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大器晚成的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一书。这本翻译成中文时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

黄仁宇写得激情澎湃，行云流水，他觉得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必将在世界史学界引发一场巨大震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世间不论什么事，刚靠“你觉得”不行，而要“别人觉得”才可以。出版社对这种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作品反应冷淡，觉得它更像散文或者小说，而不是历史。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和探讨历史，根本就是错误的。

虽然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就是用散文和小说的笔法写的，《史记》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史学著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的散文。司马迁用朴素无华、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像一场浩荡的清风席卷文坛。”（余秋雨语），“可以当通俗小说来读，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阿城语）。

但是这些话用不到黄仁宇身上。市场化的出版社认为，本书虽然包含宫廷秘史、妃嫔恩怨等普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流行要素，但是又夹杂有大量思辨性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阅读难度。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本书，认为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

简而言之，文学性既不足，史学性也差点。

好事多磨，几经波折，《万历十五年》终于在1982年姗姗上市。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包括黄仁宇自己。首次印刷2.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在读书界引起巨大轰动，迄今销售数千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黄仁宇也成了读者心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甚至不用加“之一”二字。

盛名之下，赞誉纷来。一位著名作家评价：“《万历十五年》具备着卡夫卡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的超现实虚构特质”，高度肯定了本书的文学性。该书被很多一流大学采用为历史教科书，肯定了本书的史学性。

坊间甚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妄然”，“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戏语。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高小凤就因为熟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读成明史专家，得到了高育良书记的赏识。

《万历十五年》最大的看点，便是文笔优美。比如开头：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这段叙述文学感很强，在平淡不惊中透出一股深沉广阔，显而易见模仿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这个开头，被奉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名句，莫言，王家卫纷纷模仿。

莫言《红高粱》：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王家卫《东邪西毒》：很多年后，我有个绰号叫西毒。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

即便如此，黄仁宇依然没有得到主流史学界肯定。有人从纯学术角度，认为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实有严重欠缺。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备受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

主流史学界认为，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将历史解释简单化。”“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

主流史学界认为，他的书过于通俗，缺乏学术高度，问题多多。比如概念表述不清、好乱用口号、喜宏观立论、用词缺乏精确，以及史料截取所需，搞“六经注我”等。他的东西，无论立场、角度，观点、结论，都存在很大瑕疵，根本不足以效法。

他被称为“历史学的余秋雨”，“历史界的琼瑶”，就如同样风格写史的易中天被称为“学术超男”一样。北大某位颇具权威的史学家说“他不过是一个记者”， 已故武侠小说家金庸认为，黄仁宇的书极为糟糕，“他的老师余英时先生，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言外之意，有辱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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