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苏联向中国移交了1062名侵华日军战犯，他们是在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时被俘虏的，之后他们被分别关押在了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
对于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说，接收这批日军战犯令他们的心情十分复杂。
曾经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孙明斋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道：“由于这些战犯的侵略行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充满了仇恨，这种情绪是非常难以克服的。炊事班不愿意给他们做饭，医务人员不愿意给他们治疗，因为他们是仇敌，是恶狼。
于是，我把大家叫到了一起，给他们开了一个会。我对他们说：‘我在青年时代曾经亲眼目睹全家被日军灭门，但是此刻，我必须放下仇恨！’
大家都理解不了，都想不通，其实起初我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对我说：‘等到20年以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我听了周总理的教导，相信他们是能改造的。如果我今天不愿意面对他们，那么跟胆小鬼有什么区别？当年我在战场上跟小鬼子拼刺刀都不怕，我又怎么会害怕改造他们呢？”
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改造，不光是对孙明斋心理上的挑战，更加是对他工作上的挑战。因为这些战犯无一不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长大的，军国主义就像是血液一样流淌在他们身体的每个部分，改造难度可想而知的大。
在这些日本战犯之中，有一个战犯名叫大村忍，他在回忆录当中这样描述初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情景：“1950年的夏天，我们被集体押上货车改造的囚车，4天之后，我们来到了抚顺。当我走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门前时，我被吓得面如土灰。因为这所监狱，就是日本关东军在1936年为了关押中国军人而建造的，我就是这所监狱的典狱长。这里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牢房、刑场、审讯室，没有人比我还了解这里，我的双手上沾满了中国军人的鲜血，而我现在却成了这里的囚犯。这真是因果报应啊！”
大村忍在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没多久就认罪了，但是他并不是出于忏悔，而是因为害怕。
作为这所监狱曾经的典狱长，他见证过太多的折磨手段，当他们需要折磨一个人时都会将那个人关押在一个单独牢房，而大村忍也被关押在了单独牢房。
他在牢房里瑟瑟发抖，回忆着那些中国军人所遭受的虐待，于是当工作人员让他写下认罪书时，他二话不说就写了。
当然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肯定是不会折磨他的，大村忍会被关押在单独牢房纯粹是因为他的官阶较高，在战犯当中具有代表性。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有45名战犯被关押在单独牢房，这45名战犯后来成为了这1062名日本战犯的代表。
大村忍是最早认罪的战犯之一，在日后的改造当中，大村忍渐渐从军国主义思想当中走了出来，并且由衷地、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做出了最为深刻的忏悔。
有改造得比较快的，自然也有改造得比较慢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岛村三郎，他是战犯管理所中最为顽固的战犯之一。他不仅没有半点悔过之意，还满怀着对天皇的“忠诚”以及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为了改造他，工作人员们与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当岛村三郎被关押在单独牢房之时，他做好了准备迎接无尽的折磨，可是一连一个礼拜，工作人员除了问他是否认罪之外，什么事都没有做。
岛村三郎一直都拒绝认罪，于是工作人员开始把日本侵华的罪证给他看，这些罪证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其中还有一份他自己亲手写的报告书。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岛村三郎始终不愿意认罪。
有一天，工作人员将三大本翻译成日文的案卷放在他的面前。
这三大本案卷摞起来足足有40多厘米高，他拿起来仔仔细细地阅读，为了看完这些材料，他足足花了9天时间。
也是在这9天里，岛村三郎收到了妻子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的儿子在多年之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从那天开始，这些控诉他罪行的罪证每晚都会在他的梦中出现。之后的一天早晨，岛村三郎表示：“我深感羞耻，我已经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了。”
于是岛村三郎开始写下他的罪行：“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我曾经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我曾经指挥部下将100多名俘虏活埋……我曾经亲手砍杀无辜的平民……我曾经亲手将无辜的平民活活烧死……我曾经将很多平民塞入卡车中然后将他们运送到731部队做活体实验……”
这一条接一条的罪行被他自己亲手写下，成为了指控日本侵华战争最为直接的证据。
后来，岛村三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之前一直担忧，一旦坦白就难免一死，于是一直消极抵抗。但是当我花了九天时间看完那些材料后，我觉得我怎么死都不重要了。”
对这些战犯的改造，战犯管理所一共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最终这1062名战犯全部认罪，并且对他们的罪行做出了忏悔。
1956年，45名战犯作为这1062名战犯的代表接受了中国法庭的公开审判，最终这45名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也仅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还是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虏开始算，其他的1017人都被免于起诉，然后释放回国。那些被判处了有期徒刑的战犯也在刑满释放之后，回到了日本。
也许大家会对这样的结果不理解，但是这些战犯回到日本之后，勇敢地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他们写了一本本回忆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赎罪。
正如是周总理所说的：“等到20年以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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