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逍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庄子。其《逍遥游》是逍遥精神的源头和最高境界。之后，魏晋玄学又沿着庄子开辟的路径，进一步讨论了遁世逍遥与适性逍遥的命题，而盛唐气象中呈现出来的逍遥可以称之为入世逍遥。
嵇康是三国以降最有影响的玄学家之一，他的道诗在六朝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通过作品援引大量道教意象入诗摹写他孤高自许的情怀；一方面，他又通过情感判断使这些意象成为被社会秩序拒绝的极端苦闷心理的载体。这种逍遥精神的身后，不可避免地要拖上一条苦闷的尾巴。
唐诗的逍遥与六朝相比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首先从初唐的孟浩然开始就已经显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质。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众所周知，孟浩然虽怀济世志，但以布衣终身。孟浩然的布衣诗人生活中，写了数量可观的访道诗。在《寄天台山道士》这首诗中孟浩然写道：“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屡蹑莓苔滑，将寻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孟浩然的道诗中流露出的是一种染有淡淡惬意和淡然的逍遥，无论是要“长与世人辞”，还是“愿言解缨绂”的情怀，都不是采取金刚怒目或清冷枯寂的心态，而是淡定大度的坦然。甚至与其说有淡淡的忧伤，还不如说释怀一笑的坦然。孟浩然身上体现出的逍遥精神，可以看作盛唐后来者追慕逍遥精神的先声和铺垫。
王维是孟浩然的挚友，其作品中亦满含逍遥精神：“先生岁馀，五岳遍曾居。遥识齐侯鼎，新过王母庐。不能师孔墨，何事问长沮。玉管时来凤，铜盘即钓鱼。竦身空里语，明目夜中书。自有还丹术，时论太素初。频蒙露版诏，时降软轮车。山静泉逾响，松高枝转舒。支颐问樵客，世上复何如？”（《赠东岳焦炼师》）在这首诗里面，王维在一个跨度达千余载的时空背景下展开铺叙，通过对焦炼师的赞叹表达了他个人的历史之思。
李白作为盛唐诗人的代表，其入世逍遥的特点最为鲜明。李白追求逍遥有着文化上的原因，他早年在四川紫云山度过：“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袁丹丘山居》）。紫云山本是道教圣地，这样的环境不可能不对李白产生影响。“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之五）可见，逍遥的精神早在他童年的潜意识中就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子，他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他天性就是个诗仙，放荡疏狂，爱好寻幽访胜，一方面是游山玩水，一方面是求仙学道。“谪仙游梁园”（魏颢《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
然而，李白对世间的功业也是一样的热衷。不过，他的热衷方式跟一般人不同，选择了一种逍遥的模式。他不参加科举，不愿受世俗的束缚；他结交权贵，却要选择一种“平交诸侯，长揖万乘”的高调姿态。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带漂泊，在他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于是他北上准备追随李光弼从军杀敌，但是中途因病折回。即便如此，在因为追逐世功而几乎忙得丢掉性命的时候，他还没有丢掉逍遥精神：“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江上望皖公山》）“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过彭蠡湖》）。
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说：“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所云的盛唐之盛者，多就其风格的差别而言。这些人的共性却都有通脱和热情的一面，他们的通脱与六朝时期因“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通脱是不同的。这种温润而华美的通脱，就是盛唐气象在文统方面树立的形象，也成为盛唐文学为后人追慕的精神风貌。
唐代的诗人逢得盛世，以功业、文学作为表达志义的工具，以其天纵的才性与时代的气候此呼彼应，以其独绝的文章风流树立了时代的高标，其高歌壮行成为盛唐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强音，最终结出了盛唐气象中绚丽的奇葩。显然，这朵奇葩的绽放，一方面得益于群贤荟萃，另一方面得益于盛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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