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地雷战》，浓缩了无数敌后抗战英雄事，可谓一个时代的缩影。遥想那段烽火岁月，地雷战和地道战、麻雀战，相辅相成，构成了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手段，由此让往昔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发挥出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

正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对敌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质疑，战争年代有之，和平时期亦未绝迹，自然遭到广大军史爱好者有理有据的反驳。不过这些反驳大多就事论事，没有注意到要真正发挥地雷战的巨大作用，还得将其融入人民战争作战体系，与地道战、麻雀战等相结合。

实际上，敌后地雷战是我方领导、动员和发动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人民战争体系后才出现的，是这个战争体系的有益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建立的前提，是将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各村各镇不仅有脱产民兵，不脱产的劳力还普通参加“青抗先”，妇女们都进了妇救会，孩子们都组织成立儿童团。男女老幼，都被吸纳进了一个完整组织架构内的各个分支机构。这个组织体系犹如一张庞大的蜘蛛网，处于中心位置的各级指挥、决策机构能及时收到各个链条上及时传来的信息，相关命令也能迅速下达到网络内的每个“神经末梢”。

在这样严密的组织下，村外出现了个陌生面孔，相关人员立即就能知晓，相关作战体系马上就能提升警戒级别。诸如在哪里常设地雷这种日伪看来应该是相当机密的事，在这个体系内却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祖祖辈辈都在当地繁衍生息的人们，自然对当地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谁没事会去触常设地雷的“霉头”？

当然，即便是根据地，也会出汉奸，保不齐会向日军透露常识地雷埋设地点。不过没关系，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布设诡雷、连环雷是一招。应急补充补雷也是一招。布设拉发雷，“不见日军不挂弦”，则更是精妙。因为这既解决了地雷布设的安全问题，又不至于误伤群众，还让日军分辨不清真假虚实。

在人民战争作战体系中，地雷战和地道战、麻雀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敌后军民在实践中发现，任何一种战法都没法包打天下，必须将各种战法融为一体，相辅相成，才能发挥出人民战争的最大威力。

以地道战出名的冉庄，实际上不仅有完备的地道，还在村口、井沿边，地道出入口附近，甚至在地道里的岔道里，都埋设了数量可观的地雷。此举，可以让日军在寻找、挖掘地道口时投鼠忌器，还让地道成了个攻防兼备的防御体系。就算日军突入地道口，也不意味着取胜。因为在那灯光昏暗的地道里，不知道黑暗里何处有枪正瞄着他们，不知道哪里可能埋有地雷。更何况，抗日军民在这当口，往往通过地道其他出口转移，或是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体系，以战斗小组或单兵在敌人侧后发动偷袭，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既分敌势，收到“围魏救赵”之效，又让日军摸不清我主力到底在哪里。

更进一步的，便是组织民兵联防。即将相邻几个村的民兵和群众组成一个战斗集体，设立联防司令部，事先规定好联系信号。一旦某村有事，大家齐来支援。山东海阳县小纪镇附近的纪家店、亭儿崖、笤帚夼、槐树底、石虎岭这五个村子，团结一致，凝成铁拳，综合运用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无数次齐力协力击败了日伪军的围攻。“五虎村”的名号不胫而走，令日伪闻之色变

麻雀战和地雷战结合，在进攻中也能发挥出莫大功率。1944年，被长期围困在沁源的日军依然严格按《步兵操典》规定，出早操时不带武器，操毕必默诵“天皇圣训”。摸清日军这个规律，38团5连有一次提前埋伏在城关敌据点附近的西学坡和寨坡两个高地上，用机枪、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居高临下给正在默诵“天皇圣训”的日寇以突然袭击，打完就跑。等暴跳如雷的日军操起家伙追击时，又踏进了我军暗中埋设的地雷阵中，被炸得人仰马翻。这一仗，我军一举毙伤日军40余人。日积月累，沁源日军被我军民折磨得神经衰败，想报复都找不到目标。

在有了地雷战的加持后，敌后根据地的抗打击能力倍增。日军迟迟不能将“非治安区”变成“治安区”或“准治安区”，就意味着无法将根据地的资源用于维系战争行动，形成良性循环。非但如此，到战争末期，随着敌我力量此消彼涨，沦陷区范围急剧缩小，日军甭说“以战养战”了，就连自身的吃喝都成了大问题。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有的日本士兵为了混个肚饱，居然偷偷给驻地的地主当长工。有“本事”的日军官兵，则成天为成为中国地主的“干儿子”“上门女婿”而努力奋斗。1944年，驻北平日军中，居然有人不顾“皇军体面”，在街上向农民乞讨蔬菜。有胆大的日军，偷偷地拿轻武器及弹药去黑市换食物。驻河北冀县的一股日军，本想打劫地方维持会长，“吃吃大户”。没成想因体力不支，被维持会长手下堵在院子里，用棍子好一顿胖揍。最后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了用1挺重机枪换一顿猪肉水饺的协议。交易完成，两拨人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到1945年，在广袤的华北敌后，几十万日伪军处在几千万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勇敢起来的人民形成的汪洋大海里，士气萎靡，战力日衰，末日已不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