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春夏间，邝九如、蔡端、阮群英（曾生同志的夫人）、李洁等人，驻在岗贝村（现属龙城街道爱联辖区）的李姓祠堂里演出抗日话剧，贴出宣传抗日的“墟报”。在地下党员的指导下，本乡进步人士李奕清等先进分子组织成立了“抗敌同志会”。此时，抗日民主的思想，已在乡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兴办教育 反对专制

1940年春，李奕清等倡议恢复家乡的教育事业，提出创办一个全乡性的中心小学。按照国民党统治区新县制的规定，中心小学校长要由国民党乡长李惠梅兼。但在乡人的真诚拥护下，一致推举李奕清为基金筹集委员会主任，兼学校的总务和各年级的珠算课。张启秀为教导主任，兼高年级的语文教员，聘请教师都由二人负责，教育的实权实际上落在地下党手中。

起初，李惠梅每星期都要做一次“精神讲话”，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正统思想”。他提出要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若不执行就是守旧，但在李奕清的带领下，众师生反驳认为是在推行法西斯的专制教育。

李奕清等不但向学生大力进行抗日民主思想教育，在课堂里公开宣读游击队的《告民众书》，还同全体教师合力创办了一个《福澳周刊》，由张启秀任编辑。每期在公路上人多驻足的茶店张贴出来，把抗日民主思想的宣传扩展到社会上去。在版面的空白处，写上“救救孩子”的口号，表示对法西斯专制教育的反抗。

后来，学校增聘了地下党员梁坤仪（即梁燕云同志）为教员，分校也把一个反动教员赶走了，更聘了周传儒，逐步纯洁了学校的教师队伍。

在这种氛围之下，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更加活跃。大唱抗日救亡歌曲，连当时国民党的禁剧《重逢》，在李奕清等的带领下也敢排练演出，由张启秀扮演苗可秀，梁坤仪扮演赵老太太。驻在岗贝村的华振中（是当时比较开明的独九旅旅长，后被反动派撤换了）时代的独九旅的政工队员和士兵也成了众人的观众。

正因这样，反动乡长李惠梅提出警告。

一天，他闯进了张启秀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警告进步教员不要向学生讲社会问题，并指着桌上的《新民主主义论》，喝道：“县党部有密令来，要限制异党活动，念你们是乡亲才告诉你”。当时，李奕清等均在场，他当即大声回道：“照我看，就是共产党好！毛泽东好！朱德好！八路军好！新四军好 !”

李惠梅感到彻底孤立，就气急败坏地走了。

一次，国民党的县教育局长来视学，把李奕清、李惠梅都叫去座谈。李惠梅以为报复的时机到了，就在这个局长面前诉说李奕清不执行他提出对学生进行军事管理的主张，随机，双方又辩论起来。

接着，李奕清当面揭露李惠梅走私、贩毒等劣迹，气得他暴跳如雷，恼羞成怒，两人差点打起架。

打日寇、建武装

1940年底，福澳乡重新沦陷。横岗驻有日军，宝安的伪县府也设在横岗。

日军强征民工修筑横岗至坪山的公路，并常进村催村民缴稻草作马料，村民被搞得鸡犬不宁。社会治安也一片混乱，烟赌林立，土匪如麻。连国民党的正规军，也整个建制地上山当土匪，如独九旅的一个连长莫烱炎和徐东来的一个小队长吴继尧，就各自带了一个连、一个小队上了三洲田，乘机发国难财。

人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又复陷入迷惘之中，看不到还有新生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在此情况下，乡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百业凋零，学校当然也被迫停办了。但还是等不到引路人的到来，不知如何斗争才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这种情况下，李奕清、曾文瑞、张启秀等，会同坪地乡的香伟芬，大胆自发搞军运，发动驻在坪地的国民党保安第八团一个有抗日思想的营长，组织力量伏击铜锣径监督修筑公路的日军，以此来激励军民的抗日热情和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

出发前，众人在李奕清家里碰头，研究具体的伏击方案。

因晚上联络时出了差错，出发时间晚了一点，到达溪上鸭麻陂时天就亮了，只得就地埋伏。等了许久仍未见有人来开工，只看见一个日军骑着一匹马跑来，众人就用机枪将日军连人带马都击毙了，缴了一支步枪，凯旋而归。

此举，进一步激发了该国民党营长的抗日热情，他希望进一步合作，并带了委任状，要委任李奕清当突击大队大队长，但要人枪自筹。

众人分析，这个营长是想通过李奕清等为他立下抗日的战功。而李奕清等也想利用这次合作的招牌，来建立自己抗日的武装。

那时，横岗西坑有个开明的归侨曾新培，闻说李奕清等热心打日本，就主动提出送了一挺轻机枪（是他拾到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下的）。

后来，李奕清用“梁山聚义”的办法，发出通知，邀请那些有集结武装能力的人物，到大王墩来开会，协商组织突击大队的事宜。

张启秀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李奕清：“是一个雷厉风行、勇猛实干的人，带领了全乡的青壮年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得到父老们的拥护和支持”。

在敌伪统治时期，在李奕清主持下的福澳乡，联防队成立不几天，就旗开得胜。

有一次，一帮土匪在军田的公路上，拦截了一千多难民，押到石龙头的河边，正在准备逐个搜劫时，我们就全乡擂鼓，四处出动，土匪见势不妙，赶快逃跑了，难民因而全部得救。

随后，联防队战斗了四次，每次均获得全胜。

一次发现独九旅上山当土匪的莫炯炎部，携着一挺轻机枪，在水门岭拦劫兴宁人从香港抢运回来的三十多担布匹（战时设法从香港贩运东西回来都叫抢运物资）。联防队员立即击鼓包围。

号称强盗的莫部，也不得不弃资而逃，连在蔴地头陈彭家做好了的晚饭都不敢吃，饿着肚皮赶快上山远离了。事后莫炯炎不断扬言要来刮围报复。李奕清带领的联防队也公开扬言：“你们敢挑‘箩格’来，我们就敢接。”

第二次是打太平圩李成章的“晚黄”。一群土匪在黄昏时分突然闯进李成章家里，李奕清部获悉立即擂鼓回击，土匪没有抢到什么，只好挟持李成章的弟弟逃走了。过了几天又深夜来到李家隔窗对话，威胁要拿钱来赎人。

过了几天，土匪卷土重来。这次李成章擂鼓了，我们就全乡击鼓，四面包围，土匪又逃了。隔几天土匪只得把李成章的弟弟安然放了回来。这是第三次胜。

第四次，是晚上打大背邱生的“明头”，已被穿墙进去，翻箱倒柜搜东西，也被李奕清带领的联防队大力护救赶走了，并无抢走什么东西。

联防队都是不脱产的，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加强团结，李奕清等将拯救兴宁人布匹而获得的赏金一千多元，都拿出来买酒买肉，李成章出米出油，请各村的联防队员和一部分开明的父老来聚餐。

同时，在新屯庵开群英会，表扬先进人物，总结经验。邱生的赏金全部拿来补充弹药。这种维持治安的方针和决心，一直贯彻到建立了红心乡政权的整个时期。

当时国民党的县长罗隆基，从其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还给我们白皮红心的乡长李奕清颁发了嘉奖令。

白皮红心保家园 团结人民斗敌顽

1943年春，龙岗陷入全面大饥荒。李奕清利用乡公所的名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救荒工作，号召有钱人慷解义囊，这些倡议都得到赞同，还向国民党区府备了案，由李奕清亲自到惠州去买粮。

由于惠州国民党当局对灾民的生死置之不理，意图在惠州屯积粮食，然后从海上私运到香港去资敌，大发国难财，所以不肯签发运照，以致李奕清买到粮食却运不回来。

地下党开展了合法的运粮斗争，向群众公开国民党通敌罪行，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惠州县政府不得不发给运照。粮食运回来后，配给适当，解除了乡里的大饥荒，大得人心，教育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