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原国民党军49军军长、文史专员郑庭笈邀请文强到家里做客。

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郑庭笈将一张从美国寄来的照片给文强看，文强居然从里面找到了熟人：

“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

图|文强

其实不仅仅是蒋志云，文强仔细地盯着照片辨认，居然又认出了几十个熟人，只是几十年没见，大家形象上发生了很多变化。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两人聊了一会儿后，文强认不出长吁短叹，虽然对过去所作所为，文强并不留恋，但对于当年的亲朋挚友，他却不能不在意，郑庭笈这时也给文强出主意：

“不如申请一下，到台湾或者是美国探望老友。”

文强心中一动，回去以后，他就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蒋志云就从美国寄来信，信中邀请文强赴美访问。文强又向全国政协提出请求，时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欣然同意，公安部也很快为文强办理了出国手续。

一切事情都办妥后，文强迫不及待地踏上出国之路。

不过也许是出于实际考虑，文强并没有通知亲属，以至于在美国定居的弟弟文国仪一个电话打到酒店埋怨：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急的文强草在电话里道歉。

但让文强诧异的是，一直在台湾定居的三弟文中侠一家，竟然赶在自己前面到了美国。

兄弟三人重逢后，文强忍不住好奇问文中侠：

“我到美国，连国仪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文中侠告诉文强：

“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早就知道了，你住在哪家酒店，住在几号房间，总之你的一切行踪，我们都知道。“

尽管文强颇感讶异，但却并没有太过吃惊，毕竟对于曾在军统任职的文强来说，这一整套流程他很熟悉，只是他并没有多谈。

一

一直也有说法称，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而且在文强口述的自传中，还提及一件事，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所以毛主席与文强是表兄弟关系。

不过，据有人查证文氏家谱，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的三个兄长中，并没有文强的父亲。

所以文强自己后来也对人说：

“姑母肯定是姑母，是不是亲姑母我们也没细问。”

可两家有亲戚关系，似乎是一定的事儿，因为文强曾坦言，他与毛泽覃是发小，两人还在中学毕业后，一起考入了黄埔军校。

图|文强

也因为有这层关系，以至于后来被关在功德林后，文强拒不写悔过书，在所有国民党军被俘的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和黄维没有写悔过书。

文强自己在回忆录中提到：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悔过书。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

文强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据有限的资料显示，文强的曾祖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地主，祖上还有清朝皇帝赐予的“光禄大夫”的头衔，尽管后来家道中落，但至文强出生时，家里仍然有很深的根基。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曾赴日留学，早年还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过孙中山先生，所以文强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深的关系，加上他后来考入了黄埔军校，很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不是他同学就是他老师。

文振之娶妻后，育有三女两子，其中长女早夭，幼女也未出嫁而亡故。

文强是家里的老大，据他的儿子文一中回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强对外都是自称出生于1904年，一直到晚年以后，才改口称是1907年，只是家人对此并未深究。

也因为是家里的长子，从一开始父亲便对文强寄予厚望，相比之下，文强也确实是聪明好学。

1925年，文强在长沙就读于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期间，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也是在入团介绍人的引荐下，南下黄埔投考黄埔军校。

大多数的资料中，都称文强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投靠黄埔，但实际上文强的父亲文振之一开始并不赞同儿子投军入伍，而文强此次南下，实际上抱着的目的是投考广东大学。

不过，文强两所学校都报考了，而且也是两所学校都录取了。

这是摆在文强面前的第一个选择题，要说起来，如果文强选择了广东大学，那他后来的人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文强那时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并且心向革命，所以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进黄埔军校。

也正是在广州期间，文强经周恩来介绍，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文强选择了黄埔军校，令父亲文振之非常生气，他曾南下广州去看望儿子，在看到儿子穿着一身军装后，气不打一处来：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文振之当即就要同文强断绝父子关系，后来是文强去求了程潜、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这才缓和了父子间的关系。

不过那时在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吸收党员都是在秘密进行的，拥有双党籍的黄埔学生特别多，也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共产党员能够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于是在加入共产党不久，文强又在邵力子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

毫无疑问的是，文强在最初参加革命之初，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那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于他们这些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十分看重，但文强却并未被其引诱。

图|蒋介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文强则受党组织委派，于1928年赴四川从事农民运动，并担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领导川东23个县的地下党组织活动。

二

文强的命运是突然被改变的。

1931年秋，文强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结果经营救出狱后，因被捕情况受到了误解而被处分，文强急于辩解，于是擅自脱离岗位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结果因顾顺章叛变，文强与中央并没有取得联系，而四川党组织也因为他擅离职守，开除了他的党籍。

值得一提的是，文强的妻子周敦婉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因为受文强的影响，后来也脱离了党组织，尽管他们夫妇两人后来回到长沙老家后，数次向上海党中央写信，可惜始终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就这样过了五年，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文强的后半生。

1935年年底，文强领导的少年通讯社的言论惹恼了当局，因而不得不逼祸杭州，结果碰上了老同学廖宗泽，廖宗泽表面上的身份是南京军事杂志社的记者，但实际上却是戴笠领导下的浙江警官学校甲训班的队长，他劝说文强到浙江警官学校任政治教官。

事实上也因为这次偶遇，让文强后来有了另外一重身份——军统特务。

1936年，文强找到程潜，程潜写了一封信让他交给张治中，张治中找了五个黄埔生，证明文强已经脱党多年，让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程潜帮助下，文强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强在国民党内有双重身份，一重是暗地里的军统特务身份，一重是公开的国民党军将领身份。

图|文强晚年接受采访

文强在上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1942年，蒋介石在重庆接见文强，并将他派往太行山，那时文强表面上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而背地里的身份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

也正如文强后来被俘以后交代的情况，他参加军统后，一直干的就是代表军统局对日策反工作。

不过，深陷军统的囹圄，文强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脱离出来，只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此期间，文强的妻子周敦婉因子宫肌瘤在重庆做手术，结果赶上日军飞机轰炸，医生仓促之下手术没能做好，不久后便撒手人寰，临终前留下遗言：

“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后，你一定要跟她结婚，把她留在我们家，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再为你生儿子。”

文强认识葛世明纯属偶然，这个女子本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因为学校停办，没有工作，加上老家又被日伪侵占，孤苦无依，文强偶然听同僚说起这件事，起了恻隐之心，于是写了封信给她让她到重庆去找妻子周敦婉。

大概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周敦婉看到了葛世明这个女子的不凡之处，于是在病逝前留下了让丈夫娶了葛世明的遗言。

文强对此毫不知情，那时他正在抗战的前沿，妻子病逝后他连料理丧事的时间都没有，文强是后来才听周敦婉的大姐谈起了这件事。文强后来考虑再三，最终选择遵从妻子的遗言，娶了葛世明为妻。

图|程潜

文强与妻子周敦婉育有两子，与继配葛世明婚后育有三子。

事实证明周敦婉眼光不错，葛世明后来始终对文强不离不弃，然而因为时代的缘故，葛世明与文强相伴只有6年，于1955年春去世。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强调东北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彻底被卷入内战的阴云。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分崩离析，逐渐陷入倾轧，各方势力都想争取文强，可文强却对军统内部的纷争敬而远之。

1948年8月，程潜在世交兼老师程潜的帮助下，出任了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算是彻底脱离了军统。

可没想到的是，刚过了一个月，文强就接到了杜聿明的来信，邀请他出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的副参谋长。

杜聿明是文强在黄埔时期的同学，杜本人也对文强的能力很赏识，那时杜聿明正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但剿总一切军事调动，基本上都归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管，急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帮忙谋划。

图|杜聿明

文强离开时，程潜劝了他一句：

“这次去徐州，当心当俘虏。”

可惜的是，对于这一句忠告，文强并没有放在心上。

1949年1月，杜聿明三十万大军在陈官庄全军覆没，文强也在战役中被俘。

三

文强在功德林接受教育改造期间，一度十分固执，尽管他承认自己是“走错了路”，但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犯了错”。

尽管文强的思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他的思想却依然很固执，一直到1975年3月才获得特赦。

周总理在病榻上还专门见了文强一面，并埋怨他不肯早写悔过书，文强亦感觉难受，不觉垂泪道：

“是我不识时务，性格又不好，结果误入歧途，我现在也无颜再见大表哥了……”

图|毛主席

对于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人，中央出台了细致的政策，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等候分配工作，想要去台湾或者是美国的，也可以提出申请，但文强在那时就已经决定，留在祖国大陆定居。

“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强还有一个儿子文贯中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但他大部分亲属都在大陆。

这都要感谢他的妻子葛世明。

当年文强在战场上被俘后，葛世明本来已经带着三个儿子到了台湾，但她听说了文强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乘飞机又飞了回来，还嘱咐乳娘带着文一中三兄弟回来。

文强五个儿子中，除了二子早夭外，加上四子文贯中在美国定居外，所有儿子都在国内。文强被特赦后，家里几个子女，除长子文致中外，都来与他团聚，只是时隔多年不见，子女们对文强这位父亲，在情感上总有一些疏离，一直到文强去世，都没能彻底缓和。

文一中回忆：

“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叫他‘父亲’，不叫‘爸’，一直如此，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也难怪如此，文强从家里离开的时候，即1948年8月赴任徐州时，与葛世明所生的大儿子文一中才六岁，更为遗憾的是，葛世明并没有等到文强出来就撒手人寰，当时最小的儿子文定中也才6岁，基本上在他们成长中，都没有父母的身影。

文强一度觉得愧对妻子，不愿意再娶妻，但他的朋友考虑到他晚年身边无人照顾，于是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但这次婚姻并不如意，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文强召集家里几个子女开会商量离婚的问题，结果家里子女都认为，文强应当离婚。

第三段婚姻成了文强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那时在接受采访时，文强当着记者的面说：

“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海就是台湾海峡。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大业，我们会各自努力，共同奋斗！”

晚年的文强同杜聿明、宋希濂等黄埔同学一道致力于祖国统一。

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听宋希濂谈到他和李默庵等黄埔同学在华盛顿成立了黄埔同学联谊会，还谈到了台北成立的黄埔同学会已经发展到了洛杉矶、旧金山等情况，文强不屑一顾的说：

“我不管哪里的同学会，黄埔在广州，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宗旨不是要黄埔同学团结起来么？黄埔同学绝大多数在大陆，所以啊，只有在北京成立的黄埔同学会才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当时北京还没有成立黄埔同学会，这让文强心里很不好受，本着雷厉风行的个性，文强立即向政协提出了议案。

1984年6月16日，全国黄埔同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元帅被推为会长，而文强则被推为副会长。

1985年，文强受学生、时任台湾“国大”代表的蒋志云和一大批在美国的黄埔同窗邀请赴美访问。

蒋志云当时就提出：“您在台湾还有一百多万美元工资没有领。”

尽管这一百多万美元确实不是少数，但文强却始终不为所动：

“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能用钱买得动，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有意思的是，文强在美国忽然看到三弟文中侠到来，立刻就猜出了他的用意，当时文中侠与堂兄几个亲戚都劝说文强：

“文强，你好不容易从大陆出来，趁此机会到台湾定居吧。那边的旧朋好友都欢迎你，请不要错过机会。”

文强哈哈一笑回了一句：

“我的儿孙在大陆已经发展到30几人，夫人也在大陆，没有必要去台湾定居了。说句实话，共产党待我很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何况我是新生者，我能一错再错吗！”

说话间，文强拍着三弟文中侠的肩膀，揶揄道：

“老弟，咱俩如今几十年没见，如今久别重逢，应该说心里话，你告诉我，此次其前来是否负有特殊使命？”

文强一席话说的文中侠也相当感慨，他很清楚自己这位兄长的性格，于是也不再隐瞒：

“大哥你真把我看透了！那边要我劝你跟我到台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