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无锡义庄及其运营机制|中国世界遗产|中国文物|义庄|义田|光绪|大运河|无锡市|明清无锡|民国|王氏|道光帝

作者陆阳

清代，“苏常义庄，甲于天下”。时属常州府的无锡，义庄更是盛行，可以说是林立各地。

一、无锡义庄概况

最早在无锡建立义庄的是华氏家族。

明弘治年间，华辉捐置田亩，最早创设义庄。将义庄创设带上规模的则是华麟祥、华云父子。明代嘉靖年间，华麟祥经商成为天下闻名的无锡三大富商之一。“锡古泰伯地墓在延祥乡，嘉隆间有三富翁，世所传安国、邹望、华麟祥也。”[1]华麟祥“富有其名，商有其德”，发达之后“创田租千石，为义庄义塾，以赡族人，越数代犹守其遗训”。其子华云累官至刑部郎中，因反对严嵩专权辞官回家，效法范文正公，捐田一千亩，在荡口建立义庄。

到了清乾隆年间，华进思、华公弼父子又扩充义庄，使华氏义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后族内慷慨之士继续捐集，加上义庄历年余资购田扩充，至清末，其义田总数超过七千亩，为全县义庄之最，也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义庄。此义庄被称为“老义庄”。

道光二十四年（1845），华锡鳞与华柱馨、华裕元等合捐义田400余亩，并得到近20户族人的支持，集得义田总数达1174亩，名曰“永义庄”。

同治年间，华芬远捐义田2000余亩建立华芬义庄，即以后通称的“新义庄”。

到了清末，华鸿模、华绎之祖孙依托家族在无锡城经营堆栈而取得的巨赀，出力扩建义庄，使无锡华氏新义庄实力更为雄厚。华鸿模作《建庄原始记》，回溯华新义庄的历史。“溯自道光庚子以来，历三世阅六十年，诸父倡于前，鸿模偕诸弟侄承于后，计共得义庄田一千六百亩，各墓祭祀田三百亩，义学田五百亩，固本田四百亩，耕义田五百亩，堆栈一所，市廛一所，始得楚楚完备。”华新义庄历经几十年努力方成规模，华鸿模告诫子孙：“凡我芬远府君后裔，宜慎终如始，毋忘创造之艰难，幸甚慰甚。”[2]

华鸿模之子英年早逝，孙子华绎之六岁起由祖父抚养长大。华鸿模去世之后，其子早逝，由年仅十八岁的华绎之接过了华氏家族商业与义庄重担。华氏所创办的华芬义庄，到了华绎之手上，继续得到发扬。钱穆先生后来在《华绎之传》中记道：“凡其祖所谓善举，如义庄，如学校，如修道路，建桥梁，浚水利，掩胔骼，恤孤寡，赈灾荒，施医药，君一一遵承，推行勿懈。”[3]

自明代创办义庄后，华氏家族的义庄持续兴办了四百年。此外，有清一代，荡口华氏还有华锦远创办的“襄义庄”、华应斋创办的“春义庄”等等。同时，荡口大族徐氏、殷氏等也相继建立了义庄。荡口义庄以数量众多、规模盛大、善举卓著而驰名全国，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统计，荡口镇12个义庄共有土地13751.6亩，以华老义庄最大，有土地4223亩，徐义庄290亩为最小。

前文所提的钱氏怀海义庄，则创立于清乾隆年间，也是无锡较早创办的义庄之一。清乾隆二十八年（1163年），七房桥钱氏捐出田地200亩，在长房公堂怀海堂开办义庄。至道光年间，义庄的义田增加至900多亩。义庄还设立碾米、轧面、酿酒、制衣等手工作坊，为村民生活提供服务，也由此增加义庄的收益。大约在道光十九年（1840）前后，七房桥钱氏中的另外两房也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义庄——清芬堂义庄（二房）和宏远堂义庄（六房）。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一文中有记载：“七房桥阖族，有义庄三所。惟怀海义庄最先最大，乃由老大房五世同堂祖先所创立。特建一庄屋，在七房之最东偏。族中大集会必在此。”

无锡代表性的还有南门王氏义庄、八士桥过氏义庄、硕放翁氏义庄、荣巷荣氏义庄和礼社薛氏义庄等。

南门王氏义庄，创立者系保滋堂王氏第二十六世孙王世忠。考其源流，实始倡于乃祖王洪泰。当时的清朝制度规定凡成立义庄，须有义田五百亩以上，才能获得批准。而王耀堂用了三年时间，征集和购置了三百多亩的田地，后各方奔走，几经周折，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六月，得到户部批准，立为义田作为宗祠公产。几年后，太平军攻占无锡。王耀堂兄侄辈经营的典当、财物，全被败兵抢掠一空，房屋焚毁，只保存原有的义田。王耀堂的幼子世忠将宗祠常捻田三百余亩呈司获准成立义庄。

八士桥过氏义庄，由过人秀于乾隆年间所开创。过人秀夫妇，虽然是“夫妇劳作、习动自给”的普通百姓，但是置下良田千亩，以赡济族人中的孤、寡、老、疾。过氏义庄尤其重视子弟的教育，设立书塾，延师以造子弟。凡族中子弟，有志读书的贫困生，义庄内聘请优秀教师，全日制上课。所有费用立项支付，在塾学生每月会考一次，会考费用亦造册报销。以奖励纸墨和资助考试的形式学激励上进，族中子弟文理精通可望参加科举的，县级考试资助银八钱，府试资助银三两，省级考试资助银六两。

硕放的翁氏义庄建于清光绪八年，为翁姓祖上宗族所建。该宗族与清朝“两代帝师”翁同龢同一族，翁同龢曾为其书写过“敦厚堂”匾额。每年于此举行祈福、祭祀、求平安等仪式。同时族人将义庄几十亩田赋收入主要供翁姓子女读书晋学所用。

荣巷荣氏义庄始于清代末年。荣曜亮等因“荣广大花号”发迹，开始筹措义庄，经其子荣仲章、荣光世及其孙荣福三代筹划，并得到族人鼎力相助，终于初具规模。有庄田、鱼池、义庄等经济实体及机构设施。

礼社薛氏义庄创立于乾隆五十年（1785），拥有良田1350亩，每年收租米约1000石、麦200石左右。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16岁者每年每人领米二石，不满16岁者一石二斗。婚丧大事，均有资助：婚费七元，嫁无，丧葬费10元。此外有津贴学费：小学每人每年四元，中学六元，大学10元。义庄事务由族中五位长老主持，每人每年得津贴40元。义庄所纳田赋，年达1300元至1400元。

综观无锡义庄的发展历程，在清季达到最高潮。清乾隆年间，无锡华思进的华氏义庄、过人秀的过氏义庄，与苏州的范氏义庄、陶氏义庄，为同时受到朝廷表彰的四大义庄[4]。到了清末，据光绪七年（1881）《无锡金匮县志》载，无锡、金匮两县有35姓创立48处义庄，占地38828亩，每个义庄的公田多者千余亩，少者亦二三百亩。最小的系同治十三年年建庄的无锡怀仁周氏义庄，占田112亩。据民国八年（1919）的《无锡指南》“慈善事业”所载，无锡的义庄尚有29姓，44处。至1947年时有28姓，41处。至上世纪30年代，无锡宗族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仍有8％强[5]。1947年，无锡尚有义庄47所，“专养族中鳏寡孤独等人，兼办义塾，培植人才，津贴学费，补助学子……”[6]。

据50年代初“土改”时的调查，在苏南地区，无锡与吴县、常熟、武进三县是义庄数量最多的县份[7]。

二、无锡义庄的运行机制

义庄作为氏族公产的经济实体和管理组织，集中了相当规模的田产，在田产和房屋的经营中掌管一定数额的钱粮收支，主持氏族和乡里的诸多公共性事务。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

（一）庄田公有。

义庄的经济基础在于庄田（也包括其他族产），庄田是具有宗族福利性质的公产。庄田主要来自于族人的捐献捐助和绝嗣家庭田产的归公，以及这些资产经营收入积累的添置；也有用集资摊派的方式，由族人出谷出银合力创建。它属于合族之人公有。

但是，因为庄务的管理通常由义庄创办人及其嫡系子孙主持，“以建庄公嫡派子孙，择身家殷实能干者为庄正”，“总理庄务”[8]。这就可能在伦理观念和管理运作上混淆族产与家产的区别，带来庄田“公”、“私”权属关系的模糊性。

因此，义庄一般通过制定规约，来保障庄田的公有性质。如荡口华氏新义庄规定，对于捐献的田亩房产。“既捐之后，永为义庄公产，不得通情拔出”；“虽属庄裔，不准移用银钱，不准借住庄屋，不准寄仓收租，不准寄存货物，不准擅借器皿物件”；庄裔如有别项公用，“不得滥行摊入庄内”[9]。其他义庄也有类似的规定：“邀集亲族将所置田亩自愿尽数先立公账，……一切私项不得开销”；“再愿续捐，各出天良，如有悔言，即为不孝”；“如有不肖支丁私卖寸土，除追令赔偿外，永远条革，不许入祠”等[10]。

庄田公产构成义庄赡养、救济公共功能的物质基础，公产的维护是氏族重要的公共事务，而调节宗族公产与家庭私产关系的主要依据为族规、族约，这具有社会族群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意义。

（二）族产经营权的委托。

族产收益的实现和资产的增殖积累，有赖于族产的有效经营。义庄资产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义田租佃，除地租形式及租率租额外，义庄通常还规定庄田族人不得租种，以便于按规定收取地租。义庄钱谷出借或寄存生息，仓粮的出粜售卖，也是族产经营重要内容，藉此变现并增加收入。义庄对出借、存放的对象、数额、期限、利息等，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族产通常由族长和庄正控制，但宗族首领往往只是族产代表，并不直接经营。

族产的经营，一是公举忠实可靠的族人主持，一是各房后辈分管或轮流经营。所谓分管，常常是一房管理田地、钱粮的经手，另一房掌管账簿、书契，互相制约。所谓轮流，则由各房或各家按年轮值，在规定的期限内负责经营。主持经营主要是负责庄田的招租、督促耕种和催缴地租，但不得擅自处置族产收益[11]。这样就构成了义庄的委托经营，即属于族人公有的田地、房屋等，交付给一房或一家经营。这既能防止公产的分割，从而维护宗族财产权的稳定并凝聚族人，又因为经营中有一定的附带收益，能够调动主持者的经营积极性。

族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义庄的治理变得复杂，权属关系和资源分配的变动有可能引发利益矛盾，甚至族内无法调解，由此涉讼诉至官府、法庭的族产纠纷时有发生[12]。

（三）公共事务的公议公决。

义庄所涉祭祀、赡养、救济、教育等事，需平衡不同支派、不同人群利益关系。所以，从义庄的创立、规制的制定，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事项的实施，都要求族人“合同公议”，义庄的公堂和仓厅也成为族中议事的重要场所。

荡口华氏新义庄明文规定：“庄中有事，凡属庄裔俱宜到庄妥议，并质诸外房公正之人”；“须众议允洽，不得偏执己见擅变庄规，亦不得遇有事故妄行推诿”[13]。

需要公议的，主要是章程和规则的制订，公费负担项目的设定，以及对照规定确认抚恤接济的人员。常年性事项通常是定期公议，一些临时性事项如灾荒灾害救济等，则“临期共同酌议”。

庄正、总董人选的确定及执事人员的聘任、罢免、惩处，也是公议的重要内容。参与公议的当然不可能是族中的全体成员，而主要是族长和各支派、各房的代表人物以及主持庄务的庄裔，还有义庄董理人员。

通过众人公议，“互相补充，互相纠弹”，以达到妥善决策、形成共识。重要的公议决定，还见诸书契文字，作为合族遵行的依据。如前文所述驳岸上候氏义庄，在惩治腐败、整顿义庄过程中，经公议形成《整顿义庄议据》，确定：今后“如有将账目勾串、蒙混等情，一经查出，照家法从严处置；管理租务员如不遵公议，至期托故推诿，将盈余账目延迟不交，有意破坏规则，随即公议另举，追偿议处”[14]。

（四）义庄管理人的选择。

义庄是乡村最重要的经济组织，且是承担公共事务、公共福利的机构。义庄的管理有专门的人员，包括总董（总管）、主计（会计）、司事、帮办、监查等，条件是老成持重、家道殷实，通常由族人公举担任。

在很多地方，庄正、总董由庄裔担任，执事人员则不限于本族本姓，人数视义庄规模和经济而定，但对任期有规定。荡口华氏老义庄设董事一人，以两名司事辅佐之。而荡口华氏新义庄“设董事一人，再设两司事以佐之”；“董其事者无论长幼必公”，“司事亦必择族中之老成称职者”，董事、司事任期三年，连举可以连任。

董事的选拔，“必公举族中之品行端方，家业殷实者为之”。至于司事二人，要求“老成称职”即可，司事负责义庄的具体出入事务，“凡庄内田租以及银钱册籍，悉归掌管”[15]。义庄管理层一般都有固定任期，如此可避免长期任职带来的松懈，也可减少管理层的族人过多心思耗费在义庄之上。

董事、司事，每三年一任，董事、司事任职时必须至公无私，全心办理，不可松懈。若是在任期间，董事导致义庄财力衰竭，或是侵吞挪移，舞弊营私，不拘年数，随时更换。三年任满之后，如果董事、司事称职，获得族人认可，自己也愿意连任者，可以继续执掌义庄。

担任董事的族人，是在为宗族事业服务，有的义庄会给予董事一些补贴，有的则没有补贴。补贴的标准，华老义庄董事每年薪俸为60两，司事薪俸每人每年30两或40两。清代正从六品官员每年岁俸银为60两，正从七品官员为45两，正从八品官员不过是40两[16]。比较起来，义庄董事、司事的收入已是相当之高。

凡董事任满或辞职时，要将义庄中的账簿契卷等加以交接，其中涉及“四柱清册、四穷号簿、各房宗谱、田单契券、新旧租籍、钱粮田号细数”等，以及义庄房屋、器械、所存米麦银钱等，一一详加交接。依据义庄条约，每年年终之时，华老义庄的管理层要公布账簿，以示秉公。庄中钱粮出入、各项开销，年终时要加以清查核算，向族人公示。

另外，具体办事的催租扇仆属于雇佣性质，“每人每岁饭米三石六斗，另赏脚米，照收租数每石给糙米一升”，具有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意义[17]。其他如金匮安氏义庄设总理1人，设司事2人，一司入，一司出；张泾严氏义庄设正董8人、副董8人，分作8班，每年以一正一副挨次轮值；设会计1人、经征3人，均可延聘外姓担任；设监查1人、监交1人，这与正董、副董一样，必须由族中人士选充[18]。

对于能力不及和有侵吞、挪用公产公款情形的董理和执事人员，族规庄约也规定，经族人公议随时撤换。但在实践中还是难免任用非人，难以完全杜绝懈怠、失误、贪腐等弊病，由此给义庄带来损害。例如城中侯氏义庄，道光年间由侯保洛经理，因历遇荒歉，经营不善，致使庄田抵押在外，国课拖欠，恤济中辍。直到数年后由侯达夫接管，在侯之翰、侯桐等人捐田捐款补救下，才得以起衰复盛[19]。

备注：

[1][清]花村看行侍者：《锡山三富》，《花村谈往》卷二，民国适园丛书本。

[2]华鸿模：《建庄原始记》，《华氏新义庄事略》卷上，存裕堂光绪辛丑年刻本。

[3]钱穆：《华绎之传》，朱洪元、薛慰祖主编：《荡口史话》，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4]沈德潜：《儒林郎布政司理问义园过公传》，《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卷1，民国印本。

[5]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6]中共华中工委会调研室：《无锡概况》（1949年3月），见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746页。

[7]潘光旦、全慰天：《从“义田”看苏南农村的封建势力》，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无锡编），1951年印本，第49—51页。

[8]《济阳义庄规条》，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9]《规条十二则》，《荡口华氏新义庄事略》，鹅湖存裕堂光绪六年刻本。

[10]《创建义庄家议》，钱志仁辑：《义庄资料》第一辑，未刊本。

[11]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12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