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及新教育制度改革|学堂|小学堂|教育|科举|科举考试

晚清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三策，一是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二是兴办新式学堂，三是向外特别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有效地培养和遴选懂得西学又坚守传统儒学的官员，因而最初的改革是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此即1901年废除八股取士的举措，代替八股文章的，是要求科举士子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的试策文章。

由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准备应试科举为主，因此，这种改革对已经为参加科举考试而花费了较多时间和精力的人来说，显然并不公正，不免引起应试举子的反对和大多数依靠科举考试而在任的官吏的不满。

为了平衡应试举子的不满与安抚在任官吏，只能将新式教育和科举考试两种教育机制进行折中。

可行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行政建制级别相对应的县治、府治、省会和京师四级新式学堂，并使其与科举考试的童子试、府试（秀才）、乡试（举人）、会试（进士）并行不悖。

根据这一办法，官方或官方认可的各级书院被改成了新式学堂。

新式学校尽管按照西式教育，开设了自然科学基础等学习内容，但儒学仍然是学生要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如初等小学堂每周30个学时中有12个学时是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①。

这一安排符合各国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惯例。

此外，有两个客观上的因素，影响了更多地开设西式课程。一是严重缺乏能够通晓和讲解西式内容的合格教师，二是新式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三年一度的各级科举考试，为学生提供儒学基础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不仅大多数举子对新不仅大多数举子对新式学校敬而远之，即便一般人也对新式学校缺乏应有的热情，因为新式学校的学费及仕途前景，与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相比，根本没有任何的优点。

这种倾向，使极力主张新式教育的张之洞认识到，不废除科举制度，便不能使新教育得到生源、民众和经费方面的支持。

因此，在以张之洞为主的各省督抚支持下，于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也废止了唐朝以来1300年间有效地选拔政府官员的一项伟大制度。

在废除科举考试之前，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明定了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四级学校建制，此外，还设置分科大学和最高一级教育的通儒院；并规定通儒院和分科大学毕业可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可被授予举人功名，中等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毕业可被授予秀才功名，以协调新式教育和旧式教育的关系。

初期，新式学堂的办学存在着种种困难，主要问题有两方面。一是新式学校大多数由传统的士绅发起，多数教师具有传统功名且不了解西式课程，二是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基本上仍沿袭传统，西学只是兼顾。

不过新式教育还是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式学校中（包括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堂），青少年以不同于以往私塾教育的方式一起生活和学习，西方思想、强学思潮、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好奇之心，以互动的方式冲击年轻人的心灵。

此外教会学校和传教士主导的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接受的是基督教教义、个人主义、男女平等、西方至上的教育和思想，这使学生们有机会成为欧洲化倡导者和个人自由力行者，而同时成为社会革命的积极鼓吹和参与者。

这种以学界为主的革命意识的觉醒，与梁启超及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孙文及黄兴的革命思想、欧洲留学生中的社会革命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社会由改良走向革命提供了动力。

此外，与新教育有关的独立型学者，在其教育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将他们对国家危难和民族生存危机及其原因的理解，去影响学生，并极容易激起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救情感。

而教会学校所传播的各种西方思想，其理论成立的前提和倡导的理念，总是与国家、国家间的关系、政治和民族有关，尤其是有关法律和主权的理论，也必然会促使学生去思考和理解同样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遇的各类苦难的原因。

特别是带有主权概念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使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会被放在平等和正义的天平上进行称量，这便是大量教会学校的学生后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最坚决者的原因。

而在海外留学生中所酝酿的革命思潮，也同样以民族存亡和国家强盛为基本思考点。尤其令留日学生愤激的是，日本政府常常根据清政府的要求而对中国学生的集会、组织、言论进行禁止和干扰，屈辱情感下萌生的反叛精神，将海外留学生中的激进者，推到了强烈的爱国和民族主义一边。

需要说明的是，爱国主义一词，在近代史的早期阶段，并没有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文明体系的国家观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和国是一体的，国、家之存在，难分彼此，常说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等语，指的就是国与家的关系，或者说对这种关系的认可，就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