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抗日英雄吉鸿昌被执行枪决，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

吉鸿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了为了心中坚定的革命理想，英勇就义。

但英雄肝胆亦有侠骨柔肠，在吉鸿昌被送往刑场之前，他心中最惦念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自己牺牲后，他们无依无靠，日子注定过得十分艰难。

早年参军，被“遣送”出国

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小山村中，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

母亲早逝，父亲吉茂松在靠在镇上经营一个小茶馆勉强维持生计。

吉鸿昌自幼就十分懂事，为了帮助父亲减轻生活的重担，吉鸿昌在家里经常做挑水、种庄稼一类的农活，或者挑着竹筐到镇上卖鸡蛋，为家中增添一些微薄的收入，他还会抽空帮助父亲照顾一下茶馆的生意。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吉鸿昌不愿再在家中务农，在他十四岁那年，他便独自去外面闯荡，来到县城的一家珠宝首饰店当学徒，这是吉鸿昌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没过多久，珠宝店便倒闭了，吉鸿昌只好辗转到周口镇的一家杂货行做学徒，在那里，年仅十六岁的吉鸿昌饱受欺凌，尝遍了人间苦难。

在吉鸿昌十八岁那年，刚巧碰到冯玉祥在河南一带招兵，年轻气盛的他不愿再过这种受人指使生活，于是便毅然决然地跑去参军，他的戎马生涯由此拉开了序幕。

吉鸿昌为人刚正不阿，参军后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无比，他为人简单、目标明确，既然选择了参军，就决定了为保卫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未有过丝毫地懈怠。

吉鸿昌入伍时正值青壮年，他身高一米九，仪表堂堂还能吃苦耐劳，很快就被纳入冯玉祥麾下，接受了特殊的训练。

由于吉鸿昌在军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一九一七年七月，吉鸿昌被调到了冯玉祥的手枪特训队，不久，就被提升为了连长。

一九三一年，我国东北地区遭受了日军铁蹄无情地践踏，吉鸿昌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抗日，绝不妥协，可是上级居然命令他与红军交战！

在民族仇恨前吉鸿昌分得孰是孰非，“倔强”的他坚决不服从这一指令，后果可想而知，他被剥夺了军权，并且被遣送出国学习反思。

心系祖国，壮烈牺牲

吉鸿昌的异国之旅，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在国外生活期间，吉鸿昌最深的感触就是国人的生活太过艰苦了，因此他便下定决心，回去之后一定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回国后，他就与我党展开了秘密合作，后来发展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吉鸿昌在美国时，为了对抗帝国主义者对国人的歧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特地找来一块木牌挂在身上，用红色的英文字体重重地写上了一句话：“I am Chinese!”。

他也曾怒斥陪同的使馆人员：“你会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丢人吗？我不会！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他还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同时谴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的妥协政策的行为。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吉鸿昌得知这一消息后，执意中断在国外的“学习考察”，历尽千辛万苦摆脱特务的监视回到祖国。

吉鸿昌抵上海后，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

一九三三年秋天，吉鸿昌几经辗转来到了天津。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他先找了一家不起眼的酒馆住了下来。

一九三四年，吉鸿昌与任应岐、南汉宸、宣侠父等人一起“谋划”足有十几万人参与的中原暴动。

为了方便联通与宣传，吉鸿昌还专门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用于机关刊物《民族战旗》的印刷。

好景不长，一九三四年八月，被派往安徽进行渗透和发动武装抗日的人员被捕，暴露了吉鸿昌在天津组织训练武装力量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晚，国民党特务郑介民、陈恭澍、吕一民等人持枪闯入了天津国民饭店二楼四十五号房——吉鸿昌、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秘密开会的房间，吉鸿昌不幸右肩中弹，被国民党特工局逮捕，在狱中度过了十余天的时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平陆军监狱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该两犯已供认不讳”的罪名，判处吉鸿昌与任应岐死刑。

据天津《大公报》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吉鸿昌披上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视死如归。

吉鸿昌倒在雪地上，大声朝着行刑者喊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坐在椅子上，吉鸿昌再次喊话“我是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而死的，我光明正大的死，你们决不能在我背后开枪，只能在我面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打出来！”

当行刑者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吉鸿昌最后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英勇就义。

吉鸿昌逝世后，他的四弟吉加昌亲赴北平，同嫂嫂胡鸿霞及其幼子幼女一起，将灵柩乘火车运至许昌。

然后由乡亲用马车将灵柩运回家乡吕潭镇安放在故居堂屋内，院中搭建了灵棚，一连数日接受亲朋、故友、乡亲们的吊唁。

吉鸿昌牺牲后，他少年时期的玩伴童运良，为他的身后事四处奔走，出了不少力，还主动提出要为自己的好友看守坟墓。

吉鸿昌生前创办了中山学校，在他牺牲后，这里的学生每年清明节都会开展扫墓和纪念活动。

一九六四年，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各地群众方便悼念的建议，征得遗孀胡鸿霞的同意，作出决议，将吉鸿昌烈士的遗骨迁葬于郑州“河南省烈士陵园”。

其实，早在吉鸿昌被国民党通缉时，他就料到自己终究难逃一死。虽然在英勇就义时视死如归，但是心中却十分记挂自己的妻儿。

妻子儿女，艰难度日

吉鸿昌英勇就义后，他的妻子胡洪霞就独自带着儿女过上了艰苦的生活。

得知丈夫为国捐躯后，胡鸿霞为尽快领回丈夫遗体，了解遗书的内容，冒着严寒来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但当局不许胡鸿霞领走丈夫的遗体取回遗书。

胡鸿霞万分焦急，她只好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换来了八万块钱，又费尽周折买通了监狱长，终于把丈夫的尸骨赎了回来。

在吉鸿昌贴身小褂的口袋里，胡鸿霞发现了一根小铅笔头和一张小小的香烟纸，上面写着几行字，一行写着‘不要告诉我太太知道’；另一行是‘不要厚葬’。

吉鸿昌为国捐躯之时，他们的儿子兰泰年仅五岁，女儿瑞芝也只有三岁，而胡洪霞当时也只有二十七岁。

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本名叫做胡月英，在与吉鸿昌相识之前，她就已经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

胡月英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读革命类书籍。一九二六年，吉鸿昌在兰州驻军时，胡月英便与他相识、相爱，随后结为夫妻，两人结婚后，胡月英才改名为胡洪霞。

丈夫去世后，为了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思念，胡洪霞毅然决定再次改名，这次，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吉胡洪霞”，并且遵从丈夫的遗嘱，搬出了租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培养儿女上。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天津一直都被日伪和国民党统治。因此，吉鸿昌去世后的十五年，是吉胡洪霞人生中最痛苦艰难的一段岁月。

吉胡洪霞孤儿寡母带着孩子们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四处“讨生活”，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国民党特务对烈士亲属的搜寻与抓捕十分严格，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吉胡洪霞走投无路，只得装疯卖傻。

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活像一个乞丐，她还会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在街上疯跑，就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管。

她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思考：吉鸿昌的遗孀也许因为丈夫的离世受到了太大打击，真的神志不清了。

既然这样，那也没有再监视她的必要了，让她自生自灭吧，吉胡洪霞就是这样保障了自己和孩子们的安全。

成功摆脱了国民党的监视后，吉胡洪霞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改名为傅伯英四处奔波流浪，还好得到了好友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才勉强依靠教书和编织一些小物件艰难度日。

其实，吉胡洪霞一直都在和国民党斗智斗勇，在她装疯卖傻蒙骗特务之前，就早就将她的女儿瑞芝送到了吉鸿昌生前的一名部下——邵兰波的家中，委托他照顾。

瑞芝来到邵家后，便改名换姓，与邵家的几个孩子一起生活，即便如此，母亲吉胡洪霞还是经常回去看她。

吉胡红霞时刻告诫自己的子女，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将父亲吉鸿昌的事迹弘扬出去，并告诉子孙后代，吉鸿昌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曾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过巨大牺牲。

时光飞逝，吉鸿昌的一双儿女很快长大成人。他的儿子成年后在教育领域工作，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并将父亲的英勇事迹讲给学生，激励他们努力读书，长大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则与父亲一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共产党，随后进入了民航局工作。吉瑞芝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与一个名叫郑慈云的优秀青年相识，他还是天津市民航局飞行大队的队长。一九六五年，两人经上级领导的赞同与撮合下走到了一起，并顺利办理了结婚手续。

女儿出嫁时，吉胡洪霞在两人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生活安定下来了，我也放心了，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幸福。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一个心愿，那就是将来为儿女后代取名字时，一定要带一个“吉”字，不要忘记你们的父亲是为国牺牲的！吉瑞芝毫不犹豫答应下来，后来给孩子取名的时候，都加了一个吉字。受过高等教育的她，还将父亲的事迹写成了多本传记。

吉瑞芝与郑慈云婚后育有一子二女，为了表示对外祖父的敬重与缅怀，他们还参加了《吉鸿昌》、《吉鸿昌传》等电影的排演。

一九五零年，吉瑞芝与母亲一同回到故乡为父亲吉鸿昌扫墓。在此后的六十多年时光里，她一有机会就四处宣讲父亲的事迹，让更多人了解民族英雄吉鸿昌。

吉鸿昌为国捐躯英勇牺牲，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前期虽然度日艰难，但是在各自的努力与亲友们的关怀照顾下，后期的生活也算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