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出使欧洲的宋育仁提出了一个惊天设想——贷款购买外国舰船,雇佣海外军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从菲律宾出发,北上奇袭日本东京和长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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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看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操作性,而且他很快就购买好了舰船,备齐了弹药和人员,组建了一支海军,准备交给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指挥。

可就在这支海军整装待发时,却被怯战的慈禧紧急叫停,同时慈禧还以“妄生事端”为由,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项一律作废,并急召宋育仁回国。

可以说,要不是慈禧拦着,宋育仁很可能就打到了日本东京,奇袭日本计划也未必不能成功,那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清末奇人宋育仁:

宋育仁在1857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大岩乡(今仙市镇),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双双离世了,这对于年幼的宋育仁来讲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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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宋育仁并没有自此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地读书,后来他先后考中秀才、举人,并通过了会试、殿试,成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甲第46名的进士,进入翰林院工作。

此时,宋育仁还不到30岁,对于自幼父母双亡的他来讲,绝对拥有了可以炫耀的资本,也达到了当时绝多多数读书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张变革、向西方学习,是重庆维新运动的倡导者,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894年,宋育仁被清政府派往欧洲,他跟随公使龚照瑗抵达欧洲后,担任了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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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欧洲后,宋育仁认真考察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况,同时他还经常出入各大场所、英国议院、学校,全面拓展丰富了自身视野和思想体系。

同时,他还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成了《采风录》4卷,详细记录了西方的社会体系、风俗习惯,同时也在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宋育仁心急如焚,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他却时刻关注着战况,想通过自己所学为清政府建言献策。

此时的宋育仁正在伦敦,由于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所以宋育仁暂时代理了龚照瑗的职务,他也利用这一身份积极与西方各国沟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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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清政府在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万分悲痛,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段时间以来的学习,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奇袭日本,想要借此实现反败为胜的逆转。

宋育仁认为,日本精兵强将都陷于海战之中,这势必会导致日本本土防卫力量空虚,如果此时奇袭日本本土,必然会给日本以重创。

宋育仁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不但能快速制定这种惊天计划,还能立即着手实施,他在向清政府报送这个计划的同时,积极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联系,希望能获取他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宋育仁找到了刚刚结识的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迪克特银行经理格林,以清政府的名义,向康迪克特银行借款3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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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宋育仁就拿着这些借款,将英国卖给阿根廷、智利两国的5艘军舰、10艘鱼雷快艇买了过来,同时他还雇佣了2000名澳大利亚水兵,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组建出了水师一旅。

宋育仁的计划是,把这支水师伪装成澳大利亚商船的随行护卫舰船,然后以保护澳大利亚商团为名,从菲律宾出发一路北上,对日本长崎和东京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澳大利亚是英国的属地,那些西方的商会本身就有自行招募水师以保卫商船的权力和惯例,而且甲午战争打响后,澳大利亚的商船为了自保,早就筹建了水师。

所以,宋育仁让这支水师伪装成商船的护卫舰船根本不会遭到日本的怀疑,而且宋育仁还打算让水师悬挂英国国旗,这样就更能够掩人耳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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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宋育仁的计划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而且他组建水师的力度和速度也超乎寻常的快,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设想实施,给日本本土予以重创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可就当宋育仁把舰船、武器弹药、战斗人员等各项事宜筹备妥当,并准备把这支海军交给琅威里指挥时,变故突然来了。

原来,由于当时通信渠道不畅通,再加上宋育仁的准备速度太快了,所以清政府根本不知道他干的这些事。

而且,之前回国述职的公使龚照瑗已经返回欧洲,当龚照瑗得知自己不在这段时间,宋育仁干的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时,被吓得六神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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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照瑗认为此事非常不妥,特别是还没有提前向清政府报告,就敢贷款组建水师,绝对容易惹上麻烦,于是龚照瑗一边紧急暂停了这件事情,一边通过加急渠道向清政府做了汇报。

此时,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正准备跟日本谈和,得知这件事情后,李鸿章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在“妄生事端”。

随后,慈禧立即下旨,让龚照瑗负责监督宋育仁,把组建好的水师解散,同时为了防止宋育仁抗旨,还紧急下召让宋育仁回国。

对此,宋育仁只能仰天长叹,他没想到这个奇袭日本的计划没等实施就胎死腹中了,最终他只能无奈地回国。

不过,在回国路上,他把这件事情详细地记录下来,写在了《借筹记》中,宋育仁希望后人通过这本书,能够获得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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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不但割让大量土地给日本,还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可以说,《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让日本获取了巨大利益,还刺激了其发动侵略的野心,此后列强纷纷效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宋育仁回国后,清政府认为宋育仁的行为属于“先斩后奏”,而且组建水师也耗费了大量钱财,所以清政府准备重重责罚他。

可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此事牵扯的人特别多,有朝廷重臣,也有外国人,而且很多人还都对宋育仁的行为表达了敬佩和同情,最终清政府决定不再深究宋育仁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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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政府还是收回了,一年前宋育仁出使欧洲时,赏赐给他的二品顶戴,把他重新降回到原来的四品官职,让他继续在翰林院工作,宋育仁兜兜转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此时的宋育仁心情非常复杂,他倒不是心疼那个二品顶戴,而是对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失望至极。

一年后,宋育仁回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他积极推进商务矿务发展,设立了商务局,还先后兴办了煤矿、玻璃、白蜡、药材等诸多公司,很快就成为四川商界的领军人物。

1897年11月,宋育仁主持创办了四川第一家爱国报纸——《渝报》,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报纸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和变革措施,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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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宋育仁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特别是晚年时期,一直隐居在成都东郊狮子山的“东山草堂”内。

不过,他并没有真正休息,而是一心修志著书,他先后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和《富顺县志》等诸多书籍。

1931年12月5日,宋育仁病逝,享年74岁,直到临终前他依旧念念不忘当年那个奇袭日本的计划,他特意把记录这件事情的《借筹记》刊印若干,嘱咐家人将此书送给前来吊唁的人。

可以说,宋育仁是旧制度中的佼佼者,不过他却非常愿意接受新思想,不但不排斥革新,甚至还亲自参与其中,他绝对有着超越时代的敏锐与魄力,可惜的是他无法突破时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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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宋育仁的奇袭日本计划,或许实现不了完胜日本的目标,但至少能够给日本带来重创,再说了如果计划成功了呢?那或许最后因战败签字的就是日本人了。

可慈禧、李鸿章等人却怯战求和,丧失了民族的尊严和底线,实在让人悲愤交加,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血性,注定是无法挺直腰杆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人并没有忘记这个“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赤血伦敦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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