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写点政治不正确的话题。
大家知道，现在文章不好写，有些根本不敢写，更发不出来，甚至转发连别人的文章都有点忐忑不安。真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现在从事律师，更不太愿意写当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怕人认为不正当推广。但毕竟这12年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是我从法科学生向法律人转变的最关键时期。
这样的经历怎么可能忘记？
当然，我要说的法院都是15年前的法院，与现在情况或许有大的不同。而且我写的都是自己眼中的法院，难免有我个人的个体之偏。这是我需要告诉各位的。
最近，我山东老家的一家基层法院发布了一则上诉风险提示书，大意是：上诉改判概率小，败诉得不偿失，建议败诉方慎重上诉。
应当讲这样的告知本意是好的，毕竟人家说的都是现实。但由于是从基层法院发出的，而且判得人家又是败诉了，于是就有点变味，有点成了“恐吓”败诉方当事人，有了尽量不要上诉的意味。
这就值得商榷。
这些年，有时碰到律师同行，他们会说起我当法官时曾经判过他们的案件。这让我一时大窘，忙问对案件结果可否满意。好在他们往往给出满意的表示，这让老王心稍为始安。
我告诉他们，案件结果满意不满意我不敢说，但我敢说的是每个案件都反复斟酌，都力争对得起良心。正是因为这份断案责任太重了，后来我才从法院调到政府工作。
其实，在政府从事行政复议案件办理，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毕竟后面还有法院的监督或者说纠偏机制，所以责任就小很多。
“轻舌摇动是非立断，朱笔一落生死攸关”。
于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人不堪重负，舍法槌于公堂，求心安于市井；也有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为司法改革燃灯前行……
说起来，我在政府从事行政复议时，遇到维持时，也难免有当事人不满意，我往往亲自接待，告诉他们维持的原因和我们的观点，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我最后往往会劝说他们，法院的行政庭法官都是研究生甚至博士生毕业，而我只是个小小的本科，因此，相信法院会更公正一些，法官水平也比我们高一些，建议当事人去法院寻求司法途径。另一方面，行政案件诉讼费不过50元，花50块钱寻求一个公正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当然也可以说我把矛盾引向法院，但我真心是认为法院确实比我们更专业、更公正一些。
这也是我一贯的思维。
例如我在基层法院工作时，就迷信上级法院法官水平比我们高。
我判决的案件，难免有一方败诉，难免败诉方不满意，有时他们打来电话质询，有时我也会主动判后答疑。
除了解释判决的事实和理由，有时告知合议庭内部也有分歧，但不过多数意见是判决当事人败诉。因此，我也往往劝告败诉方当事人，还是去上诉。
理由是：上级法院法官往往都是博士、硕士毕业，比我们基层水平高，要不人家就不叫中级、高级人民法院了。我们在基层，人家是中级、高级，这就说明人家比我们水平高。
当事人一想也是这个理，于是就边骂骂咧咧，边去上诉了。
这事也不好说，因为外人很容易会认为把矛盾交给上级法院，据说当时的法院还有上诉率、上诉发改率等指标考核。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儿。
一方面是认为上诉权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作为法官应当模范保障人家的权利。例如电视剧《底线》中那个离婚案件由于上诉的快递中没有上诉状，视为没有上诉，后来引发再审的事，我想本来是不该发生的。因为上诉不需要理由，人家邮寄了，尽管没有上诉状，也可以视为上诉的意思表示，至少可以打电话让上诉方补一下，这也是权利保障。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对自己判决的正确性内心存有确信。尽管我的法律水平不高，但对每个案件都是认真的，更认为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因为我们办的不只是案件，更是当事人的人生，也是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和信赖。
可惜，我没想到，我离开法院15年了，这么多年过去，竟然有基层法院书面劝告当事人尽量不要上诉。
这是何苦呢？
再说，上诉增加的是上级法院的负担，而且有效防止了当事人对一审法官的不满，何乐不为呢？
再说一句闲话，当年我在法院，尽管也有当事人信访，但那时似乎还可控。前几天，一位老同事因在北京接访，深夜来电话谈起当年，他说现在法院已经成了信访大户，听完这话，我们俩无限感慨，当年的法院可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现在涉法涉诉信访这么多？或许值得我们思考。
做律师，许多当事人拿来一些败诉判决咨询，我一看就问当事人为何不上诉，当事人会说上诉是没有用的。这就让我往往深思：一方面确实上诉改判率目前偏低，但另一方面上诉是一项法定纠错权利和途径，这样的权利不能放弃啊。因为这毕竟还是有希望的啊。
可惜。
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面拾， 还是拾不干净。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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