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相对最粗放、最前现代方式的。“佳物不独来，万物同相携。”最好的东西都不是独自而来的，它伴随了所有的东西同来。人们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具有先天优势的东西。“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的背后，未尝不是盛世下蕴藏的危机和涌动的暗流。卡塔尔政权统治的稳固，是建立在资源红利所带来的的丰厚的国民财富和国民福利基础上的。在资源红利终将耗尽的未来，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卡塔尔这个中东小国仍然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