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法国梅里将军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在返回法国的前一天，梅里将军在乌鲁木齐滞留了一天。

时任新疆军区司令的杨勇热情招待了梅里，用餐时，梅里仔细询问了杨勇将近半生的风云往事。

梅里意味深长地说：“您曾经是新中国有名的将领，我很期待能看到你写的回忆录！”

对此，杨勇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很遗憾，我根本没有准备写回忆录！”

当梅里询问原因时，杨勇又淡淡说道：“别人想要怎么写我不管，我是一定不会写的，我去世以后自然会盖棺定论！”

一、不写回忆录、警卫员劝说

不写个人回忆录，开国上将杨勇的作风一贯如此。

杨勇曾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在率领志愿军获得金城反击战的胜利后，秘书就建议杨勇撰写个人回忆录。

秘书询问杨勇：“我看别人都在写文章，您要不要也写一点？”

杨勇却对此不置可否，他摆摆手说道：“别人愿意怎么写是别人的事，我反正不会写，死了以后自然盖棺定论！”

杨勇之所以不写个人回忆录，是因为他认为每次战役的胜利都是党中央决策英明，自己无非只是一个执行人员，做了一点事而已。

杨勇曾对手下解释道：“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都会造就历史，但是，生前不该刻意宣传自己，死后自然有人给予评定！”

不仅如此，杨勇在审核各种回忆录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有关自己的那部分删掉，关于自己辉煌的往事，杨勇从不记述。

作为新中国有名的开国大将，杨勇几乎参加了从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所有的战役，而他自己却对此看得很淡。

在拍摄抗美援朝纪录片《英雄赞》时，身为志愿军司令的杨勇几乎不上镜，都是将镜头让给朝鲜的人民群众，这也使得杨勇一生都没有留下多少珍贵的照片。

1982年6月，怀念红军革命岁月的回忆录《回顾贵州解放》开始筹稿，负责人为此专门征求了杨勇的意见。

杨勇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事，不过依旧表示不要在书中提及自己，杨勇语重心长地说：“解放是大西南时，决策英明的毛主席，指挥得当的刘邓首长，英勇奋斗的战士和群众才是主角，我杨勇只是做了点事而已！”

后来，回忆录负责人再三向杨勇解释，这部回忆录只是在我党英明领导下，人民群众获得伟大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文明精神的典型。

杨勇最终才答应在《回忆贵州解放》中加上自己的篇章，他抱病写下了这篇回忆录，这也成为了杨勇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1982年，杨勇患上了肝癌，而且还是晚期，仅仅一个月过去，癌细胞已经扩散并布满了他的肝脏。严重的病情让杨勇饱受折磨，他虚弱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当时，刚刚有人提出了“安乐死”的极端治疗方式。

不愿忍受病魔侵袭的杨勇便与家人商定要“安乐色”，他无畏地说道：“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这不是拖累国家吗，与其浪费这些珍贵的药品，还不如给我一针，我活到这把年纪，也够本了！”

杨勇生病期间，谢绝一切来探望的人，即便如此，警卫员孙启增还是来到了杨勇身边，在孙启增的眼中，他早就将杨勇看成了自己的父亲。

孙启增劝杨勇说：“首长，您还是要多下地走走，这样每天躺在病床上，好人早晚也受不了啊！”

对此，杨勇却摆摆手说道：“不行了，双脚都肿得不像样子，鞋也穿不上了，走不了了！”

孙启增强忍着眼泪，将鞋帮剪开，并搀扶着杨勇下床，就这样，杨勇才勉强算是活动了一番。

活动过后，杨勇继续埋头看着报纸，孙启增又劝说道：“首长，不能再看了呀，再看就没命了啊！”

一旁的杨勇的妻子林彬一个劲地摇头，面对此情形，孙启增只能与林彬商量：“要不，让首长写一点东西吧！”

这时，旁边的秘书也对林彬说：“是不是让他说出来，写出来，心情就能好一些，病情也就能好转了呢？”

杨勇却严词拒绝了众人的劝说，他郑重地对众人说道：“该说的我早就说了，现在我不愿再说任何事！”

不久后，杨勇的病情开始加重，每天要便血十几次，浑身浮肿，嘴中也起满了水泡，曾经威武的身姿开始脱相。

二、老杨哥探望、最后的日子

一天，杨勇曾经的警卫干事张金芳也赶来探望，张金芳带着妻子急匆匆地走进了医院，紧紧握住了杨勇的手，而杨勇却是以责备的口吻询问道：“部队的任务这么重，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到我这里来呢？”

张金芳含着眼泪回答道：“老首长，就是工作再忙，我也要来看看您呐！”说完，张金芳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杨勇又关切地追问道：“你来这里，部队的工作怎么办呢？”

张金芳哭泣着回答说：“老首长放心，部队里我已经安排妥当了，我就是来这里看看您的，等您好了，我再回去！”

杨勇深吸了一口气，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点了点头，万千感动尽在这无奈的一瞬间。

遗憾的是，病魔却并没有因此放过杨勇，在那个年代，癌症基本等同于死亡，何况杨勇还是癌症晚期，死神已经悄然以待。

主治医生不忍心看杨勇遭罪，便向杨勇妻子林彬提出了补充营养的想法，医生意味深长地说道：“要不给他买点燕窝吧！”

燕窝向来是贵重且稀有的滋补食物，当时一斤燕窝的价格不是个小数目，这对杨勇俩说是极其“奢侈”的。

对此，杨勇生气地说道：“不许给我买这种东西，吃它干什么呢？能治病还是能长寿？国家这么困难，我宁可死也不吃！”

听到这番话后，主治医生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从医多年，见过癌症病人不计其数，但是，像杨勇这么大义凛然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党中央召开军委会期间，杨得志来到了北京，林彬急忙打点电话给杨得志说：“快点过来吧，再不来就真的见不到了！”

在此之前，杨得志已经来医院探望过许多次，只是，杨勇病情恶化得太快，就连他的妻子林彬也担心两人难以再相见。

作为毛主席口中的“三‘杨’开泰”，杨得志和杨勇有着深厚的情谊，每次两人相见，杨勇都会亲切地称杨勇为“老杨哥”。

这个称呼还是源于红军时期，当时，毛主席率领红军进行东征，在胜利的干部大会上，杨得志和杨勇第一相识。两人推杯换盏，互相谈论对军事斗争的看法，杨勇听说杨得志比自己大两岁，便随口叫了一句：“老杨哥”。

可现如今，杨得志依旧是老骥伏枥，杨勇却走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杨得志不断地安慰杨勇，并嘱托他要按时吃药。杨勇握住杨得志的手说：“老杨哥，你不要为了我而分散精力啊！我的病情什么样我自己心里知道，那些药都已经不起作用了，还是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面对杨勇的一番感叹，杨得志只能尽力鼓励他，在走出病房的那一刻，杨得志忍不住老泪纵横。

当杨勇被医生告知自己最多还剩两个月时间时，杨勇表现得十分平静，只是淡淡地对家人说：“医生和我说还有45天左右！”

随后，杨勇给自己最后的日子作了“紧密”地安排，抛开10天可能不清醒的情况，用其中5天处理私事，这样还剩30天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够我处理许多工作！”杨勇笑着说道。

每当有人以“探望”的名义来到医院师，杨勇都会无一例外地拒绝，甚至还在病房的门口挂上了“谢绝探视”的牌子。

有一次，杨勇的一位老下属来到病房探望，护士以“首长已经休息了”为由拦住了他，这位下属的眼睛瞬间就红了，于是哭着请求护士说：“我马上要去外地任职了，这一次见不到老首长，恐怕以后就再难见到了！”

护士见此情形，也不由得开始心软，并允许他看望杨勇，杨勇也没有生气，而是语重心长嘱托老下属说：“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一样，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听从党的领导！”

然而，每当有人来向杨勇汇报工作时，杨勇总是不厌其烦地接见，甚至不顾休息和吃饭的时间。

不仅如此，在病房的杨勇依旧保持着以往的工作习惯，每次与人谈论工作，他总会支开家人，不许家人打听任何信息。

三、坚强的意志、生命的终点

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杨勇一直坚持完成它所负责的工作，每当精神好一些，他就撰写对军队建设的建议，甚至，杨勇就连哪个部队的电机还没有修理都一清二楚。病魔虽然摧残了杨勇的身体，却没有消磨他的意志，虚弱无力的杨勇时常与周围的人说说笑笑。

主治医生来查房时，杨勇总会率先开头说道：“我今天感觉很好，很不错，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主治医生却刻意躲避杨勇的目光，面对这位坚强而又乐观的首长，他感到既钦佩又愧疚，只能尝试转换其他话题。

与杨勇同在一个病房的病人，都是癌症患者，杨勇是病情最重的一位，同时也是最乐观的一位。

自从杨勇住进病房后，他的生活似乎变得简单起来，每天工作完成后，杨勇都会在妻子的搀扶下散散步。

即使杨勇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也会大步流星地走几步，回味着曾经从军时的光辉岁月，即便妻子林彬反复提醒他要慢一点，而杨勇却不舍得放弃军人的姿态，同时又不得不顾忌妻子的关心，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杨勇便会对着妻子傻笑。

在杨勇住院的时光里，妻子林彬和女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不舍得离开半步。

杨勇刚住进医院时，还能在林彬的陪伴下下床散步，但是，随着病情的恶化，加上杨勇不辞辛苦地工作，半个月后杨勇就难以自理，即便如此，依旧坚持要自己下床散步。

从杨勇得知自己病情的当天起，他就拒绝做任何治疗和化疗，理由是不愿意浪费国家的钱，女儿哭着请求杨勇，也没能改变他的心意。

杨勇抚摸着女儿的头说：“爸爸这一生，都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就连死也都是快节奏！”

在生命最后的几天时间里，杨勇积极配合医生的工作，不到万不得已，他从不主动叫医生和护士帮忙，刻意为医院工作人员“减负”。

在面对家人和来探望的同志时，杨勇总会强颜欢笑，不愿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在弥留之际，杨勇仍在为别人着想。后来，杨勇严重得已经不能再呼吸和吃饭了，全身上下被插满了管子，坚强的他也从未呻吟过一次。

支撑杨勇活下去的除了坚强的意志，还有他放不下的工作，昏迷和死亡阻挡不住杨勇对工作的激情，在与死神的追逐赛中，杨勇在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

杨勇生命最后的两天，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杨得志和中央军委的人都赶到了医院，众人守在杨勇的病房门外，期待地看着显示器的曲线。

只可惜，杨勇最终还是没有斗过死神，当显示器上的曲线消失，一条平缓的曲线出现时，杨勇安静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1983年1月初，叱咤风云半生的杨勇将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因为曾为新中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杨勇死后被葬在八宝山公墓。

当时，杨勇的二儿子杨冀平对杨勇的资料记述提出了异议，他表示父亲的年龄是69岁，而不是70岁。

杨勇的出生日期是1914年，而杨勇之前通报年龄时，总是按照农村的习俗，通报虚岁，这就造成了骨灰盒上的年龄错误。

杨冀平将此事反映到党中央后，相关的工作人员又仔细核实了资料，并将骨灰盒上杨勇的年龄更正了过来。

在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亲自来送别这位“老战友”，杨勇生前的许多亲朋、战友和属下也纷纷到场。

按照杨勇生前的遗愿，死后不开大型追悼会，简单地走个流程即可，只是，这位开国大将的送别仪式注定不凡。送行的路上，原定6000人的队伍，很快就演变成万人长队，人民群众自发赶来送杨勇最后一程。

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所说：“为人民服务的人，人民永远都会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