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9日，北京市北五环外的北大生物城上演了“全武行”。随着百名制服人员“强行”进入园区，也将这场长达2年的北京科兴控制权之争由暗战转为明战。

这场股权之争的大戏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

北京科兴生物董事长潘爱华指派的百名制服人员带着安保工具堵住了北京科兴的办公楼大门，又强行断掉了车间的电路，接管车间。

这场董事长潘爱华和总经理尹卫东之间的“内斗”，造成了约600万剂流感、甲肝疫苗报废在车间，疫苗生产被迫停滞。

为了恢复公司正常运行，作为公司大股东之一的李嘉强不得不从美国返回国内，调解潘尹之间的矛盾。

表面上，双方在李嘉强出面调解后得以和解。然而，这次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

同年6月，为保住股权和控制权，潘爱华亮出杀手锏，向多个部门举报尹卫东涉嫌行贿、职务侵占等问题。

或许潘爱华也没想到，他这一举动掀开了北京科兴及疫苗销售背后灰暗的一面。

01

潘爱华和尹卫东算得上亦师亦友。

尹卫东出生于河北唐山，草根出身的他早年曾在防疫站工作多年，可以说半生与疫苗为伴。

1983年，河北石正定县爆发了传染性甲型肝炎。作为基层人员的尹卫东被调遣至现场参与调查。

也正是这次调查的机会，让他结识了恩师“病毒学专家”刘崇柏，迎来了人生中重大转折点。

在刘崇柏教授的点拨下，年仅20多岁的尹卫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分离出甲肝病毒株。

此后，尹卫东在恩师的帮助下，如愿以偿进入了昆明所学习，成为了一名研究员并参与了甲肝试剂的研发。

尹卫东还因此入选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

199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面对甲肝的流行，身在防疫一线多年的尹卫东再也无法抑制创业的心。

尹卫东用东拼西凑借来的10万元，成立了一家疫苗研发公司。

与尹卫东不同的是，潘爱华是北京大学的博士，自带光环。

1992年，刚毕业的潘爱华就和时任北大生物系主任陈章良共同成立北大未名集团。

之所以取名未名，是因为北大有一处著名的标志——未名湖。潘爱华希望公司也能同未名湖一样，成为北大的标志和象征。

潘爱华带领北大未名生物，想从事生物医药方面的产业投资，于是四处寻找生物产业的技术。

经介绍，尹卫东被推荐给当时正在寻求项目的潘爱华。

1995年，潘尹两人在一家研究所相识。

彼时的尹卫东成立了唐山怡安生物，处于研发甲肝疫苗的初级阶段，起步艰难，资金见肘。为获取更多资金，尹卫东在研发之余，还曾做过菜贩子。

潘爱华十分欣赏尹卫东，对他的研发项目也颇感兴趣。

一个有项目，一个有资金，两人一拍即合。潘爱华拿出500万供尹卫东研发。

拿到资金的第二年，尹卫东的甲肝疫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获得了国家新药证书。

据传，期间潘爱华还送尹卫东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EMBA。

两人共同创业的经历，呈现出了一段当代“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

02

有了此次成功，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在潘爱华的极力邀请下，尹卫东带着他的团队，来到北京中关村，入驻北大生物园。

2001年，未名集团出资5100万与尹卫东共同成立了北京科兴。

未名集团通过深圳科兴，持股51%。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据北京科兴生物24%的股权。新加坡华鼎投资出资2500万元入股，占北京科兴生物25%的股权。

2002年，北京科兴生物的甲肝灭活疫苗正式投入市场，北京科兴一战成名。

不过，此后科兴在疫苗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北京科兴成立2年后的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爆发，研发SARS疫苗成了公司当务之急。

然而，当疫苗刚进入一期临床试验之际，在国家的严控下，非典疫情很快迎来尾声，最后一名患者走出了医院。

就这样，新成立公司的第一款疫苗，投入数千万最后却打了水漂。

而此后的H1N1、H7N9禽流感疫苗，也随着疫情的结束，让北京科兴的投入付诸东流。

为了公司续命，获得更多研发资金，北京科兴生物谋划到美国上市。

为支持北京科兴在美国上市，未名集团同意其他股东进行股权合并，设立上市主体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尹卫东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为了补偿潘爱华，尹卫东承诺，给予北大未名永久实际控制人地位，潘爱华在董事会中拥有一票否决权。

通过一系列操作，科兴终于在美国上市。同时，科兴的大部分股份被转到了伊卫东名下的香港科兴控股。

潘爱华控制的未名生物，对北京科兴生物的股权降到了26.9%。这也为北京科兴控股权之争埋下了伏笔。

2009年，尹卫东以及背后的资本拿着北京科兴生物73.09%的股权登陆了美国的资本市场，成为了唯一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

北京科兴生物上市之初的几年，潘尹两人一直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尹卫东视潘爱华亦师亦友，在潘爱华每个生日都会精心为其准备礼物。

然而，两人的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就在北京科兴生物上市的同年，尹卫东注册成立了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北京科兴生物类似，都是研究、开发生物疫苗技术。

上述两家公司的大股东都是科兴控股（香港）。不同的是，新成立的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单之中没有潘爱华和未名集团的身影。

2015年，双方的矛盾由暗中涌动变为浮出水面。

由于北京科兴生物在美股资本市场持续低迷，潘尹双方最终决定退市私有化，重回A股市场。由此，双方拉开了竞购股权以及后续的控权世纪之战。

一方依靠国外的资本，一方联合国内的资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斗法。

双方的竞购一直僵持到了2017年，潘爱华利用董事会一票否决权，拒绝续聘尹卫东，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不过，由于尹卫东在北京科兴深耕多年，内部管理层几乎都是尹卫东的人，岂会听从一个空降的总经理潘爱华？

无奈之下，潘爱华放了大招，向10多个部门举报了尹卫东行贿。

03

潘爱华的举报犹如一根导火索。

随后，北京科兴行贿事件被一个个曝光在公众视野。

“尹卫东之所以给我送钱，是为了能在药品审批上获得照顾，我也确实帮助过科兴公司推动审批进程。”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在法庭上承认。

据尹红章二审的裁判文书显示，1995年前后，北京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就已认识尹红章。

2002年，尹红章当上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后，科兴生物先后申报甲肝疫苗、SARS疫苗、甲流疫苗等项目，均一一过关。尹红章共收受尹卫东钱款20万元。

2011年夏天，尹红章看上北京怀柔的一套小产权房，需要支付30万元尾款，于是向尹卫东提出“借钱”。

尹卫东心领神会，让妻子出面找到尹红章的老婆郭素英，送钱30万元，并订立“借款协议”。名为“借钱”，实为“要钱”。

细节还显示，2010年12月至2011年间，科兴生物旗下的腮腺炎减毒活疫苗注射剂、大流行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注射液、风疹减毒活疫苗注射剂，全部审核过关，并得以批准注册生产，用于国家储备或进行临床试验。

在申报文件上签发综合审评意见的，正为尹红章。

而行贿名单里除了尹卫东，还有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辽宁成大生物总经理庄久荣。

值得一提的是，行贿曝光后，尹卫东只是辞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并没有影响他向商业大佬迈进。

不仅如此，科兴员工在推广过程中的行贿案件也被罗列曝光。

原广元市朝天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孙德君的判决书显示，孙德君曾在采购各类季节性或大面积流行疫苗及试剂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疫苗推销员钟某某给予的销售疫苗回扣款共计人民币106.3万元。

涉及科兴行贿的名单中，除了各地卫生局、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甚至还有护士长。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不少企业饱受疫情困扰，叫苦不迭，而科兴生物则逆势而上，在疫情期间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凭借新冠疫苗的广泛接种，科兴生物2021年实现营收193.75亿美元，约合1280.33亿元，净利润144.58亿美元，约合955.41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84.6亿美元，约合560亿元。

可以预见的是，在庞大财富的诱惑下，潘尹之争还会更加激烈。

不过，现今网友最关心的不再是谁能成为这家企业的实控人，而是新冠疫苗的审核之路是否走了捷径，疫苗生产是否合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