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9年，曹丕驾崩，幼帝曹芳继位。

对于曹魏而言，这个继承人的接班过程也并不太平，最终在刘放和孙资的干预下，曹睿才废掉了燕王曹宇以及夏侯献，曹肇等人的辅政，而代之以司马懿和曹爽辅政。而司马懿和曹爽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争夺。

面对曹魏这种乱局，东吴的孙权怎么能放过机会呢？于是孙权分兵四路伐魏的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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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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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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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公元239年曹睿的驾崩对于东吴和蜀汉其实都是一个机会。但蜀汉从诸葛亮去世后，自身内部的关系都没有理顺，而又出现了南部蛮夷的叛乱，所以蜀汉并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再次进行北伐。

而东吴的孙权却没有放过这次机会，看到了幼帝曹芳继位，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开始争权，正是一个难得的时机，所以孙权就开始准备全面伐魏。

但在伐魏的战略上，孙权和其大臣之间却产生了分歧。

在《资治通鉴》上记载了零陵太守殷札劝谏孙权，建议其倾东吴全国之力，同时联络蜀汉，同时向曹魏发动全面的进攻。

殷札给出的建议是蜀汉攻魏，牵制曹魏关中和西北的主力军队，而东吴的军队分成三路，其中西路攻襄阳，中路攻寿春，而孙权应该御驾亲征，直接率军队进军淮河以北，剑指青州和徐州。

从殷札给出的建议来看，其战略目标就是抓住曹魏目前内部混乱的机会，毕其功于一役，让曹魏顾首不顾尾，很可能曹魏就此解体而被消灭。

但孙权最终却没有接纳殷札的建议，而是采用了一个相对保守的方案。

孙权的方案是兵分四路，让卫将军全琮进攻淮南。威北将军诸葛恪进攻六安。征北将军朱然进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进攻相中。相比较殷札的方案，孙权这个方案虽然由三路变成了四路，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进攻只有两路，就是全琮突袭寿春和朱然进攻樊城，而诸葛恪和诸葛瑾的进攻都是对这两路的一个策应而已。

从后来的战果来看，东路的全琮突袭寿春还是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其实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东吴进攻曹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集中在合肥的争夺，东吴并没有占到便宜。后来满宠建了合肥新城，远离了水道，使得东吴进攻更为困难，但又给东吴一个另外的契机，就是越过合肥，直接攻打寿春。

为什么这次孙权敢于直接攻打寿春，也是源于238年的时候，当时与东吴对阵的满宠就升任太尉，离开了与东吴对阵的前线。孙权之前吃了满宠很多亏，满宠的离开自然是一个利好，所以孙权才选择了相对激进的进攻寿春。

而当时防守寿春的是王凌和扬州刺史孙礼。提到王凌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在一文中我们就曾介绍过王凌，作为王允的侄儿，王凌在曹魏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对东吴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当时孙权才要诱杀王凌，而曹魏的间谍隐蕃为了救王凌才不惜暴露。所以王凌的能力也是被曹魏和东吴都认可的。而孙礼是曹爽的大将军长史，也是一员猛将。

当全琮面对王凌和孙礼的大军时，一场血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面对全琮大军逼近寿春，王凌和孙礼认为死守寿春太过被动，不如趁敌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于是他们率领少量精兵对吴军发动进攻，双方在就寿春之南的芍陂展开了一场血战。

这一战打从清晨打到日暮，魏军死伤过半，一度陷入危机。但孙礼却一直冲锋在前，他的战马也多次被刺伤。为了激励士气，孙礼冒着巨大风险擂鼓助战，终于扭转了局面，东吴中郎将秦晃所部千余人被全歼，随后双方各自罢兵。但突袭寿春的战略意图在这场战役失败后，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所以东吴的东线进攻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而在西线战场上，可圈可点的就是朱然进攻襄樊。从战争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当时诸葛瑾进攻柤中就是对当地进行劫掠，以对朱然的进攻进行策应。而西线的主要意图就是拿下襄樊。襄阳和樊城隔水相望，朱然选择跳过襄阳，直接重兵包围了樊城，这根当年关羽的战略是一样的。

面对樊城的危急局面，荆州刺史胡质的援兵迅速赶到，让局势已然危急的樊城稳定下来。而樊城作为大城，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当年关羽也是包围樊城很久攻不下来。所以朱然再次陷入了和关羽当年一样的局面。

面对这种对峙，曹魏方面司马懿坐不住了，主动请战，远征樊城。对于司马懿这种行为，当然一方面是可以借机远离朝堂的是非，避开曹爽的打压，而通过远征，将南方的军事权力拿稳也是司马懿的一个目的。

当面对如同老狐狸般的司马懿，朱然就显得若逊一筹了。首先司马懿为了稳定军心，先选择了一支轻骑兵快速突进，挑战朱然。而面对司马懿的轻骑兵，朱然没有必胜的把握，选择了按兵不动，而面对敌人的挑衅按兵不动，自然士气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而之后司马懿才出动精锐，准备与朱然决战。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朱然决定退兵。但司马懿怎么能放过这到口边的肥肉呢？待吴军行至淯水（今白河）和沔水交汇处的三州口时，魏军发动了雷霆一击。吴军猝不及防，被斩首及俘虏的多达一万余人，同时还丢掉了大批物资。这一战也以东吴的大败而告终。

而在东吴伐曹魏的战斗中，东吴的诸葛瑾的去世也让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诸葛瑾的去世，让东吴的西路大军的部属就要全部调整，所以孙权也只能选择了撤军。

从这次东吴进攻曹魏来看，虽然孙权也是采用了四路大军攻打曹魏，但相对比殷札的方案，还是保守了很多，攻击的点实际上还是传统的襄樊和寿春（以前是合肥），而诸葛瑾和诸葛恪的大军只是劫掠和策应，所以总体感觉孙权并没有想全力进攻，还是能打就打，打不下来就占点便宜，掳掠一些资产和百姓。而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想要消灭曹魏。

为什么孙权没有想要趁曹魏人员动荡而直接全力伐魏呢？其实原因很多，一方面当时蜀汉方面诸葛亮死后，战略也偏保守，并没有配合东吴伐魏。其次我们前面讲到吕岱平息廖式叛乱，东吴的后方也并不安定，所以孙权也不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面对曹魏作战上。第三就是从当时东吴的内部形势来看，大部分的江南本土派别都不支持孙权的北伐，都更愿意偏安一隅，所以东吴的北伐在失去了江南豪族的支持后，已经难以为继了。

其实这就跟抗疫一样，虽然从科学上讲，让病毒肆虐并不是一个好事情，毕竟死亡率再低的病毒在高传播下绝对死亡人数也不会是小数目。但是当大部分百姓对于防疫已经疲倦了的时候，防疫也就失去了势，放开也就是一个必然。这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情势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疫情不仅仅是科学的事情，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用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去解决就是这个道理。孙权一个人想要北伐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背后已经失去了支撑的基础，如果孙权执意北伐，可能得到的不仅仅是失败，更是其在江南的统治。

而孙权的东吴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孤例，刘备的志向是复兴汉室，而到了刘禅让益州派当政之后，就只剩下偏安一隅了。而宋朝退守江南，江南派主政之后，复兴北方就已经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