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迅速突进越南境内。

我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先后攻占高平、谅山等越军重镇，不日便可饮马河内。

3月3日，时任四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的张万年，突然接到军首长指示：因正面进攻某市的部队尚未达到指定位置，进攻时间改为4日早上7点。

收到命令后，正准备渡河的某团二营和火箭炮营立即停止行动，等候上级命令。

然而这一命令，却让在前线指挥的张万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张万年，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1928年8月出生，1944年参加八路军，曾先后任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作战股股长、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等职。

张万年将军还曾担任过“塔山英雄团”团长一职，该团的前身为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后为广州军区某团的荣誉称号。

塔山阻击战中，时任通信股股长的张万年率领通信队与敌军鏖战了六个昼夜，誓死保卫了通信线路的畅通，为塔山阻击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3月，张万年作为英模功臣代表，与受阅部队一起，在北京西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

新中国成立后，张万年先后出任过第41军123师369团司令部作战股股长、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科长、副部长等职，曾先后五次荣立大功。

这一次，张万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因为当时已经有两个营过了河，如果后面的部队停止过河的话，那么这两个营便成了“孤军”。

倘若越军突然重兵压来，发动攻击，那这两个营只能背水一战。而在后无援兵、补给的情况下，结果可想而知。

而一旦将这两个营撤回来的话，那越军便可兵不血刃占领河对岸阵地，如此一来，我军再次渡河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撤回？还是不撤回？这两个问题困扰着张万年和广州军区首长，此时他们的任何决定，都有可能决定这两个营的命运，乃至是整个战局的发展。

军首长再三考虑后，觉得还是将这两个营撤回到北岸，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张万年不停地抽着烟，不断思考利害得失，终于，他下定决心：决定采取以攻为守，指南打西的方式，以此来扰乱敌人的神经，提前瓦解越军可能重兵对我过河部队的攻击行动。

张万年的这一方案，获得了军首长们的一致认同，当即便批准了他的部署。

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周世忠将军非常欣赏张万年的这一决心，他要军首长转告张万年：

“要沉住气，既要指南打西，就要打得像真的一样，炮火要猛烈，让对方整夜都处在惊慌失措之中。只要坚持到天亮，我们就赢了！”

有了军首长的支持，张万年在执行这一部署时就更加地有信心了，而很快，他的这一行动方案便奏效了。

越军被我军炮兵和步兵的这一“异常行动”给搞懵了，一整夜都在紧急调动，根本无暇顾及我军控制的渡口。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战局，张万年彻夜未眠，抽掉了整整七包香烟。

然而，正当张万年准备走回背后100米远的无名高地上的指挥所时，前线指挥所的山头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

很快，有战士前来报告说：越军特工队袭击了他的指挥车，车上被打了16个弹洞，译电员不幸牺牲。

事件发生后不久，四十三军军长褚传禹将军便打来电话，指名要找张万年。

张万年接过电话后，褚军长着急的连问两遍是不是张万年，在确认完身份后，褚军长大声说道：

“人家（越军）电台正在广播，说他们的特工队把‘铁军师’（一二七师）师部消灭了，还活捉了师长张万年，正在押送途中！”

张万年一听，当即就火了：“胡说八道！”

但褚军长还是不放心，让张万年报告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张万年说：“我现在就在河岸边”，并报告了具体地名。

褚军长一听，因担心张万年的安全，立马发火道：“你看看条令，你的指挥所应当在什么位置？”

谁知张万年却不慌不忙，而且还半开玩笑地说：“军长，上战场打仗，谁还能带上条令？”

事实上，无论是褚军长还是张万年，他们都很清楚，在这样的丛林地带作战，指挥所设在大后方是不行的，这样根本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

褚军长这样说，无非是担心张万年的安全而已，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一二七师的处境就危险了。

4日早上6时30分左右，一二七师某团一营、三营分别占领进攻出发阵地。

但由于二营未能按时渡河和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张万年只能下令改变战斗部署，改由三营担任主攻任务，二营担任预备队。

7时，战斗正式开始。

经过一番激战，由张万年率领的一二七师率先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战斗任务。

3月5日，新华社发表声明，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效果已经达到，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军。

3月16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持续仅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宣告结束。

有趣的是，在战争期间，张万年率军攻入越南禄平县时，在大街上还看见了很多写着“消灭一二七（师），活捉张万年”的标语。

那么，越军到底和张万年、和一二七师有什么“过节”呢？为何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

首先来说，有着“铁军师”之称的第一二七师，在北伐战争时期就是一支“王牌”部队。

该师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素有“铁军”之称。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予的10名大将中，就有七位出自这支部队，并且还先后出了330余名将军。该师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主力部队之一。

对于越军而言，如果能将一二七师打败，那么就能挫败我军锐气，从而提升越军的士气。

其次，张万年将军本身与越南就有着特殊的“渊源”。

在1968年“援越抗美”时期，张万年曾奉命前往越南学习抗美战争的经验。

同时，他还以顾问的身份，先后参加了溪山战役、东河战役等，对越南地区的地形、气候，以及越军的作战形式、补给方式等有了全面的了解。

一年之后，张万年回到了国内，由于在越南不幸感染了疟疾，体重从原来的160斤，下降到了120斤，回到家中后，妻子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但这一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费，他在越南积累的作战经验，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张万年不仅熟悉越南的地形气候和越军的作战特点，而且还与越军中不少指挥官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南京军事学院’同期“同学”，相互比较了解。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张万年率领的一二七师一路势如破竹，打出了五战五捷的光辉战绩。

所以正因如此，越军才会对他、对一二七师如此“憎恨”，甚至打出了“消灭一二七，活捉张万年”的标语口号。

或许是为了提升士气，在打掉张万年的指挥车后，越军竟恬不知耻的虚假宣传：“消灭了一二七师，活捉了师长张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