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7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一带的大街上人潮涌动,愤怒的人们不断地发出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声涛一波接着一波,在这汹涌的呼喊声中,缓缓地开过了两辆囚车,每一个囚车里都关押着一个畏畏缩缩的囚犯。
罗瑞卿宣读起诉书
定睛看去,那两个囚犯的样貌还有些不寻常,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外国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做李安东,来自意大利,另一个叫做山口隆一,来自日本。
他们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的间谍身份。在美帝国主义的驱使之下,李安东与山口隆一计划通过炮击的方式,在国庆节当日攻击天安门,以刺杀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阴谋家最终都没能躲过我国公安机关的法眼,他们的计划被识破了。
在被捕之后,他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宣判了死刑。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的法律去处决外国人,这是第一次。
一张神秘的草图
在1950年的4月初,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组织了一次午餐会,对于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北京吃午餐。
在当时,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要求领事馆从中国大陆撤离,时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领事柯乐柏以及一部分人员将撤往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其余人员将全数撤回国内。
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领
在一片压抑冷清的气氛之中,人们不断推杯交盏,饮下了一杯杯失意的苦酒。而在宴会之上,还有两个对于其他人来说颇为陌生的客人,他们就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
这两个人在当时尽管坐在不同的位置之上,心里揣摩的却是同一件事情,他们都接受了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任务:在领事馆和武官处撤离之后,继续留在北京,为美国情报部门服务。
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原驻华武官的包瑞德拿起了酒杯,走到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面前,对他们说:“祝你们今后‘生意兴隆’,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宴会结束之后,这些人各奔各处。
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
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山口隆一出现在了北京崇文门外的大街上,他穿着白衬衣和蓝裤子,在一条便道上缓步行走,不时地打量着往来的车流。
一会儿的工夫,一辆黑色小车缓缓驶来,随后停在了他的面前。等到车门打开之后,山口隆一迅速钻入汽车,然后随着汽车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
那辆车上坐着的另一个人就是李安东,山口隆一在上车之后,把一个纸包交给了他。那个纸包里面有装着情报以及其他重要材料,而李安东则交给了山口隆一七十美元的活动经费。
在交换物件之后,他们继续用外语进行了交谈,言谈之间,两人的脸上都堆着一丝森冷的笑意。等到汽车开到天坛公园附近的时候,山口隆一从车上下来了,他随后消失在了人群之中,而那辆汽车也很快离开了。
50年代北京
也许在他们两个人的眼中,整个联络过程都是那么隐秘,但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一双双藏在暗处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
很快,时间来到了9月份,此时距离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已经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时,我党主要领导人都将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国庆典礼,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那将是一个对全国人民来说都十分重要的日子,也将吸引来自国际的目光。
就在9月18号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一份航空信件。这份信件的寄件人就是山口隆一,信件寄往日洲产业株式会社。
山口隆一
侦讯处在截获了这份信件之后,迅速展开调查。工作人员在拆开信件之后,发现里面的资料是用英文拼成的日文音,而英文又是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在一沓厚厚的信件之中,还有一张草稿图,这张草稿图上明显画的是天安门城楼的样式,上面有华表、金水桥以及天安门城楼。
引人注意的是,草稿上有两条粗粗的抛物线,其中一条直指天安门城楼的顶部中央,在一旁还有日文写成的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
而两条抛物线的另一条,则指向了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这条线同样也有日文注解,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这份草稿图引起了公安干警们的注意,在看见这份图纸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暗自心惊,这真的只是一张试验消防灭火压水机的图吗?
外国特务绘制的草图
因为图中涉及天安门,事关重大,公安干警们赶紧拿着这张草图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并找到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研处处长李广祥。
这张草图同样吸引了整个调研处同志们的注意,而调研科的科长曹纯之在看到这张草图之后,他迅速回忆起在7月份的时候,调研科的一个外线侦查组,发现山口隆一曾在天安门前画什么东西,原来就是画这张草图。
一旁的李广祥眉头一直紧锁着,他问旁边的一个侦查员:“你学过兵器,看了这张图以后你有什么想法?”
那位侦查员回答:“我认为这张图是把天安门作为了炮击的目标,我们在军事大学学过炮,其中最小的六零迫击炮,它的最小射程是50米,最大射程在3500米。”
公安干警们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们赶紧拿来了地图,而在公安部门锁定了侦查对象之中,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都住在甘雨胡同,尽管他们距离天安门是最远的,但这个直线距离也只有2千米。
也就是说,哪怕他们只有一门六零迫击炮,那也完全能够把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之上。如此一想,真是让人骇然心惊。
李安东和在其住处的迫击炮
一干间谍终落网
事情到了这里,敌人的动机已经明朗了起来,公安部门准备立即着手对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实施逮捕。但还没等公安部门的干警拿到批捕令,工作人员又发现一条新线索。
原来,侦查员汇报: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突然来到了北京义和洋行经理哲立的家里。
这个哲立是意大利人,已经被公安部门锁定为美国的间谍,这个时候有人来找哲立,是不是还能为我们披露更多的细节?
很快,公安部门就搞清了这个女子的来历,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冯娜的姐姐,名为冯梦,之前一直在香港,而今回来探亲。
这个冯娜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和美国包瑞德的妻子有来往,而冯梦的丈夫是一个英国人,也是包瑞德的好友。
两姐妹同时和美国间谍扯上关系,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她们的身份,公安部门随后立即对冯梦的家里进行了秘密检查,并从中查获了包瑞德的半张名片。
解放军搜索资料
在第二天,公安干警对冯梦进行了传唤,这个冯梦自从进入派出所就吓得哆嗦个不停。而通过对她的审查,公安部门发现这个冯梦或许对她丈夫和包瑞德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
冯梦向工作人员表明,那半张名片是包瑞德交给她的,让她在见到哲立的时候拿出来,就说:“包瑞德向他问好,祝义和洋行生意兴隆,一切顺利。”
工作人员当即警觉了起来,包瑞德向哲立说的这句话会不会是一句暗语,他们之间或许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一想到事态的严重性,公安部门立即行动了起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公安部门在9月26日晚9点整展开抓捕行动。
公安干警来到了甘雨胡同乙17号住所,将李安东逮捕。李安东在被捕的时候,还故作镇定地抗议说:“你们非法逮捕,我要去国际法庭控告你们!”
而随后,等到侦查人员在他的住所里搜出了一只手枪、235发子弹、有关间谍活动的525份函电、两包氰化钾剧毒以及一门六零迫击炮的时候,他终于无可奈何的低下了头。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山口隆一的家里也搜出了一张天安门射击草图,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上千件。
山口隆一在一开始也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极力地否认自己是一名间谍,而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只能懊丧地承认:“天安门草图是我画的,主席台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
在审讯过程中,审讯人员对他愤怒地质问:“图上那个人指的是谁?”
山口隆一面带惧色,他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毛泽东主席,后面还有一些人,我没画出来......10月1号是中国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给东京盟军总部画了一张天安门射击草图,是指给他们天安门上毛主席所在的位置。”
李安东被捕照
审讯人员进一步追问:“指示这个目标干什么?”
山口隆一回答:“他们以后想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
山口隆一在说完之后低下了头,审讯人员进一步厉声喝问:“你还想做什么?”
山口隆一在听到这一句之后,先是看了审讯人员一眼,迟迟不敢开口,直到审讯人员再次喝问:“彻底交代,不许隐瞒!”
这时候他才开口说:“我还想,假如他们不做,我们就自己做。我当过兵,炮弹打得很准,可以一分钟打四十发炮弹,我能打到天安门上......”在这之后,审讯人员再次提审了李安东,得到的供词与山口隆一并没有太大差别。
特务住处搜索出的子弹和手榴弹
至此,这场由美国间谍策划组织的企图炮轰天安门的重大间谍案告破,除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之外,公安部门还抓获了包括魏智·亨利(法国人)、甘纳斯(德国人)、马迪懦(意大利人)、哲立(意大利人)以及马新清(中国人)在内的多名间谍。
除了两名主犯被判处枪决之外,其余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为祸多年的洋间谍
这个李安东究竟是何许人也,出于什么动机要来刺杀我们的毛主席呢?
这件事还要从1946年讲起,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驻北平情报员韩柏华给上级提交了一份报告表,上面清楚的写明:意大利人安图尼雷沃(也就是李安东),现居北平,经常出入天主教堂。
李安东证件
十年前曾贩卖军火,挑动我国内乱,因以致富。他的交际圈十分广泛,还曾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帮助日本人进行侵华。
在以上情报被转移交到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之后,相关负责人又将此案转移到了北平第11战区长官部军事审判法庭,该法庭最终决定将李安东逮捕。
李安东于当年6月24日,在北京贡院东街4号被稽查处抓获,并被送交军事法庭。
在当年的8月19日,军事法庭对李安东进行了审讯,他本人也承认自己曾向吴佩孚、曹琨等人买卖军火,然后在七七事变之后又曾向伪政府卖过军火,但这笔交易没有成功。
而对于向日本侵华军队提供情报这一点,李安东矢口否认。在被关押期间,李安东还写了一个长长的自传,用来给自己洗白。
北平监狱
军事法庭在将这一部由意大利语写成的自传进行了翻译之后,交由北京情报机关的人员一同研究,最终在加入了许多中方人员的分析之后,将其写成一部评传,由此理清了李安东在中国的生活轨迹。
原来,这个李安东尽管是一个意大利人,但却是在中国出生的,并于1896年返回了意大利。
在1919年,他作为意大利派遣来华航空使节团的一员,再次回到中国,专门从事间谍破坏活动。
为了给自己的间谍身份做掩护,他于1921年在天津开了一家公司,专门给北洋军阀贩卖军火,帮助他们打内战。
李安东照片
次年,李安东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又于1926年在北平组建了法西斯北平支部,自任为支部长。
1932年,李安东通过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驻上海总领事,也是墨索里尼女婿的齐亚若,搭上了蒋介石这条线。
李安东帮助蒋介石在南昌和洛阳建造飞机场,训练空军人员,还帮蒋介石从意大利买了200架飞机,协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
在此期间,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暗中搜集中国的机密情报。
在七七事变之后,李安东与“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的高级特务日高富民相互勾结,潜入到华北各地进行特务活动,为日寇搜集情报,帮助他们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他又与美国驻北平领事馆上校武官包瑞德相互勾结,多次进行间谍破坏活动,以及搜集解放区的机密情报。直至北平解放之后,他的间谍活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毛主席在延安和包瑞德合影
因为李安东的突出才干,包瑞德曾经在1949年1月给他写信说:“给我送来的材料很有价值,我很高兴能得到它。”
受到上司鼓励的李安东在这之后更加卖力地为美帝国主义而服务,他在1950年的9月份受美国人的指示,与山口隆一等人合谋,企图实施此次炮击天安门的阴谋。
多名洋间谍的由来
至于山口隆一,他本身就是日本人,来自日本东京都中野区高根町12番地,于1938年到中国任“华北行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
山口隆一和妻子合影
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舰船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情报,并将其汇报给日本海军,他的间谍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在1946年1月,山口隆一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实现了“再就业”,成为了一名美国情报员。
等到3月份的时候,他出任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国际情报机关国际问题研究员”,实际上干的还是间谍的勾当,负责搜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情报,将其提供给美国特务。
到1938年3月的时候,山口隆一与李安东取得了联系,两人合作为战略情报局提供情报。他们搜集的情报包括东北旅顺、大连地区的苏军情况以及中国方面的军事、经济情况。
到1948年11月,当时的北平行将解放,美国人命令山口隆一继续潜伏,以从事情报活动,并给予了他280美元的活动经费。
在接受任务之后,他一直潜伏在东郊民巷的一家法文图书馆,以“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员”的身份作为自己的掩护,从事秘密活动。
北京东交民巷
北平解放之后,山口隆一与包瑞德之间建立情报关系,负责收集中央政府各首长以及全国政协代表的详细个人信息等多种情报,经由李安东转交给包瑞德。在此期间,他提供给包瑞德的情报,每月就达到了50多份。
由于山口隆一的出色工作,再者为了促使其更加便利的从事间谍活动,美国人电告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要求批准山口隆一担任“日本株式会社驻华代理人”,以经济身份掩护其间谍工作。
在受到这一份任命之后,山口隆一的月薪也由40美金暴涨至150美金。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山口隆一更加疯狂地从事间谍活动,乃至于参与策划了炮击天安门的阴谋,因之被捕。
至于这一案件中的其他几个间谍,马迪懦也是意大利人,当时已经64岁了。马迪懦毕业于梵蒂冈修道院,曾经接受过为期6年的军事训练。
特务马迪懦
在1925年的时候,梵蒂冈方面指派他以天主教神父的身份为掩护,潜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刺探八路军在河北的军事情报,将其提供给日本军队。
在抗日战争之后,马迪懦又与国民党方面相勾结,还建立了一个名为“便衣队”的特务组织,对河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的情报进行刺探。
因为这个便衣队,十多名党员同志被国民党方面所逮捕,至今下落不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马迪懦逃到了北京,并与李安东取得联系,为李安东隐藏武器和情报,还提供活动经费。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该犯仍然贼心不死,也参与到了此次刺杀活动之中。
被捕之后,在所有免于处决的间谍之中,马迪懦是判的最重的,被处以无期徒刑,但他在1954年被释放并驱离出境,就此返回意大利,直至老死于维罗纳。
特务被捕
法国人魏智·亨利,1920年来华,曾是法军中尉,在法国战败之后选择退役,并来到北京经营一家法文图书馆。
在中国生活的30多年中,亨利以法文图书馆经理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反共反人民的间谍活动。
在解放之后,亨利多次给李安东提供经济、文化以及工厂设备等各方面的情报,并在法文图书馆窝藏山口隆一等反革命间谍。
亨利还曾写下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情报》的报告,该报告长达五万多字,详细介绍了包括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并对我党的各种政策,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了大肆的污蔑。
毛主席和周总理合影
除此之外,这个亨利还涉及非法隐藏武器枪支、倒卖美钞、套取外汇以及给哲立等间谍提供活动经费等罪行。
而在被捕之后,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在1954年即被释放,并驱离出境。后来,亨利前往香港定居,再次经营一家书店,最终病逝于香港。
除开以上四人,其它间谍的名气就要小很多,因此记载资料很少。哲立也是意大利人,在1921年来到北京,曾在天津海关和秦皇岛税务司供职,也曾长期从事间谍活动。在被捕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教员。
特务被捕照
另一个外国间谍甘纳斯,被捕的时候是德国宝世公司的北京代理人。甘纳斯与哲立两人的出狱时间并无记载,但也应该是在1954年。
至于本案唯一的中国人马新清,相关记载也是寥寥,只知道他曾两度给美国人当翻译,多次给哲立提供情报,是一个典型的二鬼子。
在他的名下还有三辆汽车和十六处房产,足见其人是一个贪财忘义之徒。至于他的出狱时间以及后来遭遇,也都没有见闻。
当年破获的这起间谍案件,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件,因为涉及到的犯案人员,多为海外人士。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曾长期在我国从事间谍破坏活动,所犯的罪行真是连篇累牍,此次又图谋炮击天安门,加害于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可见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政权的仇视之深,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只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人终究是没能得逞,反而被一一抓获,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当时人民日报报道的李安东案
至于处决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可以看做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丢失司法主权之后,第一次在中国的领土上用自己的法律惩处外国匪徒,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的昭示,也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灭亡。
而至于对其它从犯的从轻发落以及后来加以释放,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时候,秉承“严厉打击,从宽处理”的原则,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宽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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