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随着《广陵散》的绝响，嵇康如流星一样，划过那个时代的天空后陨落。

不久之后，阮籍也郁郁而终，消失在那片暗夜里。

生活在司马家族的统治下，阮籍总是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却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面对那个时代里的昏聩无能、尸位素餐、投机钻营、阴谋狡诈、欺下媚上、损人利己、跋扈嚣张、胡作非为、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阮籍总是觉得魔幻，感到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可是义愤填膺又能怎么样？

那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辩是非的时代，当小人行径成为社会常态的时候，努力自保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又哪有能力去妄图匡扶。

李元膺《

读书人，千万别站道德高地

》殷鉴不远，足以令阮籍心有余悸。乱世求生，阮籍既无力改变乱局，又做不到同流合污，留下的选择也就只有逆来顺受，摆烂而已。

《世说新语》中记载：

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01

夫有不忍言之心，则必有不忍言之祸。

阮籍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爱憎分明、敢说敢干的意气少年。对于喜欢的人，就青眼有加；对于看不上的人，就直接翻白眼，懒得多说一句。

可是随着时局的动荡，这种爱憎分明、仗义执言、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性格再也不适合在那个社会生存。

面对现实的捶打，面对动辄流血的诡谲政局，面对居心叵测的小人窥伺，要活下去就只能认怂，连青白眼的技能都不敢再用了！

坚持闭嘴，是阮籍自保的武器。

司马昭想让儿子娶阮籍的闺女，派人去阮籍家提亲。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只能每天喝酒，连醉两个月。面对提亲的使者，烂醉的阮籍连话都说不清，屡次如此，这门亲事也就作罢了。

钟繇暗恨阮籍，总想找茬给阮籍安个罪名，就专门观察阮籍言语中是否有不敬和牢骚。阮籍为了避开陷害，每次见钟繇都一言不发，任他挑拨。

司马昭说阮籍“至慎”，至慎的原因司马昭难道不清楚吗？在那个环境下，不谨慎的话早就小命不保了。

魏征敢直言进谏，是因为有唐太宗明辨是非；包拯能铁面无私，是因为宋仁宗宽厚仁义。

阮籍谨慎持身，从不臧否人物，那也是因为如果仗义执言的话，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佯狂的阮籍除了痛哭排解，还能说些什么？

所以，“竹林七贤”都只能认怂避祸。你问个啥，都是打哈哈，行行行，好好好，都好都对。再问多了就喝酒，喝了酒啥也不说，就躺平了摆烂。

《论语》中说：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对益者三友，当然可以知无不言。但是对损者三友，若是批评点评人物，不小心就会招致祸患。

所以，在小人当道的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闭嘴，做个怂包。你们不管怎么折腾，怎么胡作非为，我都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讲。如果形势所逼不得不说两句，那就是“

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02

如果不得不唱颂歌，那就尽量唱小声一点

当潮流裹挟着所有人奔腾向前的时候，清醒独立的人就成了异类。

没有人能阻挡和抵抗这种裹挟，那么在这种裹挟中摆烂，也就成了难得糊涂。

在司马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局中，阮籍既不激烈抗争，也不主动吹捧，随命运之去来，逆来顺受、不问世事、做个怂包。

面对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勾心斗角的无耻官僚和虚伪嘴脸，阮籍再也不愤怒了。

过眼的腌臜破事和猥琐烂人，都随它去吧，既然无力改变现实，愤怒又有什么用呢？

愤怒可以出诗人，但更容易成为囚徒。最是愤怒无益处，书生束手且摆烂。

对于一个没有正义和操守的环境，呐喊与对抗终究是毫无意义的，你的所有努力都注定孤立无援，你追求的正义和对错更是无处伸张。

普通人在这种时局中只能选择顺从，让排队就排队，让闭嘴就闭嘴，让唱颂歌就唱颂歌。

当然，如果不得不唱颂歌，那就尽量唱小声一点。

如果不能清醒着抗争，那就顺从着摆烂。

司马昭野心篡位，让阮籍写劝进表。别人都写了，阮籍也只能顺从地写一篇。所能做的也就是别写的那么出彩，别劝的那么发自肺腑，只要应付的过去就行了。

时代的潮流如此，越清醒反而越痛苦，愤怒和抗争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如果不能同流合污的话，起码还可以难得糊涂，做个怂包，假装合群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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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的芦苇

与有肝胆人共事

从无字句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