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王选放弃50万年薪，带着108位中国老人与日本抗争20年之久，打了41场官司，并为此错过生育。历史学家评价：“如果中国有两个她这样的女人，足以将日本沉没。”

1969年，17岁的王选为了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作为知青来到浙江义乌崇山村，那里恰好是父亲的老家。

王选来到崇山村后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村里很多老人都得了烂脚病。他们大都被后代嫌弃，无人照料，乡亲们也对他们敬而远之。其中不少人承受不住压力，因此自尽。

王选想从父亲那里寻找答案，却得知了一段惨绝人寰的过往。

原来，这都是当年日本投毒造成的惨剧。村里不少人因此染上鼠疫，其中就包括王选的姑姑，和年仅13岁的叔叔，他们甚至还没咽气就被丢在野地里等死。

更可恶的是，日军以防疫为名强行闯进村子，对那些身体溃烂的人进行解剖，其中甚至有活着的人，就这样生生在疼痛中死去。

在这个惨无人道的事件中，光是王选家中就有8位亲人因此丧生，全村共396人罹难。那些染了病却侥幸活下来的人，至今还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这是王选第一次听说细菌战，她的心里从此埋下国仇家恨的种子。

四年后，王选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义乌当英语老师，并在那里结了婚。

老师是一份安稳的工作，但王选心中始终有着外出看世界的冲动。直到35岁那年，她终于跟着开贸易公司的老公去了日本。

她一边学日语一边读书，两年后在筑波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并进入丈夫的公司高薪任职。

199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是3名崇山村村民要求日本就731 部队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事情道歉并赔偿。

这篇文章重新唤起了王选尘封的记忆，老人们一双双不堪入目的烂脚，时隔多年再次想起依旧触目惊心。

王选似乎感受到宿命的召唤：“只有我，才能把难懂的义乌话翻译成日语。”

她很快联系上3名要求日本赔偿的村民之一王焕斌，表达要提供帮助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个费力可能还没有结果的事情，根本没人愿意碰。所以对于王选的到来，王焕斌万分欣喜。

之后的日子里，王选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整理并翻译了大量资料。后来她干脆辞掉工作，专心帮助家乡那些饱受摧残的老人，并将108位受害者组成诉讼原告团。

1998年初，王选终于以团长的身份，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

东京法庭上，王选拿着厚重的资料作为证据，声泪俱下地还原几十年前的那些过往。法官也被她感动，却始终不肯承认那段历史，对于赔偿问题更是避而不谈。

王选知道这条路很艰难，却依然不肯放弃。

有人劝她：“你拿着50万年薪，本可以过得很舒服，何必去趟这趟浑水？”

王选却十分坚定：“日本犯下的罪，应该被世界了解。”

之后4年里，开庭十多次，王选从不缺席。她不惜散尽百万家财，用汉、英、日三国语言到各国到处演讲，让更多人了解那段血淋淋的历史。

终于，在一审判决书上，日本依然拒不赔偿，但至少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

官司虽然还是输了，但王选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评价道：“只要中国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足以令日本沉没。”

这件事让王选名声大噪，一时间不少中国企业找到她，表示愿意提供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可她并没有接受，而是一头扎进美国国家档案馆，在600万份资料中耗了整整一个月，之后继续坚持上诉之路。

只可惜，她如此努力，十多年的时间里前后出庭高达41次，并因此耽误了生儿育女，却还是没能改变审判的结果，日本依然只承认事实，却拒绝道歉和赔偿。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受害者含恨而终，那些活着的人依然饱受煎熬。于是，王选将重心转移到救助这些老人身上，并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

终于在2014年，炭疽病造成的创面难愈的问题被攻克，20位烂脚病老人接受了免费治疗，其中8人康复出院。

王选这才安心：“我努力了20年，终于看到了结果。”

日军侵华期间害我中华儿女无数，单用细菌和生化武器造成的死亡人数，就高达100万之多。而这个数字，就是在王选的坚持努力下，才逐渐清晰。也正是她的无私付出，才让这件事被更多人认知。

这笔血债我们不能忘，更不敢忘。但这条路道阻且艰，我们一定要像王选那样坚定地走下去，才算不辜负先辈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