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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精神原则的变化与对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影响
坐落于罗马梵蒂冈城圣彼得继承人的宝座一向是人类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源泉之一，越了解世界历史的变迁，就对这座小小圣城中尊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怀有越多的忌惮。
即便抛开中世纪代天治世的绝对教皇权威，现代历史中的教皇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
1、1790年，在法国大革命走向恶化的关键历史进程中，关于法国教士宣誓效忠的事件中，罗马教廷的拒绝立场使得整个法国政局走向溃烂，保守派与激进派自此互相残杀；
2、1815年后，梅特涅在欧洲的稳定统治离不开他与教宗庇护七世、额我略十六世之间的良好关系，教皇对奥地利首相的支持，使得梅特涅的政策在意大利和巴伐利亚、捷克、匈牙利从未遇到挑战；
3、1846年，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和反旧制度倾向的教宗庇护九世的上位，激发了整个意大利、法国和中欧天主教地带的反体制思潮，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之源头即是罗马城圣彼得的宝座之上坐了一个半心半意的革命家；
4、1872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因为南部德国的天主教问题与罗马教宗之间爆发了一场他生平最艰难的政治斗争，此次冲突让俾斯麦意识到罗马教宗的权力和政治能量之大，于是他写下了一份这样的外交文件，试图联合各国约束教皇的权力，尽管一败涂地。
[ 注：《俾斯麦对德国对外代表的外交机密通传》(1872年5月14日于柏林出版，由FBM Hollyday翻译)
俾斯麦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宗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为所欲为的，他必须受到约束……（关于教宗选举）协定已结束这世纪的开始时产生的……实际上，教宗随时随地能将自己提升至之前的位置，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主教成为了教宗的工具，其官员也没有责……相对于政府……这权力是因着教宗的无谬误的，是世上一种完全绝对的权利。在政府承认新教宗的地位，并给予教宗行使权力的特权前，他们必须问清楚自己选举的选择，以及他们选择的人能否保证不会滥用这些权力。” ]
5、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只有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能够且敢于在意大利境内公开直接地抵制墨索里尼的权力，[ 注：1931年6月29日，教宗发布了“我们不需要”通谕(Non abbiamo bisogno)，向墨索里尼的教育政策发起猛烈抨击，墨索里尼面对天主教世界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让步屈服 ] ；教宗庇护十一世还敢于直接干涉、挑战阿道夫希特勒政府的德国青年人教育政策[ 注：1936年12月1日宣布，德国政府宣布所有青年都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接受“希特勒青年”教育。教宗为了答复这种政策，与教廷的国务卿巴塞里枢机主教(庇护十二世)在1937年3月14日草拟了“极度关切”通谕。这道用德文写的通谕，避过警察的监视，并于1937年3月21日棕树主日当天，公布在全德境内的天主教堂，希特勒对此不得不予以澄清 ]
以上这些都体现了罗马教宗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的实质——教宗在各国天主教徒心中乃是不同于本国世俗政权的并行政府，这种认知不仅仅体现在心灵之中，更表现在具体的组织上，天主教堂即是罗马教宗在各国成千上万天主教教徒中的行政中心，在特定时刻就可以发挥具体的实质组织力量，并受到罗马教廷的指挥。
这一点，在近现代天主教国家的历次重大历史事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此，梅特涅亲王在1848年大革命之后就曾有过感叹，“圣彼得的位置上必须坐着一个合适的人，不然，欧洲可真有的好看了。”
罗马教皇保禄二世与美国总统小布什、老布什的会晤，体现出其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威慑
保禄二世的精神世界及其当选教宗对苏联阵营的意识形态影响
若从事后来看，在苏联大帝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三个人的上台可以看做是历史变迁的重要节点，他们分别是：1985年的戈尔巴乔夫上台、1981年的里根上台和1978年保禄二世上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影响力很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但保禄二世的重要性则往往被忽视，这可能是中国人无神论的认知框架空白。
但实际上，对于苏联帝国来说，保禄二世上台的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保禄二世本名沃伊蒂瓦出生于波兰，经历过德国对波兰的占领，具有强烈的波兰人民族主义本能，极为反感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并对苏联代表的意识形态抱有刻骨的厌恶，是哈德良六世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宗。当这样一位反苏联的波兰人占据了教宗的位置，那么必然会对苏联帝国支配下的波兰、立陶宛、西乌克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天主教地区造成巨大的政治冲击——对此，布热津斯基说得很好，“犹如一柄基于精神力量的利剑，直接越过苏联大帝国的坚兵利甲，插在了东方阵营的心脏之中”。
除此之外，保禄二世的反苏精神原则同样有利于英美争取拉丁美洲、南欧和其他世界范围内的天主教国家更加激烈的对抗苏联。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大帝国的统治者却未能如那位伟大的亲王般，意识到这是历史节点的到来——一场酝酿于苏联世界心腹地带天主教文化区的巨大危机将因罗马圣彼得继承人的更替而不可避免。
[ 注：1846年6月16日，当新任教皇庇护九世以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推进自由化改革，他先后大赦政治犯、放宽书报检查制度，并任命一个委员会改革教宗国的行政、法律和教育制度，还召开咨商会议使意大利各地为之一阵而开始改革。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亲王即以极强的敏锐意识到重大危机的到来，深知不可遏制的天主教世界动荡将无法遏制，哀叹，“我的末日来了” ]
1979年，保禄二世访问波兰，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迎接，数百万波兰天主教徒奔赴华沙聆听教宗的讲话，一个波兰人的教宗和教宗访问波兰过程中激发的热情，以及教宗强烈的反苏意识形态，使得波兰的事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波兰反苏工人运动：从天主教教堂中诞生
保禄二世上台后，不仅仅是激发了波兰人的宗教热情和民族自信心，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了波兰反对派政治诉求的表达，这是一个对于苏联大帝国来说非常危险的举动。
在保禄二世的支持下，教廷不仅纵容波兰天主教教堂庇护波兰反对派人士，而且允许这些反对派利用教堂场合在教徒聚集的情况下发表意见，鼓动人心。这种举措为波兰反对派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在教廷的默许和鼓励下，后来撕碎苏联大帝国的团结工会领导层就是从波兰天主教堂的弥撒仪式上崛起的，无论是Anna Walentynowicz，还是瓦文萨，他们都是在教堂中建立了自己的受众，拓宽了自己的影响力，并形成了强大有力的组织——足以冲垮整个苏联帝国的工人组织。
Anna Walentynowicz（左二）等早期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在工人教堂中弥撒，以这种合法仪式实现政治力量的聚集
瓦文萨等团结工会高层开会，背后是象征着教宗权威的十字架
1981年1月到11月苏联、波共VS梵蒂冈、团结工会，双方就镇压问题的反复博弈
在上文《》中，在1981年8月到1981年12月之前，我们讲到，随着波兰团结工会的壮大和波兰政府的妥协，以及波兰团结工会作为反苏政治力量的合法化，波兰面临着极为紧张复杂的局面。
1、苏联政府的利益和目标
从苏联角度来看，苏联政府不可能容忍苏联阵营的核心地带出现一个公然反苏的政治团体，这几乎是在苏联帝国的心脏上刺了一个喷血的巨洞，并促使其他东欧国家甚至苏联本身效法（后来事态也果然如此），对波兰工会的镇压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唯一需要选择的就是：到底是迫使波兰政府自己镇压团结工会，还是苏联派遣大军镇压？
对于苏联决策层来说，如果派遣苏联军队镇压团结工会将会使苏联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和经济损失，相比之下，迫使波兰政府镇压则是一个更适宜的抉择。从1980年后半年到1981年11月，苏联政府为了迫使波兰政府亲手碾碎团结工会，与之进行了长达十六个月的艰难谈判。
2、梵蒂冈教廷的利益和目标以及局势的暂时缓和
在这个过程中，梵蒂冈的教廷与苏联政府同样进行了密集的交涉。从保禄二世的角度看，他绝不希望自己的祖国被苏联大军扫荡，同时极力希望保全团结工会的幸存，所以梵蒂冈在此期间的波兰政策目标，针对三个不同的交涉对象，目标各不相同：
1、教廷希望阻止苏联政府派军队入侵波兰；
2、教廷希望阻止团结工会发起新的大罢工挑战，刺激苏联军队入侵；
3、教廷希望阻止波兰政府镇压团结工会，如果不能做到，也要确保团结工会生存；
从1980年底开始，梵蒂冈就此进行了诸多努力，保禄二世通过各种渠道与苏联交涉，试图说服苏联放弃入侵波兰，但未能取得进展；
1981年4月底，波兰政府领袖卡尼亚和波兰军方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得到讯息，称波兰团结工会将发动激进的暴力事变，为了避免灾难性后果，波兰军政领袖乃要求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教廷在波兰代言人）说服波兰团结工会放弃激进计划，雅鲁泽尔斯基扬言，“只需要再出现一次大罢工，我就不得不宣布军管，包括向俄国人求援”。
保禄二世乃要求维辛斯基迫使团结工会放弃罢工，据瓦文萨回忆，80岁高龄的维辛斯基当场跪在他的身边，抓住他的衣服，要求他放弃罢工，否则他将祈祷到死。瓦文萨后来叹道，“我无法拒绝这种情感讹诈”，就这样罢工取消了。苏联也宣布军事降级，一时间风险似乎降低。
3、苏联下定决心迫使波兰当局镇压
但是，到了1981年5月12日，随着波兰团结农会继团结工会之后的合法化，波兰形势继续恶化；6月波共中央委员会上，波共保守派一败涂地，波共内部自由派获得了更多话语权，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更为剧烈的政治风险似乎不可避免。
苏联决策者终于看到了波兰局势恶化带来的不可遏制之失控风险，在东欧各国保守派和强硬派的支持下，勃列日涅夫乃压迫波兰领导人对波兰团结工会镇压，苏军重新开始陈兵波兰边境，局势重新紧张起来。
9月，苏联成功说服波兰当局准备军官方案；10月18日，波共温和派领袖卡尼亚下台，相对强硬的雅鲁泽尔斯基掌握大权；11月3日，波兰外长访问莫斯科，双方敲定了对团结工会的镇压方案。
至此，梵蒂冈试图防止团结工会遭到镇压的目标失败了，其不得不将目标转向于保全团结工会，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1981年4月-1982年6月，美国与教宗就波兰问题的实质协调与反苏同盟的成立
西方报刊关于教宗与里根结盟的说辞
教宗迫切需要保存团结工会，这是教廷在团结工会成立后其波兰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当苏联迫使波兰政府决意武力镇压团结工会时，事实上仅凭教廷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保护波兰工会的，教廷需要美国的支持，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针对苏联和波共的情报，都是如此。
从美国的角度看，在整个八十年代，波兰问题一直是里根对苏联政策的核心，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回忆，当时他们召开安全会议，总是离不开波兰问题。与教廷一样，里根政府将团结工会视为刺往苏联帝国心脏的一把锋锐的匕首，它必须得到保全，在这个问题上，里根政府与教廷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
不过，与教廷不同的是，里根政府在波兰严重缺乏能够与团结工会直接接触的准确情报，美国政府需要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情况，据此作出反应。这方面恰恰是教廷的长处，教廷在波兰拥有庞大的宗教网络和发达的情报系统，更重要的是，教廷本身就是团结工会的主要支持者，对团结工会的了解可谓极其准确。
1980年4月下旬，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出访教廷，获得了第一手对团结工会的准确讯息，尽管双方未能签署实质性协议，但却打开了情报分享的开端，从此比尔凯西每次访问欧洲，都会首先拜访梵蒂冈，与教廷协调分享关于波兰的情报。
双方关于波兰的情报各有所长，美国对波兰政府内部的情报较为准确，这可以帮助团结工会避开波共的镇压；教廷则在团结工会方面的情报较为准确，这可以里根政府更好地支持团结工会，限制苏联和波共：
这一时期担任梵蒂冈副国务秘书的大主教西尔威斯特里尼后来回忆道：“有关波兰的情报工作我们是安排得很周到的，因为主教们同圣都梵蒂冈和团结工会之间始终保持着接触。他们告诉我们监狱里的情况，团结工会的活动和它们需要什么，以及波兰政府的态度和内部分裂情况”；里根的第一任国务卿黑格也高度评价教廷情报系统的价值：“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梵蒂冈获得的团结工会的信息肯定比我们获得的既准又快。虽然我们也有获得信息的良好渠道，但要送到我们手里，时间较长，因为这些信息要通过官僚式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处理。” [ 注：Carl Bernstein，1994，《The Holy Alliance》 ]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团结工会遭到镇压之前，教廷与里根之间的情报分享和交流是较为有限的，1981年4月比尔凯西试图会见梵蒂冈国务大臣卡萨罗利的努力就遭到拒绝，因为当时教廷也在努力与苏联交涉。等到了1981年底团结工会被镇压后，教廷与苏联彻底撕破脸。教宗与里根政府之间的合作就不再设限，双方围绕着如何保护团结工会进行了密切的协调。
1981年12月13日，当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宣布镇压团结工会后，波兰同世界上非苏联阵营的电讯联系完全被切断，团结工会的6000多名煽动家被拘留，美国政府对其中的情况几乎是一团漆黑。
对于美国政府和教宗的反应，披露水门事件的美国著名记者Carl Bernstein在他的《The Holy Alliance》这样写道，“当时里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教皇保禄二世打电话，询问该怎么办。黑格（ 里根 的第一个国务卿）派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沃特斯作为大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以便完成“特殊使命”。沃特斯抵达罗马后，既会见了教皇，也会见了红衣主教恺撒罗里。双方一致认为，团结工会之火不能就此熄灭，必须把苏联孤立起来，对波兰政府既要施加强大的道义压力，也要施加一定的经济压力 ”，这实际上是里根与教宗第一次就波兰问题的通话与协调，这代表着双方在波兰问题上形成了行动目标的共识。
此次通话后，里根政府与教廷升级了彼此的情报分享流程。中央情报局将获得的波兰政府内部情报确保第一时间发送给教廷，帮助教廷协调团结工会的指挥和隐藏工作；而教廷则将自己知道的波兰团结工会情报第一时间分送给 里根和比尔凯西。
1982年5月中旬，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个秘密文件（编号为NSDD32），批准在东欧各国采取经济、外交和其他秘密活动，以抵消苏联控制东欧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涉及的是要在波兰采取行动——主要是通过与教廷的合作，帮助团结工会的秘密活动。
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保禄二世在梵蒂冈皇家图书馆第一次会见，他们交谈了50分钟。在这次会见中，里根同教宗商定，双方要在波兰采取协调的大规模秘密行动，尽全力保全团结工会的生存。
这代表着教宗与美国之间的反苏意识形态“神圣”同盟成立，就这样，一柄能够轻易越过苏联百万大军防御的强大精神匕首就这样逐渐成型了——它将扎向苏联大帝国的心脏，毁灭这个令人恐惧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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