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背心院士”高伯龙终于研制出激光陀螺工程样机，他的心里却十分内疚：“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这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高伯龙是广西南宁人，生于1928年，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

他的父亲高元勋是广西省立工程专门学校的校长，为了保证教学，他每天带着老师和学生到处躲藏，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但只要一见面，他总会叮嘱道：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

这句话在高伯龙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时刻谨记父亲的教导，奋发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汉民中学，并且一直保持全校第一的排名，数理化等科目尤其突出。

当时日军的侵略行径逐渐加剧，高伯龙中学毕业后不得不投笔从戎。

在战场上，他见识到外国先进的设备，也看到太多同胞饱受欺凌。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明确了自己未来要努力的方向：物理学。

终于等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高伯龙重新回到课堂，在刻苦努力下，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学。

上了大学的高伯龙，整天泡在实验室刻苦钻研，每学期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就连老师解答起来都费劲的题目，对他来讲都是轻而易举。

这样的人才很快被哈军工校长陈赓注意到，那时哈军工刚成立急缺师资，他就提交申请，将刚毕业的高伯龙调到自己手下当老师。

能帮祖国培养人才，高伯龙自然高兴，可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还没什么经验，教学压力很大，再加上自己手上还有项目没完成，所以总是忧虑：“我的理论实验还不够完善，总怕教不好学生。”

为了改变现状，高伯龙白天上课，晚上高强度做实验，回到家继续挑灯夜读，后来终于考上中科院理论物理学研究生。

就在他打算收拾行李北上的时候，陈赓却一个电话打到中科院：“你们千万别录取高伯龙，我很需要他。”

为了留住人才，陈赓专门请高伯龙吃饭，推心置腹地说了很多，高伯龙终于选择留下：“既然都是为国家服务，又有什么差别呢？”

60年代，美国造出了激光陀螺仪，大大提高了导弹的命中率，不少国家纷纷投入研究。

钱学森有幸得到过两张带有部分数据的照片，并带回国，希望国内也能研制出激光陀螺仪。

1975年，该项目正式启动，高伯龙作为难得的物理人才，被选中参与其中。

但高伯龙之前学的是理论物理学，很少接触设备仪器，为了尽快掌握技术，他每天要花15个小时用来阅读大量文献，其中不少外文资料，让他很是头疼。

钱学森带回来的图片上字迹潦草很难辨认，高伯龙就抱着字典一点点比对，并带入公式一遍遍推演，直到得出合理的答案。

后来，他干脆在实验室里安家，经常工作到废寝忘食。因为长期生活不规律，他逐渐积累了一身病痛，身上随时揣着药，难受了就吃药抗一抗。

即便这样，他还是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仪器缺钢材，他就拆掉食堂的废旧桌椅；有人说大理石适合当材料，他就用推车一车车地推了成吨的石头。

妻子常劝他注意休息，高伯龙却很坚持：“咱起步晚，必须要争分夺秒，赶超别人。”

仅几个月后，高伯龙就搞清楚了激光陀螺的原理，并提出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的方案。那时美国的仪器也不过二频，我们如何造的出来？高伯龙却说：“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为了证明我们能做到，高伯龙更是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为了保证试验准确，大夏天他都不开风扇不开窗，只穿一件背心，身上都能长满痱子。

1984年，高伯龙研制的四频实验室样机终于被鉴定通过，可此时美国已经下架了四频计划，高伯龙再次受到质疑，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美国其实是在研究中出现了错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伯龙后来在60岁的高龄开始刻苦自学编程，体重一度暴瘦30多斤。

可1993年，四频工程样机出炉，却还是没能通过鉴定那一关。有专家要求高伯龙停止研发：“这纯粹是在浪费钱。”

高伯龙终于绷不住，满心愧疚地说：“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但他心有不甘，于是立下军令状，承诺一定在一年内解决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工程样机终于鉴定通过。美国人听说后不甘落后，这才重启了四频的研发工作。

这一年，高伯龙已经66岁。

按说这个年龄完全可以功成身退，高伯龙却心甘情愿留下，继续参加调试工作，即使一身病痛，只要有需要，他都会二话不说一头扎进实验室，就这样一直干到了80岁。

2017年，高伯龙院士病逝，临终前他心心念念的却只有一件事：“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热爱的事业，这种爱国和刻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不断颂扬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