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考古学是基于对人类遗传多样性和分子进化速率的分析和研究，利用人类基因组的分子分析以及 DNA 遗传信息等分子生物学手段来揭示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问题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刘皓芳博士率领的课题组，通过对从二里头遗址采集的 40 例人骨个体样本进行分子考古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该遗址人群主要与亚洲人群，尤其是与东亚东部人群和中国西北地区部分人群接近；另外发现该遗址人群有多个母系谱系，遗传来源丰富多样。

课题组同时采取遗传学方法比较了世界范围内其他 109 个古今人群，其中包括 42 个中国群体，共计 7732 条个体序列，结果显示该遗址人群与东亚人群聚合在了一起，表明二里头人群为东亚起源，且后代也应该分布在东亚人群中。

之后，课题组又在东亚范围内比较分析了二里头人群与其他 47 个东亚古今人群，共计2999 条个体序列，通过柱坐标分析、多维尺度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该三个模型算法显示了同样一个结果：二里头人群与包括河南、山西、山东在内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汉民族，包括陕西、青海在内的西北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包括辽宁、内蒙古在内的东北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本州、韩国、蒙古国等的蒙古族人群遗传关系非常接近。但与南方人和阿伊努人遗传关系较远；遗传关系介于偃师商城古人群和蒙古国匈奴时期古人群二者之间。

“由此结合史料与文献记载，我们对夏代人的流向做出相应的科学推断：即夏代人部分留在了当地，部分向西北迁徙，部分向东北迁徙，以及部分东渡过海。不支持部分史料所记载的阿伊努人和浙江人一带是夏后裔的说法，与商代人及匈奴人的关系尚待验证。”

二里头遗址部分人群与东亚东部即今山东境内人群接近可以理解，因为山东一带正是古东夷族分布的核心地区。在夏建立之前，整个东亚大陆的舞台主要由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南方苗蛮集团占领，三大集团虽然都有互相攻伐，但基本上是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为统一战线，二者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等到南方苗蛮集团被消灭，夏朝建立，夷夏之争又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这不但在文献上有大量的记载，在考古学上也有大量的相关文物发现，譬如“后羿代夏”和新砦遗址就是夷夏互相进退、碰撞、融合的典型反映，在这种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绞杀”中，夷夏最后完全融合并凝为一体，难以分清彼此了。所以，二里头遗址部分人群与东亚东部即今山东境内人群基因相同或接近，就是很正常的了。

二里头遗址人群有多个母系谱系，遗传来源丰富多样，也不难理解。二里头遗址的主人是夏人，其从山西晋南的崇山地域被迫流亡到晋西北、冀西北、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建立石峁古城，又西下甘肃、宁夏、青海一带，留下齐家文化，往东往南再次进驻晋南、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其数百年间，经历了一连串的人口扩张和空间拓展，不管是掳掠其他族人的女性为妻，还是有意结交异族，结为姻亲，这必然导致夏人有多个母系谱系，从而在遗传来源上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另外，二里头遗址是一个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大型都市，这里的人是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关联的不同血缘集团所组成，分子考古学的分析结果和这个考古发现也趋向高度一致。

二里头人群与包括河南、山西在内的黄河中游流域汉民族，包括辽宁、内蒙古在内的东北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本州、韩国、蒙古国等的蒙古族人群遗传关系接近，也好理解。夏王朝被商人颠覆，一部分留下来做了顺民百姓，一部分人北上逃亡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都能说得通，因为这是新旧王朝交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何况山西本身就是夏人的原居地，亦即文献所谓的夏墟，山西、河南又是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山西、河南人群和二里头遗址人群基因相同或接近，是必然的。

石峁遗址

二里头人群与包括陕西、青海在内的西北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基因相同或接近，就有了太多的意味。从分子考古学鉴定结果观察，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夏代遗民的去向，对其来源也有所提示。

不仅仅是《史记·夏本纪》等古籍中提到夏代人由西部而来，从两地玉器文化观察，二者的渊源关系也很明显。譬如，被认为是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的牙璋，在古代军事中还是一种重要的将帅凭信。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牙璋来自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随后被地处西北的石峁文化和齐家文化所接受。这样一次由东而西的扩散，打通了黃河东西古道。在公元前 1500 ～前 1000 年时，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远及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划为九州，古人称之为“禹迹”，被认为是最早华夏的天下。近几十年的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者覆盖的广袤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

牙璋分布的区域，可能分享着近似国家政治文化思想的理念，体现的是“吾土吾民”共同意识的逐步形成。二里头牙璋的特殊风格，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反映出二里头政权彼时已成为这一广域政治文化首领的象征。

龙山文化至夏晚期，在已经出土有牙璋的海阳司马台文化遗址、临沂大范庄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中，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数量和种类最多。

早在 1975 年，戴应新在石峁采集的一批玉牙璋，就多达 28 件，流失民间的更是不计其数。近些年，考古人又在石峁城址周围发掘出土 20 多件玉器，其中就有两件是玉牙璋，年代被推测为龙山晚期至夏代之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迄今为止共4 件。

石峁牙璋数量多，形制变化大，体长扁薄，器体装饰单一；二里头牙璋数量少，形制单一，但也同样具备体长且扁薄的特征。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的器体装饰更趋向于复杂，显得更加规范、精美。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外是时代进步、技术提高和石峁文化向西向南进击的过程中，受到当地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但其基本造型和结构并未被破坏。换言之，二里头牙璋和石峁牙璋在基本造型和结构上始终保持了一致，二者的传承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再从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同属于青铜时代文化方面观察，二者也具有高度同一性。譬如，二者拥有共同的牛、羊、马及其驯养技术、金属冶炼技术、小麦种植技术等。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亚、中亚地区向东亚大陆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是东亚文化旧传统与中亚文化新风尚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混合文化型和过渡型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齐家文化开启了二里头、殷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二里头遗址一期到四期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是朝向西北方向的，这个方向也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基址方向一致。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上古时期，众多民族都有把一个方向当作吉向尊位的传统，而这个方向一般而言是其祖先起源地或居住地。

无独有偶，科学工作者曾对河南开封尉氏新庄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出土的两例成年颅骨进行了人种学的研究，结果发现，与他们所选取的亚洲近代各地区颅骨组比较，尉氏新庄组同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组、朝鲜组和华南组在颅骨外貌形态上最为接近。

另外，对我国先秦时期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的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显示，尉氏新庄组一方面显示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土著古中原类型居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与古华北类型居民和古西北类型居民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不能排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古中原类型的尉氏新庄组居民与北方和西北方不同体质类型人群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的可能。

综合本书前列各章节对夏人来自于西北高地的一系列证据链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主人有极大可能源出于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西北高地龙山社会。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

开创事业的人必定出现在东南，获取胜利果实的人常常诞生在西北。司马迁对中国这一历史发展定律的总结，或许是对我们这个结论的最好注释。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曾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