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后期，瘟疫灾害不断，流民暴动四起，加上北方女真不受控制的做大，这些都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个最危急的关头，年轻而又想法的崇祯皇帝即位了，但是他似乎有一个认知问题，他认为所有的危机都是执行力问题，都是诸臣误朕。底下的官员不是在给我挖坑设套，就是躺平不作为，所有的危机都是执行力造成的。

英文中有一个谚语，如果你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你需要 “think outside the box”，就是你需要跳出盒子来思考问题，而崇祯皇帝呢，严格的把自己封闭在盒子当中，如果你跟他讲“我们现在的军队垮了，边防垮了，财政收入垮了，农业生产垮了，所有都垮了。”他会这样回答你，“我们需要抓大明军队，锦衣卫，以及在大明官僚体系中持续深入的展开反腐斗争。”他的脑子里来来回回就只有这几件事，没有其他事，俗话说，这是鬼打墙。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他认为我需要做的永远都是这几件事，“枪杆子，刀把子，还有反腐斗争。”

这也许是崇祯皇帝长期被阴谋所包围，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让他没有能力超出这个范围来思考问题。由于他自己的人格缺陷和认知能力有限，长期处于这个特有的压力环境之下，他的脑子里永远都是这几件事，就如同被封太久的社区居民，已经忘了什么是正常的生活状态。长期被阴谋包围的崇祯皇帝，大概也忘了治理国家应该有的正常心态。

从1643年到1644年，也就是大明朝灭亡前两个年头，崇祯皇帝有三次认真考虑过迁都南京，躲避李自成的农民军和关外南下的清军。这三次迁都的动议，最后一次发生在崇祯十七年二月，离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时任左都御史李邦华和左中允李明睿，再次发出了迁都南京的动议，“请崇祯皇帝同意让太子先行南下，以监国的名义留守南京。皇上是要坚持天子守社稷，留在北京，还是一同去南京。你可以再考虑，先让太子先行一步。”

在这紧要的关头，李邦华他们其实是给崇祯皇帝一个台阶。崇祯皇帝之所以前几次否决了迁都的动议，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心结，他一向反感偏安一隅的南宋。明朝之所以得天下，赢得民心，是因为明太祖和明成祖北伐驱除了元朝以及残余势力，纠正了南宋偏安的错误。今天你们让我重走偏安一隅的路，让我变成最不喜欢的那个人，你说我能接受吗？所以崇祯皇帝过不去这道坎，他认为这是背叛了自己，抛弃了祖宗基业。所以不能南迁，在崇祯皇帝心中是不能触碰的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基于以上的考虑，李明睿和李邦华他们就建议，在这紧要关头，让太子先走，皇帝可以再考虑南迁。皇帝和太子分居两地，分散风险，臣民也会有心理准备，对大明朝的稳定有利。可是这个动议被拿到朝堂上之后，一帮文武重臣，脑袋全部摇头，“不行，不行，这不是让皇上当抛弃祖宗基业的罪人吗。这个想法太荒谬了，提出这个建议的人理应处死。”

给事中光时亨带头反对迁都，这些官员反对南迁，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自己的盘算。这种表态对官僚们是最安全的，李自成来了，我可以投降李自成，满清多尔衮来了，我可以投降多尔衮。可是皇上跑路了，等他安全了，回头要找人背锅的时候，我可就惨了。皇上要说，“我本来是要坚持天子守社稷不动摇来着，诸臣误朕啊，是谁当初劝我跑路来着。奸臣，给我砍头灭族。”所以当皇帝要推卸责任的时候，就会推到我们头上。这种事崇祯皇帝可不止干过一次了，他杀了主张和满清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是其中之一，官僚心中早已有了阴影。

第二个风险就是，皇上跑路了，总得留下一帮重臣留守北京吧，跟李自成死磕硬打。要是投降李自成，我们的妻儿老小在皇帝手中就是人质，会被杀掉。我们要是坚持抵抗，李自成破城后，也会把我们给砍了。无论如何，总要背锅。所以此时官僚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最佳的选择就是，死死的绑定崇祯皇帝，我和我的大明一刻也不能分割，我和我的皇上也是一刻也不能分割。竭尽词穷的去夸崇祯皇帝，“皇上，您的这个天子守社稷的总战略，永远正确，永远放光芒，我们永远拥护和支持。您一定要坚持，哪个乱臣贼子要是提迁都，微臣第一个站出来，手撕此贼。”

总之是绑死了皇帝，你就是不能走。如果崇祯皇帝坚持留下来打北京保卫战，打赢了，那我们劝皇上坚持原则，我们有功。仗打输了，反正是“天子守社稷”嘛，死的也是皇帝，我投降李自成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官僚们的利益盘算。历史的结果，也完全按照这个剧本来的，崇祯皇帝没有跑路，城破后，他在煤山上吊身亡，跳出了“天子守社稷”的盒子。主张迁都的李邦华，在李自成破城后，自杀殉国，他是大明真正的忠臣。反对迁都，跳的最高的，要手撕逆贼的光时亨，反而是在城破之后，带头投降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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