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我们这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这组对话，发生在17年前的湖北省京山县。
2005年，社会学学者们在这里开展田野调查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现象——保守估计，这里有30%的老年人死于自杀。
调研不久前，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刚刚一起喝农药自杀。人生的最后五年里，老婆婆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下地活动，靠老爷爷照顾。随着老爷爷日益年老体衰，两人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吃饭起居都成问题。他们的儿子，经济水平在村里属于中上阶层，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两位老人在衰弱中绝望，在绝望中相约自尽。为了看着残疾的老婆婆死在自己前头，老爷爷喝的药较少，被人发现时一息尚存。然而，儿子却没有送医抢救，而是让他躺在床上亲眼看着老婆婆第二天的葬礼。第三天，老爷爷在痛苦中咽气，趁着还没撤走的丧仪设备，儿子顺便把老爷爷的葬礼一起办了。
2010年，一位六十多岁的独居老婆婆生病，打电话给在广州打工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请假赶了回来，却没有一个人带她去治病。熬了一周后，其中一个儿子不耐烦地说：“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还不死呢？我们只请了7天假，假期一满就要回去上班。早知道你不死，我们就不用回来了。”听了这话，老婆婆直接喝了农药。儿子们匆匆办了葬礼，回去接着打工。
还有一位老婆婆重病卧床，久治不愈。一天，她儿子拿着一瓶农药来到她床前，对她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要不，我怎么出去打工啊？”
更多的老人，甚至讲不出一个有记忆点的死亡故事。好像就是时候到了，条件成熟了，就自然而然地自杀了。
吃药，上吊，投水，是最常见的方式。
可怕的是，村里人已经习以为常。老人自杀和正常死亡没有区别，不会成为新闻，不会受人谈论。
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调研中很多老人直说：“我早就将农药准备好了，只等动不得，就会走这条路。”
中南财大的陈柏峰教授说：“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冲击。”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入老年，被认为是劳苦一生后该享清福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老人会把自杀默认成最终归宿？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地域性问题，还是普遍存在？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悲剧？有没有解法？
带着这些问题，武汉大学学者刘燕舞走访了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
他发现，虽然其他地方没有京山镇这么严重，但老人自杀激增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老人自杀比例只占农村所有自杀比例的24%，到了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变成了79.19%。2000年到2009年间的十年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年均粗自杀率”高达507.10人/10万人。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概念的话，可以参考一下2019年我国平均自杀率的数字——6.7人/10万人。
整理出这些数字后，这位学者总结：“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老人自杀的原因
开始之前，有必要点出一些前提性事实：
- 过去30年，我国是世界上自杀率下降最快的国家，没有之一。从这两年的数据看，我国已经是全世界自杀率最低的那个梯队；
- 农村老人自杀比例激增的另一面，是其他群体自杀比例骤降。比如35岁以下的农村妇女，2002到2011年自杀率下降了90%。
所以，问题本质不是为什么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激增。而是在我国平均自杀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自杀压力为什么集中转移到了农村老年人头上。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刘燕舞老师和他所在的团队，他们做了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写成了《农民自杀问题研究》这本书。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主要是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率飙升，是从90年代左右开始的。这些老人的共同选择，和他们的共同经历有关。
新中国建国前的农村，宗族文化发达，等级观念深重。
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两层思想统治下，人们的家庭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再上鬼神迷信，人们相信“祖先”拥有保家护宅的超自然力量。于是，即将成为“祖先”的老人是家中毋庸置疑的掌权者和话事人。
那时，很少会出现不孝子和恶媳妇。即使有，也会被大家族的力量严厉处置。参与调研的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就是，能享受这种地位尊崇的待遇。这一点很重要，大家记好。
建国之后，国家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祠堂被改建为学校，祭祖仪式被当成“四旧”，父子夫妻之间不平等的尊卑关系被击破。什么宗族传统、迷信思想、纲常观念……这些让人愚昧、让人压抑、让人奴化的封建糟粕，都被国家强力清扫。
这一时期，老年人的家庭地位虽大不如前，但有国家和集体做养老后盾，不会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自杀率拐点发生在80年代——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权力从农村全面退场。
从这个时期开始，不仅老年人自杀率走高，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也激增。
学者用“结构价值的错位互构”来解释这种现象。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想要的和实际得到的无法匹配，于是价值体系崩溃。
失去了国家力量支持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那一套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但这时候的妇女已经不是从前的妇女了，她们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广泛接受了男女平等教育，权利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所谓“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没被启蒙过的话，骂就骂了，打就打了，使唤就使唤了。可已经看到了另一种人生可能性，谁还能忍受过去的那套家庭秩序呢？
很多妇女受不了，于是以死抗争。
反过来，一些老年人想要的正是尊卑孝悌那一套。在他们的观念里，老人在家里就应该地位尊崇说一不二才对，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吗？但这时候，他们猛然发现，时代变了。子辈有平等意识和独立思想，有自己的诉求和希望，已经无法做到对老年人逆来顺受、完全服从了。这一时期很多老人死于“激愤型”自杀。比如89年有个老太太，仅仅因为端午节时儿子用豆腐而没有用鱼肉招待自己，跟儿子大吵一架，直接喝药。
大家发现没有，这两种结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造成的。
整个社会在剧烈变动。
一方面，农村妇女觉得变得还不够快，传统的那一套压抑了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老人觉得变得太快了，传统的那一套不够保障自己的尊严。
一方面，一些农村妇女死于恶婆婆的逼迫；另一方面，一些农村老人死于恶媳妇的虐待。
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期待，但剧烈变动的家庭关系很难与之同步，这就是学者们说的“结构价值的错位互构”。
硬币总有正反两面。
说回老人自杀。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市场逻辑全面入侵农村社会。
市场带来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于是养老也成为一件可以理性计算的事情。
很多年轻人掰着指头跟学者们说：假如老人生病，治病要花3万块，治好后能再活10年，每年给家庭创收3000块，那么这个病就值得治。但如果每年老人创收低于3000元，或者活不了几年，就不会给老人治病。
但残酷的是，很多老年人已经贡献了一辈子的劳动力，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们拿什么东西到市场上交换呢？赡养老人的成本高于老人带来的收益几乎是必然的，于是，儿孙放弃赡养义务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就算儿孙孝顺，尽力赡养，有些老人自己也会自己给自己算账。久病不愈、丧失劳动力的时候，他们会十分愧疚，觉得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成为了儿孙的累赘。
调研案例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爷爷，常年患有冠心病。儿子倒是积极给他治，但老人自己怕花钱，觉得就算治好了也不能给家庭带来收益。他本想上吊或者喝药，但同村人开玩笑说还不如在村子旁的公路上撞车，还能给儿子赚一笔赔偿金。于是，老人就真的这么做了，死在一辆客运大巴车的轮胎下，给儿子换来了4万块钱赔偿。
一些老人为了子辈的利益甘愿自杀；一些老人不满子辈的态度激愤自杀；一些老人陷入生存危机绝望自杀……当自杀还是极个别现象时，村庄还能通过道德评价给不孝子施加舆论压力。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越来越松散，村庄的道德约束能力也越来越弱。
在这种无奈的境况下，老年人自杀逐渐扩散开来，形成一种秩序和共识。以至于到后来，在京山这种地方，大家已经默认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应该自杀，不自杀就是不懂事。
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认为，老年人自杀不仅是简单的文化变迁问题，背后还有深刻尖锐的阶层和经济问题。
凭什么这么说呢？
他发现，老年人自杀的那个数据线条，不仅在时空上有起伏，在收入分层上也有波动——70%左右的老年人自杀都发生在农村的中下阶层。
这些家庭以耕种土地、打小工、做小副业或居家外出务工为生，家庭年收入在1.5-2万元之间，存款在2万元以下，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
以前农村人只有种地一条出路，大家穷得很平均，心态还算稳定。
改革开放后，多种职业选择、多种经营方式进入农村。有眼光有资源的人火速抓住机会富了起来，产生了阶层分化。
有的人家里盖起二层小楼，开起四轮小车，用起冰箱彩电大空调。
可有的人家里还住着土坯砖房，骑着破摩托，洗衣机都是奢侈品。
人是强烈需要意义感的动物，身处文化资源稀缺的中下层，他们只能通过物质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
凭什么别人结婚能大操大办，自己连媳妇都娶不起？凭什么别人能在城里买房买车，自己连村都出不去？
所谓“人不怕穷，只怕比”。
在比较中，他们陷入巨大的竞争压力和财富焦虑。
怎么缓解呢？向上爬。
榨干每一滴资源，节省每一分成本，向上爬。
于是，家庭内部演化出了代际分工。年轻夫妻大多到开放的城市市场中打工，尚能劳动的老人留在农村务农、看家、饲养家禽、照料孙辈。
分工之后就是剥削。老年人能劳动的时候，子辈占有他们创造的劳动价值给自己积累财富。老人年老生病，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子辈就将他们一脚踢开，任其自生自灭。
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在评述“黑砖窑事件”时说：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缺乏资源改善生存状态的底层会出现沦陷和堕落。
底层沦陷，就是一个将危机、成本、代价等转嫁给其他底层人的过程。
有些丧失了剥削价值的老年人，连吃顿饱饭都要看儿子和媳妇的脸色。如果有多个儿子，子辈之间还会互相推诿养老责任。有的子辈会公开辱骂、虐待老人，巴不得早点摆脱老年人这个负担。很多老人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在绝望中自杀。开头讲的京山县的故事，大多都是例证。
所以怎么办？
在搜集案例整理数据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人的面貌，会随着叙事的变化而变化。
在老人自杀的故事中，那些中下层的子辈，可能是令人齿冷的不孝子或恶媳妇。
但画面切换，他们又成了让人眼热的富士康工人，或安阳大火里丧生的妇女。
我们习惯聆听切片性的故事，因为它们情绪浓度高，呈现现实问题的同时，还能带来审美体验。
但枯燥冰冷的数据，往往能勾勒出更完整的图景。无数数据穿插，拼凑出他们生活其中的巨大背景，和真实底色。
理论世界里，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清晰明了。
可现实是复杂的，老人的自杀往往是多因一果。
即使是做了十多年研究的学者，也很难提出一个行之有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也只能谈一些粗浅的思考。
还是要说，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来解决。
用一些老人自己的话就是：“要是国家每个月能给我们500元的养老保险金，我们就绝对不会自杀了；要是市场能让我们每月赚1000元，那我们的子女也不会让我们自杀了。”
于是对策也很清晰。
2011年，我国制定第二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对应贫困人口1.22亿。
此后8年，我国累计投入1.6万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从2012年每人每年2068元提高到2020年5962元。
平均下来，每个月496.83元，离老人们期待的500元只差3块2毛钱。在此基础上，我国为3698万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专门建立补贴制度，加强对这些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核查确认62.7万失能贫困老年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9万人。
与此同时，广泛开展健康扶贫，组织1007家三级医院与1172家贫困地区县级医院结对帮扶，累计派出超过11.8万人次医务人员，帮助贫困地区新建临床重点专科超过3700个，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超过5.3万项，门诊诊疗人次超过5500万，管理出院患者超过600万，完成住院、门诊手术超过190万台。
这些努力，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农村老人失去生活保障、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消灭了自杀的现实因素。前面说过，我国自杀率下跌到世界最低水平梯队，就是这些年里发生的事情。
可与现实因素同时存在的，还有文化因素。
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并非死于经济的困窘，而是死于家人的放弃。
在市场冲击下，老年人在家庭中丧失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沦为纯粹的剥削对象，被纳入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中。
这种计算，被马克斯韦伯抽象成一个概念：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为了追求效率，人被抽象成一些简单的指标，和终极任务无关的人格因素，会被忽略不计。老人作为劳动工具，评价尺度就是“有用”和“无用”。有用则用，无用则弃。
与之相对的，是价值理性。它是我们运用工具理性所要达成的目标。如果赚钱是工具理性的话，价值理性就在拷问我们：赚钱是为了什么。
一开始人们埋头赚钱，可能就是为了能体面舒适地安度晚年。但当赚钱的过程过于艰辛，过于漫长，人们就会在过程中忘掉终点。于是，人的一生都成了无穷无尽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无法持续，便会走向自我毁灭。
我们不是说工具理性不好，它让整个社会高效率地运转，创造出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提供大量工作机会，解决了困扰农村数千年的贫困、疾病、奴役、匮乏等问题。
但，工具理性应该是有边界的。
若是任由市场逻辑入侵道德空间，让功利计算代替孝道伦理，就会出现子辈弃养老人的灾难性后果。
所以，关于农村老人自杀问题，刘燕舞教授给出的治本之策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什么意思呢？唤醒价值理性，重建道德秩序。让人们在赚钱的同时，回忆起，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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