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写成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写一对男女同在一辆因封锁而停运的电车上,短暂的相遇中,两人产生了“一种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交集,说了一些在正常时间刻度里不可能说的话”。
这篇小说发表后,成为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的契机,而且竟然莫名、诡异地与两人关系的走向有了互文性,甚至意外地“撞见”了今日的“封锁”之景,“预言”了人的悲剧性或生活的荒诞性,在今天读来,更有切身之感。
今天单读分享的张敞的文章,就从《封锁》谈起,经由更多相关的文本,向读者“解锁”当年张爱玲与胡兰成两人恋情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剖析张爱玲的创作观。不单在《封锁》里,“封锁”是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常客,主角无一不困于家庭、婚姻、甚至对于爱的幻想的封锁之中,小说里“许多挣扎着的,后来困倦了或变异了的灵魂”揭示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相。
《封锁》中被停运的电车封锁在密闭空间里的芸芸众生,不正是继续在生活的惯常里丧失生命感的我们?不正是反复顺应历史惯性的我们?或许这也是写作者的小小心愿,人们可以不那么好地顺应环境,不那么只看中现在,不那么只在意自己。
钟表停了下来
——谈张胡恋的发端
及小说《封锁》
撰文:张敞
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里有一句话:“只要(钟表的)那些小齿轮在咔嗒咔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写了电车里一对儿男女短短的相遇,他们因为“封锁”而产生了一种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交集,说了一些在正常时间刻度里不可能说的话,这就好比是“钟表停了下来”。他们本来虽处于同一时空,是摆不脱现代文明塑造的城市人——即使贴得很近,也可以既不觉得尴尬,也不用搭话——然而在这像被蛀虫咬破的衣服一样,因“封锁”而造成的时间黑洞里,他们竟开始互诉衷肠(真假不论)。
也许以后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他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刻。
《封锁》的故事写成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在十一月上海《天地》月刊的第二期发表,同期还有胡兰成《“言语不通”之故》。
粗知张胡故事的人也大半知道《封锁》。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一日他在南京无事,翻看《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两篇文章发在一个杂志《天地》上,或正是胡初读张爱玲之因(二人关系也从此有新“天地”)。
不是我特别汲汲于谈论作家私人生活,讨那些爱看八卦人的欢喜。谈《封锁》尤其无法回避作品和作者的关系,这小说的内容与张胡后来的恋情有一种莫名、诡异的互文性——近乎内在的联结,所导致命运的竟然发展——它恰恰也许可以帮助理解小说本身。
作为都市写作的佳篇,结构上,《封锁》极度符合戏剧的“三一律”,给读者一种紧致现代的整体感。在当时乡土作家作品为主的中国,它就特别有了一种不同。它有些诙谐尖刻的语言,是很毛姆或萧伯纳,倾向于哲学洞察和“机智型”;描写心理的细腻程度,则又像“新感觉派”,可有他们达不到的不落俗套;“鸳鸯蝴蝶派”的男女相遇,跑不了才子佳人,一腔愁怨,张爱玲笔下的两个人却只是平凡到近乎庸俗的小市民。
话剧《倾城之恋》剧照
《封锁》惟其短,又明白敞亮,关于《封锁》的评论不多,不像张爱玲的其他小说。数次评论还都来自胡兰成。
胡的审美没得说。最近一次感觉胡氏读书审美之好,还是无意中看到一九七零年一篇写三岛由纪夫:“……《忧国》及《英灵之声》二种……我读了甚惊其才,但是不喜……以为强烈而阴郁,缺少光明喜笑,不能豁达解脱……大约三岛似屈原,而我喜诗经,不甚喜楚辞。”三岛的小说气质也的确如其所言。
记叙初识《封锁》的《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一章接着写:“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因发表《日本应实施昭和维新》触怒汪精卫,被关押在南京伪政府的监牢,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旧历除夕)才被日本人救出。看到《封锁》应在他关押前,看到《天地》十二月第三期上的张爱玲照片及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似乎应在其释放后。胡氏文中没提。不过我模糊记得有次看到《天地》的发刊日是当月十日,他七日被捕前不会见到。(《天地》发刊日期忘了是在哪里看的了,后来也没有查。其实这事倒无关大碍。)
《小团圆》记叙九莉(张爱玲)知道邵之雍(胡兰成)此人,谈得更细,补了他没有写的。文姬(苏青)寄来一篇邵写的九莉文章批评的清样,九莉觉得他“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她笑着告诉比比(炎樱)“……说我好,是个汪政府的官……关进监牢了”,“作为这时代的笑话”。九莉担心书评不能发表了,“一方面她在做白日梦,要救邵之雍出来。”《今生今世》写张爱玲为此还同苏青一起去了周佛海家。《小团圆》提到的这篇评论,就是后来胡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新东方》第九卷第三期的《皂隶·清客与来者》。
关于《封锁》的部分不长,不妨照录如下:
“还有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炼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怅惆,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晌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刺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的。
总之,照这看来,中国过去的一点,新文化遗产,并没有被战争毁掉,而且新的作家也已在战争中渐渐出生。不过,这与达官显宦,贵妇名媛,文人学士中的皂隶与清客是无关的,与‘引车卖浆者流’也无关。”
二十四日,胡被日本人救出,二月一日回到上海,其去找苏青,“苏青很高兴”,二人一起从苏办公室出来,上街去吃蛋炒饭,又去了苏的“寓所”,并要了张爱玲的地址。《小团圆》张爱玲曾写之雍和文姬发生过关系,这应是之雍原型胡的自供。胡于此向来愿意与人说,似乎认为是一种成就。重要的还是时间。九莉说她“不妒忌文姬,认为那是他(之雍)刚出狱的时候一种反常的心理,一条性命是捡来的。”如果作为小说的《小团圆》可信,我想来想去他们发生关系也没有别的时候,“刚出狱”就指的是这一日。原来胡如辛勤采花蜂,别了南京的应英娣,就来找苏青,别了苏青,就来找张爱玲,一刻不停歇。
二日,胡拜访张爱玲,未见。胡兰成在温州识得刘景晨、香港识得唐君毅,也都是先认识其文章,就马上和诗或登门拜访。他就是这样殷切和行动快。“又隔一日”(《今生今世》语),即四日,张胡初见。于此可知,这篇《皂隶·清客与来者》三月十五日真正发表时,已属明日黄花,两人已在恋情中。
电影《半生缘》
《封锁》之前,张爱玲即已发表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也已完稿《琉璃瓦》、《金锁记》,后来收入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的作品,除了《年轻的时候》(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二月)、《花凋》(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大概已完成百分之八十。散文与影评也有若干。成就更高、篇幅更长、性情更真的那么多文章胡都没看见,他偏偏看见了《封锁》,还写了评,世间事就是这样不在常规预想里。何况更有苏青代做“青使”——名字真恰当。也不能不说“处处是传奇”。
“写的是一篇诗”,“精致如同一串珠链”,胡氏对《封锁》的气质、结构、微妙细致处、完成度的赞誉,虽简略,但都是准确的。所谓“新的作家也已在战争中渐渐出生”,也是一个极高的赞语。张爱玲读到胡此文时,迅雨(傅雷)的重量级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尚未面世,要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海《万象》第三卷第十一期才有,《传奇》、《流言》出版后的评论更不必说,还要往后,剩下的无非周瘦鹃主编发表《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时的附评。从陈子善主编的《张爱玲的风气——1949 年前的张爱玲评说》所载全部文章的发表时间看,胡文该是第一篇张爱玲看到的,非干关系者的批评文章(如《小团圆》所述可信的话),胡堪称“张评第一人”。这也就难怪张爱玲当时对胡文及胡兰成其人珍之宝之。
俄国作家维·安·法乌谢克在写《我和安·巴·契诃夫的交往》时,也提到契诃夫曾和他谈,当他默默无闻时,一个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大家赞扬,那对他是多么宝贵。“那时候,我还在徘徊、探索、吃不准自己真正适合干哪一行,对自己写作的价值和文学天赋缺乏信心。奥鲍连斯基是第一个以他的嘉许鼓励我、鼓舞我继续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我早就盼望有机会向他道谢了。”后来契诃夫和奥鲍连斯基也相识了。
所以,梳理它的意义还在于,这个时间线上的内容一旦丰满,其实也就更清楚了为什么张爱玲会在胡兰成来访不遇后,再隔日竟主动回访他——她满意胡兰成的这个——还只是“清样”上的未发表的——评论。
不过胡文中的“时代的纪念碑”六个字,还是体现了二人文学观的最初差别,略微扎了下张爱玲的眼睛,到了来年《自己的文章》时她还没忘。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看过一篇文章猜测说该文胡也有贡献,它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自然是可能的。胡也能以此昭显自己更知音了。同月还有他发表的《评张爱玲》,转年又有《张爱玲与左派》。前一篇胡肯定了张爱玲“个人主义”的正当,后一篇他又说张爱玲的文章不要他们左派的那种“革命”和“斗争”也罢,这两篇都是佳作,它们已经有着对作者和作品最深切和最畅快的了解,某些段落说它有一种预言的昭示感也不为过。张胡的这三篇文章,把张爱玲的文学观整个地表达清晰了,即使将张爱玲后来的作品算在其内也没大讹误。胡再也没提“时代的纪念碑”,他被张爱玲“开了聪明”。《今生今世》曰:“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见了张爱玲要比斗起来。”张大概似舞,而他似斗。斗者皆因不服要比试,更高处的人可是连比试的心都没有。
电影《倾城之恋》
《评张爱玲》中胡也谈到《封锁》:
“统治这世界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呢?《封锁》里的翠远,像教会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而不快乐。她没有结婚,在电车上胆怯怯的接受了一个男人的调情,原来在她的灵魂里也有爱,然而即刻成了秽亵,她吃惊,并且混乱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个银行的职员,像乌壳虫似的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和那女人,不过是很偶然的戏剧化的一幕,但他从自己的一生中记忆起了一些什么,使他烦恼,不满于他自己了。”
收入《传奇》时,张把胡先后念叨了两遍的那段“乌克虫”结尾完全删掉了——还是比他高。
《封锁》初发表时最末三段,便是后来删了的: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
‘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
电影《半生缘》
张爱玲选择不要这怅惘。改后的结尾是“吕宗桢”被张爱玲推远到一个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保持着他的庸俗、虚伪和不体面。她不给他反思力,也不让读者会心他。吕宗桢如《色,戒》里的易先生,不该反思或用情太甚,甚至于到了泪光盈盈的程度。吕、易纵然可能有悔、有情,张爱玲终于还是不要他掉入感伤。也避免文人的美化之嫌。她不要这怅惘,何况是结尾——那对怅惘的强调。先写后删,是“天才”飞过的“偶然指爪”。她使文字如领千军,杀伐决断处从来比男人还帅气——看她每篇小说的结尾也均可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高望重的长老佐西马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尸身不腐甚至还有淡淡香气,而是迅速发出腐臭。这样的腐臭便是人实在的肉身,而非作者的慈悲与理想化。张爱玲的这种删除,也像这里的神父肉体可腐可臭。
还如《色,戒》结尾,易先生只会想:“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他也不会爱。”文章前一节更是静得吓人:“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揿灭了香烟,抿了口茶,还太烫。”电影《色,戒》中所呈现的易的那种怅然,不过是李安的柔情,可这柔情到底打翻了一点儿什么,比如说张苦心经营的那种严冷和残酷,以及必然发展至此的逻辑。在易那个位置上,他如果不心狠手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本来就有一万个理由不杀掉王佳芝,何以就杀了呢?李安有时候是像张爱玲说苏青:“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所以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我觉得这便是电影《色,戒》的瑕疵之一。
其实李安的最大问题还不在结尾力求“人文情怀”,还易先生两汪眼底的热泪——这里不细讲,有时间再单写——他主要还是不能接受王对易的释放只是来自一个“刹那间”的触动,于是他先极力铺陈“性”的力量,后来又让易也深情款款,可这都不是原著里的。更非“两行中间的另一行字”。易作为杀人无数的大汉奸,他如果这样容易动情,就不会那样铁血。王这样的人,他该看得多了。她纵然很有可取之处,但滚滚乱世,红颜如蒲草泥巴,随时遭践踏,他不该这样惜花怜花文人化,那根本主持不了如此大的一个特务机关。
电影《色,戒》
王佳芝就感情用事得多,因此也就较令我们同情她的为爱和冲动的死。
《法华经》有:“佛前有花,名优昙华,一千年出芽,一千年生苞,一千年开花,弹指即谢,刹那芳华。”《六祖坛经》所谓“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刹那的决定”就是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头脑一热”。王怎么就忽然“情令智昏”了呢?且看王与易那日在珠宝店的柜台前: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洋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空。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是他们在台灯下单独相对,又亲密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
真是如梦似魅,一个不再是业余特工,一个亦非是职业汉奸,而只是两支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两人无言相对,洗得干干净净,只觉以前的一切都随水飘走了,如今只剩了一个崭崭新。也只有这样的情况下,王才会误会到心里轰然一响:“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封锁》与《色,戒》可比较的,便也是它专写这“刹那”。
《封锁》里吴翠远的悲剧与王也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封锁解除前,吴翠远念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吕宗桢,且自信任性地想:“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人动情的时候就是有点这样不理智的,像小孩子做事的不计后果。
《封锁》里的吕宗桢,他的名字似乎隐藏着“屡忠贞”或“履忠贞”的谐音,有着一种庸俗和可笑。“吕”是“两口”,也果然很会说,不过他勾搭吴翠远却不过是临时起意,为了躲避那个向他走来的董培芝。“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谁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这完全是一念间的赌气。
无独有偶,长相没有款式,穿衣老套保守如“讣闻”,生活压抑,不被人重视,又厌恶周边人的“假”的英语助教吴翠远,她是连学生在作文中大胆地对她写“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她都珍惜——因为生活里没人和她谈这些,连身边当“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她都感喟“这至少是真的”,因此当吕宗桢大胆地和她调情,这里面的刺激是可以令她眩晕的。
电影《太太万岁》
“翠远抿紧了嘴唇。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她也有这种赌气。张爱玲曾说:“玉兰如菊亦枝上萎,而无人留意,可见贞女不美则不为人重。”如此的吴翠远,遇到吕宗桢的搭讪,先两次惊讶,但都未说话,但吴翠远到底“无翠色”,也没有“啐远”这个叫“屡忠贞”——等于“毫不忠贞”——的男人,她在那个刹那的、特别隔绝的空气里相信了,因此她就掉了进去。
明显的点题还是封锁解除后:“电车加足了速力前进,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地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地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吴翠远在“刹那”里看到别人,读者在“刹那”里也看到的她和吕宗桢。吕从吴身边弹开时,是仿佛从春梦里醒来,吴翠远不禁感到“她震了一震……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从吃了两惊到“震了一震”,吴翠远的梦也醒了。“封锁”是时空的,也是心理的,这篇小说就仿佛一根探针插进人性的深处,使人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处于封锁中,不可把握的东西太多了,暂停键按了之后,外面不乱,心里也乱,没有人有经验。在没有其他人干预的空间里,仿佛真空般的氛围中,会长出一个新的世界来,既真实又不真实,在那里,人与人说的话,既可信又不可信。因此我也常把《封锁》看成一个“创世记”般的小说。
清代诗人龚自珍古诗《己亥杂诗·偶赋凌云偶倦飞》:“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一个男人可以随口对一个女人这样说,真是轻佻的,王国维说得没错。这里男人的心态就是吕宗桢般的。胡张第一次见,胡送张爱玲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他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他说“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封锁》里,则是吕宗桢对吴翠远忽然地说:“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您也觉着闷罢?我们说两句话,总没有什么要紧!我们——我们谈谈!”,“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前面吴翠远吃了两惊,后来“翠远笑了”。把吴宗桢换了胡的语言,这里几乎也可以翻译成“(吴翠远)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所有的始乱终弃都差不多:花言巧语——信以为真——情投意合——山盟海誓——成其好事——翻脸无情——合理化自己,步步走来,总是有这样的一串。人间的关系总共也就那么几类,所以生活乃至政治,可以和文学很类似。文学真是生活和政治的副产品,不是张爱玲会预言。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的另一个“封锁”故事,孤男寡女因为女人丈夫的出差而共处于一个屋檐下,后来又因为丈夫出差回来而结束偷情的关系。陌生男女的搭讪中,总会出现无数情挑的一方,一个不小心,他就用言语或身体欺进。《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王娇蕊把一只手按在眼睛上,笑道:“其实也无所谓。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振保就笑道:“那,可有空的房间招租呢?”——最后始乱终弃的当然还是佟振保。《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张爱玲写:““第二天,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封锁》里,当吴翠远以为吕宗桢是个负责任的人时:“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好人”在这里聚了头。
电影《红玫瑰白玫瑰》
一九八五年,亦舒看到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炫耀情史,骂道:“由此想到作女人是难的,默默无闻做个妻子,迟早变男人口中‘我太太不了解我’,挣扎的有名有姓,又被人横加污辱。张爱玲名气大,即使现在出本书叫“我与张爱玲”销路也还是好的。胡某一方面把他与张氏的来龙去脉说了,一方面炫耀他同时的,过去的,之后的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算是他的老婆,表示他娶过的不止张爱玲一女,算算日子,胡某现在七十多岁,那种感觉于是更加龌龊,完全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
亦舒写的“我太太不了解我”,大约就是从《封锁》吕宗桢嘴里的“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化出来。宋淇后来转文章给张爱玲,张看了也不禁说:“阿妹骂胡兰成的一篇也真痛快。”
大家都看得出,胡就是吕宗桢这样的男人。胡的一开始与张爱玲交往,就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兜底般告诉她,和吕宗桢在封锁的电车里自述其烦恼,其实也一致。那些话,若说彼时彼刻不真,不诚挚,也不完全准确,因为那个场景下的人,是一个是被夸大了情绪的人,而也只有在那个被封闭的环境里,人才会发生那样的扩大。“仆人眼中无伟人”,因照样吃喝拉撒,拿破仑在煮妇面前也很难说豪言壮语,可当煮妇也成为广场上听演讲的一员时,便什么话都说得。这很像在一个点着火堆的山洞里,烤火的原始人被拉长了影子映在洞壁上,而火堆熄灭时,太阳照进来,人复归了一个及身而止,不能壮阔的本我。
一九四五年张爱玲听闻胡向其炫耀自己在武汉认识的护士小周,非常痛苦,她也曾隐晦地记录在《双声》中,那是她和好友炎樱(文中称“獏梦”)的对话录,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上海《天地》第十八期。胡也许看到了,只是装不懂。
张(爱玲):“(假设发现自己的男友正与獏梦接吻)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做没看见,等客人走了,背地里再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要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这到底是不行的。”
獏梦:“当然!堂堂正正走进来说:喂,这是不行的!”
张:“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一个别的女人就行不通。发作一场,又做朋友了,人家要说是神经病。而且麻烦的是,可妒忌的不单是自己的朋友,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越脾气大。忍忍就好。”
獏梦:“不过这多讨厌呢,常常要疑心——当然你想着谁都是喜欢他的,因为他是最最好的——不然也不会嫁给他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事!”
张:“关于多妻主义——”
獏梦:“理论上我是赞成的,可是不能够实行。”
张:“我也是,如果像中国的弹词小说里的,两个女人是姊妹或是结拜姊妹呢?”
獏梦:“只有更糟。”
张:“是的。可是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
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
后来我查“皇冠出版社”出的张爱玲散文集《华丽缘》,发现从“如果像中国的弹词小说里的”一句到“只有更敌视”都是删掉的,心里一惊。因不记得看过相关资料,所以我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张爱玲后来的意思。这里写的“势不两立”的话,过了时也许就没有效。也发在《天地》,当时一定是希望胡看到。文中写到与人并列的感想,对她当然是个侮辱,哪怕是自己的假设,后来重看也一定不快,所以删掉。此一节,胡一九五几年写的《今生今世》犹在自说自话:“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张爱玲)是女子,却亦能如此。但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
《山河岁月》中也有厚颜如上者。彼时胡已经逃难到温州,张爱玲千里寻夫去看他,他们看了一场戏:“京戏听唱武家坡,爱玲诧异说,怎么可以是这样的?薛仁贵从军回来,见了寒窑受苦十八年的王宝钏,他叫三姐的不当时安慰她,反向她说如何娶了代战公主,还这样得意,竟不想想三姐听了会生气,因为他仍是昔年分别时三姐的薛郎呀,他是多么的能干,现在是回来看她了,三姐理该夸奖他,这样的糊涂,真是叫人拿他无奈。”胡的人品德性,都在文字里,不独面对情感,他都是可以随时极端自私又心狠,事后且心安理得。也怪不得只有他这样的人,才可以在七十六号来来去去,与周佛海、吴四宝、熊剑东相处都自如,他还说李士群正是他出计谋所杀。
对女人,他像俄国俗语:“乡下的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则说:“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还是张爱玲明白“吕宗桢”。
《封锁》里又有一种乱世的隐喻。如张爱玲《私语》里写:“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由的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电车上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一切,在这个封闭的乱世里,因此都是可以讲得通的。乱世就是只管现在,不需要考虑结果。
其他张爱玲小说也有“封锁”意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锁于姑妈的上流堕落世界,《第二炉香》中的愫细锁于性教育的缺失,《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锁于家庭创伤,《花凋》中的郑川嫦锁于病痛,《心经》中的许小寒锁于恋父,《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锁于爱的幻想,《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锁于走投无路,《金锁记》中曹七巧锁于旧式家庭,《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和米晶尧锁于婚姻的平淡,《雷峰塔》中的琵琶锁在童年的塔下……,在这样的人间封锁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只能沉沦、幻灭、奋挣或者不得不接受。这许多挣扎着的,后来困倦了或变异了的灵魂,就构成了张爱玲的整个小说世界——其实也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相。人人都是艰难的,就像人活着,首先就锁在自己的肉体中。其次锁于爱情、家庭、教育、政治、环境、社会大势……我们的心情、禀赋、才能,后来也不过是在这多重封锁后的必然感应,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不得不为。
《封锁》的第一句写“开电车的人开电车”,这是形容历史的惯性前进。恒常的人间若不破例地被某种情况,或某种将要被写进历史的事件打断,便也永远像“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我们的“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也与电车司机一样不能“发疯”。结尾则是开电车的在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而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就大喝道:‘猪猡!’”
“猪猡”这词用普通话说没有感觉,上海话念出来则特别短促有力,发声类似于:zi!lu!(滋鲁)。比较“煞根”(“煞根”来自英文 Shocking,上海话里近似“厉害”)。如今当再读这个开头和结尾,我最新的感受是,张爱玲所写的那辆停在上海街头的,因封锁而停运的电车,它锁住了芸芸众生,可是车内的大家也都不相通。张爱玲写了一些相通,而那些相通也是假的,权宜之计,自私自利,言不由衷。他们与电车外马路上的人,则更不相通,俨然两个世界。车子停的时候,或车子一开,人们还是心里会骂那些刚才干扰了自己,导致了封锁的人,却并不会想到更远处去。
还是张爱玲《花凋》里的一段话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对于他人的悲哀并不是缺乏同情:秦雪梅吊孝,小和尚哭灵,小寡妇上坟,川嫦的母亲自伤身世,都不难使人同声一哭。只要是戏剧化的,虚假的悲哀,他们都能接受。可是真遇着一身病痛的人,他们只睁大了眼睛说:‘这女人瘦来!怕来!’”可见这么多年都没有变。那骂向同样可怜的同胞的一声“猪猡”, 今天听起来,也似乎格外响亮,简直震耳欲聋。
惯常最易使人丧失生命感,无常倒像是牵着人手的导师——《神曲》中(Divina Commedia)维吉尔(Vergil)带着但丁(Dante Alighieri)游三界。惟一不幸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人是健忘的。因此,张爱玲的《封锁》可以说是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同类的小说,它们都描写人在较封闭的现实中的境遇,并从而达到了一种象征或寓言的效果。那里的每一字句都仿佛在口口声声地告诉你“这是真的”,而不是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卡夫卡的《变形记》,它们超出生活,天马行空地去创造,《封锁》和《老人与海》所描写的人的悲剧性或生活的荒诞性,纯是来自生活本身。
是的,不必饱受生活折磨,每个人也都会有这样的认知:一小时和一小时并不相等,因内容的差别,或人之情绪的不同,会有着一种不同的质感。有的一天过了好像没过,有的一秒钟像一年那样长,一小时能发生许多改变你命运的大事,一生却也可以倏忽而过,空洞无比。今天读《封锁》,特别是在疫情中,我们也许更感觉到一种亲切,因为完全切身——毕竟“开电车的人还在开电车”。
话剧《倾城之恋》
当日已是,今时又是——但你也不敢说它们相同。
张爱玲在《秧歌·跋》里写:“在无论怎样不堪的情形下,人也还是有适应环境的本能。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毕竟是可悲的。”
唯一遗憾的也许只是:“封锁”常有,《封锁》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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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生活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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