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我们失去了一位思想的长者|中关村|思想者|所长|长城

宋馥李/文 惊闻王德禄先生突然离世，不胜悲痛。

于我来说，从此失去了一位温厚的长者，失去了能在思想上给予指引的前辈，想来怅然。

我一直称呼王德禄先生为王所长，这是他诸多头衔里的一个。虽然“所长”这个称呼对于一位民营咨询公司董事长并不恰切，我却觉得这个称呼最能体现出他作为思想者的本色，而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将长城所办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咨询公司。

王所长曾在《创业是中国的希望》这本书中详细回忆了他的创业经历，我细细读过后，感到那不只是一本创业史，也是王所长的思想成长史。因为要做好咨询业，首先需要在智识和学养上超越常人，才能为别人做咨询服务。我数次近距离受教于王所长，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深邃和宏阔，他如今离我们而去，我想他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在思想上的不断追求超越和引领。

王德禄先生遗照

初识王所长，是因为我对中关村管委会的采访。2011年，我刚到《经济观察报》不久，心里总想搞个大新闻，当时受命要写一篇“中关村创新体制改革”的文章，于是采访了中关村的相关负责人，但仔细梳理之后，又觉得“料”不够。

在我表达了这种困惑之后，中关村负责宣传工作的朋友给了我一个建议：想深入了解中关村，不妨去找长城所的王德禄先生聊聊。那时才知道当时的长城所，已经多年为中关村做咨询服务，很多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都有长城所在参与。

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我采访了王所长。一见面，我便发现王所长口齿不太清，手臂也有些不太灵活，后来得知王所长患过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脑溢血），很多年一直是一边康复一边工作。

那次，王所长召集了多位与该课题相关的研究人员，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同一个问题，他讲了之后，还会让年轻的同事再复述和强调一下，希望我充分理解他的观点。

那次采访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中关村的管理者在谈中关村时，总有一种身在庐山的感觉，难以从历史和全球的高度做出分析，而王所长则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以全球视野来评述中关村的体制改革。

文章顺利写就，反响很好。我也从此和王所长结缘，开始频繁互动起来，成为他经常想到的“小朋友”。

之后，每当我遇到“中关村”或“高新区”，抑或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等选题时，我都会先去长城所找王所长。每次，他都努力安排时间，坦诚地回答我的问题。

相熟了之后，我们的“距离”也更近了——包括物理距离，采访从会议室挪到了他的办公室，围着茶几的一个转角来落座，因为如果凑不到他眼前，有时真的听不清他的话。

每次谈话后，有了王所长基于历史维度和世界视野地分析，组织文章和进一步采访往往会事半功倍。所以一段时间以来，王所长给予我强大的思想指引，堪称我的选题导师。

这当然来自王所长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洞察力。无论是谈区域经济发展，还是谈科技体制改革，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实际情况总是有距离，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距离？现实中，大多数人由于思考力的局限，只能看到问题的表象，却看不到问题发生的逻辑。

对于王所长来说则不然，他没有思维的枷锁，不受任何既定文件语言的束缚。与他对话，他总是能用平实而简洁的语言，告诉你最根本的事实和逻辑，让你能获得思想桎梏被一点而破的乐趣。

2012年，在又一次采访王所长后，我写了一篇《中关村：天使何在？》的报道，试图将柳传志与中关村第一位企业家陈春先比较，得出创业者应该拥有股份的观点，这个观点和写作思路完全来自王所长，并引用了他的很多原话。

在评论中关村的天使投资政策时，王所长告诉我，政府不要企图做天使投资的引领者，而是要着力弥补市场缺陷。这个时代是非中心化的时代，是创业者唱主角的时代，不能用“引导创业”这样的概念。因为天使投资和政府引导存在天然的悖论，企业家要想获得政府的引导资金，需要经过专家和风险投资部门的一步一步筛选。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创新思维就被否定了。

这种独立而深刻的观点，与当时北京市推出创投基金、扶持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基调是全然不同的。

文章发表后，未料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记得北京市委一位高级别领导做出批示，要求中关村管委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同时还约见了我，向我详细询问了这篇文章出炉的过程，并向我介绍了相关政策出台的初衷和背景。

随后几年，现实也果真如王所长所预测的，中关村的天使投资越来越活跃，但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政府的创投基金，而是活跃的民间资本。

那次经历，也给我一个极大的触动。事实证明王所长的观点是如此超前和富有洞察力，我也进一步成为王所长的粉丝，成为长城所的常客。

那几年，长城所常常会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某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这些研讨会含金量很高，很多学者来到长城所，便没有了套话和虚话，大家都很珍惜思想碰撞的机会，发言都是直奔主题和要害，在这种氛围下，连上厕所都要小跑着去，深怕错过了真知灼见。有几次，我这个“小朋友”，也被他点名要讲两句。

印象深刻的是，长城所的研讨会还常常会请到部委的退休高官，他们都似乎褪去了官味儿，因为讨论往往超时，长城所的午饭常常就是一个盒饭，大家边吃边聊，热烈讨论。而这些年，长城所的盒饭我也没少吃，因为很多次约访王所长，他的全天时间表排满，就只好占用他的午餐时间，照例也是盒饭，边吃边聊。

我想，这种朴实无华和注重交流实效的氛围，也和主持者王德禄是分不开的，他不仅是一个思考者，也很了解国内思想界的动态，请来的学者都是敢吐真言的真学者。而王所长的发言，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赘言，我猜想这或许和他的身体状况有关系，他是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来讲话的，既然如此，就不能浪费哪怕一分一秒的时间。

这些思想交流活动，也使得王所长总能把脉科技前沿，洞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由此形成了长城所的三观（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区域宏观）咨询体系。诚如王所长所言，他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参与者，是90年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者，也是21世纪社交化时代的倡导者。他是一名创业者，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者，坚持独立思考和洞察大势，成就了长城所调查研究的竞争力。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各种会议和面访受限，我也很久没见到王所长了，回想最后一次见王所长，大约是2019年在成都市一次有关创业的论坛上，王所长发言结束后，我们在论坛会场外叙谈了良久，那竟是最后一次深谈了。

我很早便加了王所长微信，但我知道他手臂不太灵活，平时并不使用。不过，这几年的新年，却每年都能收到他用微信发来的新年贺信，每次收到，我就会猜想王所长一定付出很大努力、或是让身边人帮忙才能完成，便不禁肃然起敬。

三年来，疫情防控阻隔了很多思想交流，期间也参加了几次长城所的线上论坛，但没有了和王所长面谈的机会，还是深以为憾，我相信王所长在这段时间内，也一直是焦虑的，作为一个永不停歇的思想者，当下的种种，一定是令他深为焦虑的。

现在，在我们有望回归正常生活，有望能开展思想交流的时候，他却带着这份焦虑离开了我们。

我想，王所长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便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这样的独立思考，建立在大量阅读和调研的基础上，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缺一不可，王所长就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他惜时如金，精力过人，不停地调研、写作、读书、交流。可以说，保持卓越的思考力，是其一生所求并身体力行。

正如王所长在书中说的，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他下海创业的直接动力。

我想，这样的追求永不过时。在当下，我们对独立思考的呼唤甚至更为迫切、更加珍贵。中国永远需要这样一批思想者，秉持独立的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改革发展做出最真切的思考。而只有独抒己见，以言立身，也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

沉痛哀悼王德禄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温厚的待人作风，不会忘记他曾给予一个记者的思想指引。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思想的长者，中国失去了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